（二）一位跋涉者的心灵史（二） ——给博友之四十八 作者：未庄子 我的祈愿：一直博到最后一口气，在博友温暖目光里，看着真情文字，悄悄与这个世界告别——南通邱新祥
1974年，邱新祥高中毕业了，那时，正兴起上山下乡运动。他是城镇户口，当属在农村插队之列。
新祥爷爷老家，距离天生港3公里，那里是乡下。父亲想好了，如果新祥插队，就到爷爷老家。爷爷奶奶虽不在了，但还有不少老亲戚，他们可以照顾新祥。
高中时，新祥读书成绩比较好，语文是强项，一篇记叙文，曾经被语文老师大为欣赏，刻印成油墨字，同年级四个高中班，大约200个同学，每人一份，供课后阅读。可惜，那时没有大学可读。他们这批高中生，城镇同学，面临去农村插队；家在农村的，自然回乡务农。 父亲很心疼新祥，因为他当时身体不好，经医生诊断，得了严重的胃病。就在新祥准备去农村插队的时候，有一天，居委会通知，要新祥到当地镇政府报到。新祥不知怎么回事，父亲在一边说了一句：“我替你找了朱书记，他出面关照了一下，你不必下乡了，已留在地方上了。”
1976年3月，新祥被当地一家街办企业录用了，这就是南通水表厂，干统计兼工会事务。
过了半年后，父亲才告诉新祥，与他在一起干活儿有一个老兄弟，这个老兄弟，就是当时在镇政府担任一把手的朱柏如书记。过去，他也做过木匠，与父亲同一个师傅。之后，他出去参加了共产党，还从事过地下工作。解放后，他突然现身家乡，还成了当地政府的一把手。一辈子没求过人的父亲，找了自己老哥儿朱书记。不过，他对父亲也表了态：只要你孩子身体有病，医院出了证明，我就给你说一下。 在这件事上，父亲听说，朱书记家里翻建房子。一天夜里，父亲去了爷爷老家，拿回一块棺材板，趁着夜黑，悄悄送过去了。当地有一种风俗，用此板做大门，意味着家境兴旺发达。父亲送过去，就让朱书记责怪了。他说，你孩子身体有病，是实情，我已答应帮你说一下。但你拿这个送来，影响不好。
新祥记得，一次与父亲一起回到爷爷老家，突然发现，南屋墙角里，出现了一块棺材板，问父亲：朱书记把棺材板退回了？父亲嘿嘿笑了笑，却没有回答。
朱书记，如今早已作古了。30多年过去了，新祥还记得那块棺材板，还记着为人正直、两袖清风的朱书记。
在南通水表厂发生了一件事，很能说明青年新祥的个性。女厂长钱娟对一线车工指标订得过高，多数完不成任务被扣了工资，引起大家不满。一天几个人找新祥，想让他出头，领他们去市城管局（当时主管街办企业）告状。新祥没有顾及介入此事，很可能遭到报复，爽快答应了。到了局里，新祥把一些情况反映给了一位陆姓领导，那位领导认真作了记录。过了一个星期，新祥就被钱厂长找去，通知他，厂部已经决定，把他从原岗位调出，安排到外单位学习铝焊。
正巧，母亲那年从火柴厂退休，家里两个男孩，新祥是老大，便顶替母亲转入南通火柴厂。时间是1979年。那时，父亲已经病逝了。新祥被分配到一车间，活儿很累。这里，为生产第一道工序。新祥的岗位，每天跟着李汉师傅，到场外装运原木。先要将堆得房子高的原木，一根根地撬下，再几个人合力，站在木头一边，奋力撬上笨重的滑轮车。大约装五六根，但很沉，需要一个人在前面拉，两三个人在后面推着走。遇到直径特别大的，或弯曲厉害的原木，一头拖在地上，那就要付出吃奶的力气。到进了车间，再用一种老掉牙的锯木设备，依次分段。一个班下来，累死累活，也干不了多少。
由于生产效率很低，工作时间长，加上新祥过去在校，为了在市里中学生运动会上出成绩，其在投掷手榴弹、铅球等运动项目上，拿过名次。由于体能训练超强，营养跟不上，导致新祥患了严重胃溃疡。通过治疗，此病有所好转，但落下病根。在一车间锯木组坚持干了不到一个月，新祥老病复发，累得吐血。
厂医为他开了病假条，也开了去南通一院看病的特约介绍信。经过治疗休假控制了病情。过了大约3个月，一车间锯木组，要上一套新设备，新祥跟随师傅等4个人，到了上海火柴厂学习带锯新的操作方式。回来后，新祥成为熟练的操作员。生产不但效率高，锯木质量也得到提高，由于锯缝小，也节约了木材。当年，新祥与李汉师傅，都被评上了先进生产工作者。
新祥报了南通总工会“业余工大”读书。因为读书地点离天生港（火柴厂就在天生港）大约七八公里。但他基本做到生产读书两不误。但厂领导对他不看好，认为他读的是“汉语言文学”，不是轻工专业，对火柴厂作用不大。
“文革”结束后，伴随着思想解放的钟声，桎梏人们的精神枷锁被打碎了，一时间文学创作如雨后春笋繁荣起来，“知青文学”、“伤痕文学”争奇斗艳，一批青年作家应运而生。
这时候，在南通的天生港镇，有一个青年也在做着文学梦，他就是20刚出头的邱新祥。他参加了天生港文化馆的文学创作班，每个星期都要活动一次。这期间，他写了一些诗歌，在当地报刊发表。一次，《南通日报》的前身《南通大庆报》报社副刊编辑陈白子，来到天生港文化馆指导。他到了会场，问曹馆长，你们天生港有个老邱，今天在不在这里？新祥笑了，走到他面前，如实相告陈编辑：我姓邱，但不是老邱，是个小邱。他说，你写的诗歌，还不错嘛。他一直以为新祥是一个老家伙。
后来，新祥参加了北京《人民文学》、《诗刊》、南京《青春》三家期刊的函授学习。他是《人民文学》创作函授中心第三届高级班的学员，教务主任为知名作家刘心武。在这之前，他还参加了北京鲁迅作家班短期培训。新祥学习刻苦，写作很勤奋，在水表厂上班时躲在仓库里，学日语，偷偷写稿。他写诗歌，也写小说、散文，但最擅长的还是诗歌。他的作品在当地以及省里报刊上陆续发表，他是上世纪80年代南通市的作家协会会员。他本来在文学创作道路上可以有更大的发展，可是工作却打乱了他的步伐，他的创作灵感，曾一度被负重的生活所压所累，让人生的道路颠簸起伏。
1984年，婚后第三年，新祥就被火柴厂派到东北林区，负责木材调运工作。他的足迹，到过黑龙江的绥陵、苇河、美溪、铁力，到过吉林的通化、浑江、三岔子、湾沟、仙人桥等地。哈尔滨是他们总部驻地，也可称为办公总调度的中心。
新祥等人泡在林区，常驻的，一般时间达到半年以上，最长的也有一年出头。那时，最让他们烦心的，就是打长途电话这个活儿。这个活儿，在当时来讲，可以说是一项最折磨心灵的活儿。哪像现在，手机在身上伺候着，随时随地打个手机，要多方便有多方便。 新祥去东北林区，最后一年在大连香炉礁港务公司中转木材，前前后后一共干了4年。
新祥在黑龙江苇河林业局，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儿。
话说新祥在水表厂时，怀着对诗歌的狂想与执著，常常产生一种冲动，开始舞笔练习。起初几首涂完后，却一直不满意，搁在一边。过了几天，再拿出来修改。一首表现车间场景的诗歌，还算比较成功，觉得能代表自己水平了，便细心折好信笺，放在枕头底下，准备什么时候寄到一家报刊。
一天，新祥怎么也找不到这首诗歌了。奇怪啊，大姐、二姐对诗歌不感兴趣。大姐在通棉一厂上班，回来就是睡觉。二姐在本地发电厂工作，忙着自己活儿，对他的诗歌瞧都不瞧一眼。是谁偷了这首诗歌呢？
两个多月后，新祥接到邮递员送来的一封信。从封面看是老五的，还是《江苏工人报》寄来的。新祥想，老五怎么会有报社给他来信呢？拆开报纸几个版面一看，居然发现，一首诗歌上方有老五的名字。哎，新祥更奇怪了，他怎么还能在省报上发表作品？
再读老五的诗歌，新祥生气了：这不正是自己那首找不到的诗稿吗？原来老五摸去了，还偷偷拿出去发表了。晚上，老五回来了，新祥挡住他张口便问：“你是不是偷了我的诗歌，还大胆拿出去发表了，你怎么回事儿？自己想出名，做出这等事来？”
他笑了，马上知道了什么回事：“不就是一首诗歌吗？是我寄出去了。我还动了一处呢。”新祥更气了，怪不得诗歌中有一句，横看竖读，不对劲儿，他居然还改动自己的作品？！
“为什么不经我同意？”新祥朝他瞪着眼。
“你把它闲在枕头下，不是浪费吗？”老五嬉皮笑脸。
“我告诉你，稿费到了，一个子儿你都别想拿，必须全部交给我，这是我的作品！”
那时，报社邮寄稿费不是很及时，时间一长，新祥也忘了这件事。
1985年，新祥在东北苇河调运木材时，住在一家个体旅馆。旅馆主人姓孙，是哥儿俩。接待室有个姑娘，面部有点黑，叫孙兰芬，是哥儿俩的妹妹。她有个好朋友，也姓孙，叫孙萍，两人经常在一起。
有一天新祥发现，她俩还参加了辽宁鸭绿江期刊的函授作家班，新祥开始对她俩刮目相看。渐渐地，他们3人走近了，在一起探讨文学方面的一些话题。当时两个姑娘，都没有成家，还是“单棵”。一次孙兰芬开玩笑，叫新祥娶孙萍。当时，新祥已经成家了，老婆虽是家人与亲戚联手强行摊派的，但这个绳索，已经捆住了自己，让他对美好婚姻失去了向往。
孙萍，新祥对她是有好感。她文静，话语不多。爱好文学，更让新祥多了一种敬意。但是，在婚姻方面自己没有退路了。 过了大半年，新祥换防了，被总部派到哈尔滨西北部的绥棱了。
没有多久，家人来信告诉新祥，老五谈对象了，他居然找了一个东北女孩。新祥颇生疑惑，他怎么有机会，把一个东北姑娘搞到手的？ 年底新祥回家了。听母亲说，新祥不在家，有封东北来信让老五代收了。原来，是孙兰芬写给新祥的信。当时，她不知新祥又辗转到了黑龙江的绥棱，以为他回到了老家。孙兰芬把信直接寄到了南通。老五到手，却很殷勤，没有耽误时间，替哥哥认真回了封信。哪知道，她接了这封信，又回信给老五。老五水平也可以，多少也能弄点养眼词汇，堆砌在语句里。这不，这些烫眼更有点暖心的词汇，组成了一支队伍，把这个东北姑娘包围了。通过信件来往，两人的感情升温了。
等新祥再次回到老家，听小妹透露，老五与孙的通信，已经到了她不能看的层面了。文革期间，孙家父亲被打倒，全家下放黑龙江。当年政府落实政策，孙兰芬一家人才回到老家山东。本来应该在故居日照，但因人口指标落实困难，才改为在诸城安家。不久，老五收到孙从诸城寄来的一笔路费，叫他过去与她正式见面。姑娘多实在，还想着为老五省一笔开销。老五去了，回来没有多久，两人便成家了。
直到今天，还有人开玩笑，说老五这个弟媳妇，有新祥的一份功劳。也是，如果没有新祥在东北苇河一段经历，怎么会有老五和孙兰芬的鸿雁传书呢？这真是：无巧不成书！
上世纪80年代末期，南通火柴厂已经不景气了。火柴压库，新祥几乎跑遍了苏南和苏北的一些城市，搞火柴销售。跑了一圈，新祥发现自己收入并不高，与南通开发区一些外资企业相比，差了一截。这时，新祥获知南通开发区富豪家具有限公司招聘业务员，工作内容：长驻西部宝鸡负责木材调运。接触了解后，他准备跳槽到该公司。很快，这家公司领导决定接受他。他便向厂部打了辞职报告。新祥的这一举动，不啻在厂里扔了一颗重弹。很多人不理解，认为他父亲不在了，没人管他了，鸡毛要上天了。 改 革开放初期，下海经商的主要是一些没有正当职业的公民，如回城青年，城市里的游民，包括一些刑满释放人员，他们经过一番拼搏，其中一些人进入了先富起来的阶层。而新祥手里捧着铁饭碗，又是一家国有企业，自己打碎铁饭碗。当时，能有这个举动，需要一定胆量和气魄。当然，也让新祥预料到了，这个百年老厂没过七八年，也倒闭了。幸亏新祥跳槽早，不然也成了火柴厂的下岗待业人员。
那个时候，新祥要跳槽，并非易事。他炒了单位鱿鱼，让厂领导恼火。有的扬言，不会轻易放过他。部门头头李付根，以他两笔约2、5万的火柴货款没有结回，扣住他不放。厂长陈柏年也是态度冷淡，不愿表态。新祥的辞职报告被压着，没有一点动静。但他已经不能再等了，一天晚上，他暗暗跟着陈厂长，一路追到他居住在市中心濠北新村小区的家里。
此举，让陈厂长的爱人，大为不满，认为新祥要求辞职，不能把这个事情搅到她家里。当时的意思，要他赶紧离开。新祥想起自己在火柴厂，前前后后遭遇的一些不公与欺压，怒火一下子从胸中暴发出来，把客厅里桌子拎起，对陈的爱人：这样吧，你现在就报警，把我送进派出所。见此情形，陈厂长把他爱人支走，态度友好地对我：“好吧，你不要再讲了，明天到我办公室，我把你的辞职报告，批给你。”
那天晚上，新祥去了陈厂长家里，也是没有退路了。因为开发区那家公司已经通知他上班，马上出差宝鸡替换一个长驻的业务员。由此，才冒着风险，去陈厂长家里小闹了一下。
1990年新祥离开火柴厂，档案却一直被卡，无法调走。时间拖到1991年，在新祥几次要求下，厂方才对他进行了除名处理。这个期间，新祥还碰到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由于彻底要离开火柴厂，新祥与供销科一个办事员，进行了货款对账，结果，两人交接的一笔5000元货款，去向不明。双方都不承认过错。厂方把南通市检察院两个同志请到厂里，对两人分别进行谈话。好在新祥早有准备，把供销科这个办事员的账本，进行了复印取证。因为账本上，办事员自己用铅笔写了一行字：5000元现金到账。当新祥把证据拿到两个检察院同志面前，对方让那个办事员过来确认。其表示，这一行铅笔字，是他写的。检察院的两个同志，对我不吱声了。
不过，尽管新祥对供销科这笔不知去向的5000元，没有责任，但在科长李付根的要求下，让他先垫付3600元。意思是暂时押在火柴厂，这笔5000元查清，认定不是新祥的过错，再予以退还。为了不再耽误新单位上班，新祥只能认了。
当然，在这件事上，他想的更多，是自己提前将账本进行了复印取证，如果没有这个证据，或者证据灭失（办事员那一行铅笔字迹，如果擦掉）那次，可能他的前途，就会彻底改变了。
1991年，邱新祥终于成了体制外的自由人，迎接他的将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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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1-8 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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