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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资料显示,江苏13个地市中,有10个城市已经深度老龄化(即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已达到或超过14%),其中,南通、泰州、扬州等苏中地区老龄化问题最为突出。据专家分析,这与过去计划生育执行较严格、独生子女占比高有关。 事实上,南通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并不是第六次、第七次人口普查刚刚显示出来的。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南通市人口老龄化问题已显现。只是当时在计划生育的大背景下,人们对此问题尚未引起重视。 南通的如东县曾经是计划生育政策的标杆,多次获评国家级、省级的计划生育先进县称号。如今,如东曾经的荣誉称号几乎没有了实际价值,相反成了问题产生的根源。 现今走在如东的大街小巷,肉眼就能觉察出老年人比例非常大,基本上有两个人就能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有相关学者做出了预测,到2030年时,如东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占全部人口接近六成。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数字,意味着有五个人,就有三个是老年人,除去未成年人,相当于1个青年人要照顾3个老年人,同时还要抚养孩子。 这就是当年的极端计划生育政策对南通的造成的影响。 回顾当年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不能不提到两个人:一个马寅初,一个宋健。 1957年,身为北大校长的马寅初就提出了控制人口学说。他现在被誉为独生子女政策之父。有意思的是,马老虽然嘴上说不要,但身体却很诚实。他曾经娶妻纳妾,还生了七个孩子。中国人自古就有“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观念,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当时就被民众们口诛笔伐,谴责不断;很快又有人拔出他的家庭,发现他儿孙成群,讨伐的声音更甚。很多人觉得马寅初为名为利,客观地说,纵观他的生平,他不缺名,更不缺利。 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台起到关键作用的是一名火箭专家,他叫宋健,钱学森的门生,留苏博士,著名的控制论、系统工程和航空航天技术专家,后来成为两院院士。不知何故,他居然用研究火箭的理论,研究起了人口控制。 在1979年的成都人口论坛上,各方观点进行了激烈的碰撞。青年学者梁中堂从1978年就开始参入中国人口政策讨论,他一开始就反对独生子女政策,反对宋健的“人口控制论”,他预测到:“一胎化”政策在下个世纪很可能会给国家带来老龄化、养老困难等另一类人口问题。在对部分地区的样本分析后,他发现“一胎化”从长期来看,会对社会和经济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社会出现“4:2:1”的家庭结构,形成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倒金字塔”人口年龄结构。这不但是家庭问题,更是社会和经济问题。 梁中堂当场发飙:再穷的人也有他的欢乐,他的幸福。任何人都不能因为他穷,就取消他存在的权利。但最终,成都人口论坛集体通过了火箭专家们关于独生子女政策的提案。 一个半路“出家”,从不以“人口学者”自居的党校教师,就这样凭着常识和焦虑,开始了连续多年,孤身“上书”。在他的力争下,1985年国家特批他选择山西翼城县试点他的二胎晚育理论,成为中国人口政策的特区。 如今,梁中堂的预测已经成为现实。几十年后,中国社会人口会剧烈减少,老龄化越来越严重。2020年,我国人口出生率仅为8.52%,首次跌破10%。而2021年,放开三胎政策后,人口出生率还下降到7.52%,2022年更低,6.66%,已经出现连年下降的情况。如今,社会面上的结婚率还在下降,离婚率还在增加。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不想结婚,即使结婚了,也不想生孩子。 看到一篇分析文章说:独生子女在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集体意识、合作精神和牺牲奉献观念等方面,与以往多子女家庭出生的人群相比,有显著差异,在这一代人身上,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色彩更为淡薄。 
而南通地区,是深受其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南通地区是最早响应国家号召的地区之一,如东县更是计划生育模范县。面对老龄化,如东县官方文件曾表示:“由此将引发的劳动力短缺、婚姻挤压、生源、兵源等问题,也使未来我县人口问题变得更为错综复杂。” 南通地区70初就开始有了独生子女,而在其他地区,特别是边远地区,那时还在一个接一个的生。 我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出生的人。和我年龄相仿的,大都在上世纪90年代初结的婚。我在苏北地区有不少的同学,他们那时大都还能生二胎。但在我们这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没单位的,除非你不怕重罚,有单位的,除非你不怕被开除。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六个孩子的父亲》,他是在我们这里摆摊卖水果的,他是安徽人或者是山东人。他有六个孩子,大的如今也只有十五六岁。他的这些孩子都是在新世纪出生的,而在我们南通,五十年前就开始有独生子女了,而在四十年前、三十年前,想生二胎,那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成为了历史,但我们不能忘记历史,我们应该记住历史上的那些错误,以防止历史重演。
来源:夜航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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