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大学学生遇袭事件：公共政策缺位的高校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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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5日23时50分许，吉林大学两名法学院硕士二年级学生晚自习结束后在宿舍附近遭遇一手持刀、锤的青年男子袭击，其中一名学生遇害，另一名全身浴血。事发十二小时后，校方才通过官方微博证实。围绕着这起恶性事件，校内学生呈现出两种主流观点，一是排外，二是自保，这两种观点分别构成了社会上“居住空间幻境”与“城市自救守则”的缩影，从一个侧面佐证了整个社会在不可逆转地向内迁移（inward movement）。
象牙塔：一个居住空间幻境
! _' b& P" w9 e官方微博中以“社会人员”的微妙措辞手法重构了凶手的身份，在公开更多细节之前，将舆论的焦点从校内引向校外，重点指向了位于吉林大学中心校区中心地带的日新楼。
8 I) a6 \8 w/ {去年底，日新楼正式投入使用，影院、健身馆、游泳馆、咖啡厅和餐厅等商业场所在相对封闭的校园范围内对外形成一个巨大的磁场，大量校外人员以消费者或服务者的身份涌入校园，彻底打破了高校校园原有的人员构成，同时也打碎了作为居住空间的象牙塔所维持的“幻境”。
吉林大学中心校区有围栏标示明确的边界范围，校园内主要干道有监控设施，以这些保护园区内居住者、排斥外来者的监控和设备为标准，基本可以认定校园具有半封闭性质，而若干个缺乏安保措施的小门以及松散分布的监控设施同时表明了校园具有的开放性——内置于校园的日新楼和这些方便出入的小门，里应外合，共同构成了威胁居住空间幻境的灰色地带。
学校内部此前并非不存在校园暴力和其他犯罪，但在多种原因的综合作用下，这些危险因素的存在没能引起学生的恐慌——即便在与这起案件相关的更多细节通过非官方渠道流出，揭示所谓“社会人员”不过是一个因未能顺利毕业而失去学生身份的个体后，也只是使局部讨论轻微偏离了既定方向，但仍未能使日新楼脱离舆论的漩涡。可见，在关于校园暴力案件的讨论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并非犯罪的严重程度，而是犯罪者的身份。
/ [$ X1 M- ^3 v& v; b) q& x+ y无论有无日新楼，校内学生的安全感都不是来自那些锈迹斑斑的铁艺围墙，但商业气息浓郁的日新楼打破了校园之前“安全、私密、排他”的幻境（同样持有这种幻境的还有打着“高尚生活社区”构建起来的封闭式小区）。日新楼拔地而起后，学生对它的情感是复杂的：一方面日新楼的存在为日常生活尤其是休闲娱乐方面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另一方面，日新楼本身也成为校园安全的潜在威胁，活跃于日新楼内外的人都是“道德上的他者”，这个他者既使象牙塔内群体感到宽慰，同时又构成了这个群体焦虑的来源。
恶性事件发生后，由于消息被封锁，公开信息与事实无法相互匹配，“道德上的他者”作为焦虑根源的一面被无限放大，排斥焦虑的本能成为重塑居住空间幻象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而这种斥力将在象牙塔内群体对自身安全的焦虑感消解前一直持续。
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城市生活自救守则
5 F" w& P; G' O' J- L恶性事件发生后，提示学生注意安全和尽量不走夜路的倡议声不绝于耳，比起对日新楼的排斥，这种声音更加响亮。无论是笼统的注意安全提示语还是更加具象的对走夜路行为的回避，公众都十分熟悉，这两种声音几乎列席了每一次对公共安全事件的讨论，场场不落，它们同属于城市生活自救守则的一部分。
3 {7 Q: p' P: F/ b城市人口的个人日常管理技术是守则的主要内容，现代社会中个人的生活品质一定程度上由个人日常管理技术的掌握程度和熟练程度决定，而总括这些技术的守则包罗万象，几乎构成了现代社会中的百科全书，衣食住行无所不包，从辨别农药超标的农产品，到夜路遇袭如何自救这种突破常人想象力的事情，更加挑战想象力极限的则是这份守则的文本化、实体化——在中国高校中，这种魔幻现实正在发生。
1 v! k( b& P: _, c& s* j# f案例一：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本科生康宸玮近期在网络上公布了《沉默的铁狮——2016北京师范大学校园性骚扰调查及时报告》，报告中按危险等级详尽地标注出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二十二处性骚扰多发地，这张题为“2007至2016年北京师范大学性骚扰次数地区分布图”的地图在传播的过程中逐渐成为“自救手册”的一部人，起到了与“前方施工，请绕行”相同的作用。
案例二：山东临沂、广东潮汕相继出现新生因电信诈骗而猝死、自杀的情况后，防骗成为很多大学入学教育的一部分，甚至进行考试。
' |  C( J' @+ M! Z" U& n! N与对居住空间幻境的执着一样，这种守则的存在也是现代社会向内迁移的表现，而在以上例举的两则案例中，守则实体化并被整个社会所认同，说明这种向内迁移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城市人口表面上是在依照守则的指引回避危险区域、危险行为，通过自保获得安全感，但这种安全感的实际来源是对公共空间的回避。
自保在短期体现出的效率优势是无法替代的，但就长期而言，自保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守则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而潜在的危险还有很多，社会为了获取经验需要付出过于高昂的代价，包括但不限于财产的所有权、性自主权乃至生命。经验无法补全的先天性劣势决定了我们不能放弃致力于通过公共领域的改革获得真正的安全感。危险降临到个人头上的几率是相等的，这种社会性的共同脆弱，只有通过共同努力才能得到改善。
然而，多数情况下，得到的反馈并非指向公共领域，而是对个体违反城市生活自救守则的指责：虽然行为人也有错，但别人都安全就你出事，要怪就怪自己甲乙丙丁项做得不好。这里的甲乙丙丁会根据事件的不同情况被替换，在性侵案件中指向受害者的举止、衣物，在电信诈骗中指向受害者的天真和生活经验的匮乏，在校园凶案中则指向晚归学生走夜路。这些事项在城市生活自救守则上可都写着呢！
# ~. |5 y/ K" P0 W' D“公共“的缺位
无论是排斥还是自保，都表明整个社会不可逆的向内发展趋势，对公共空间的回避加深了由身份构成的群体之间彼此的不信任，而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巨大斥力维系并促进了群体内部的团结，并进一步推动群体向内迁移。由于公共讨论空间没有形成，群体的政治性诉求几近于无，社会的整体去政治化又进一步削弱了群体对于依赖公共政策解决问题的欲望。
形而上地看，吉林大学这起恶性事件无疑是公共政策长期缺位所导致的，然而在排斥与自保的两种声音中，作为区域范围内公共政策制定者的校方，成功地隐身了。尤其是在吉林大学七十周年校庆即将到来之际，任何指向学校、揭露乱象的声音都被视为对学校声誉的“抹黑”。
在价值位阶上，高校的荣誉是远远在个体的学生之上的。校园内发生的事，只要不能给学校增光添彩，就有可能被视为“抹黑”，包括但不限于学生犯罪、学生自杀、学生遭受人身侵害。“抹黑”的行为不仅不能被校方谅解，也不为其他学生个体所谅解。
校方能够隐身的前提条件，就在于校方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它以校院内的党团政治组织、院系行政组织和学生自治组织等形态具象化地呈现在学生个体面前。
" L7 l' |3 v  I/ e: L7 d9 ^作为建国后第一批被纳入党政领导轨道的学生组织形态，这些名称各异，成员也不尽相同的组织在意志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学生自治组织（学生会）非但不承担表达学生群体性意愿的责任，反而成为权威意志的延伸出现在第一线，负面信息一出，往往在学生会一层就压住了。消息不对称使得学生个体之间基于不同的信息得出不同的结论，并陷入争辩中无法自拔，多数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就会被消解，对于那些无法靠切断消息源来消解的矛盾，赔偿金和围绕着学历证、学位证以及其他荣誉的威逼利诱也足以实现负面消息的冷处理——国内几乎每所高校都存在一条“薛定谔的保研路”，在灾难发生之前，你很难确定自己将得到什么。
/ F/ N) b/ M/ N4 L1 }) I被称做“象牙塔”的高校仍然具有理想主义色彩，但在公共政治空间被严重压缩的当下，校园不过是整个社会的无差别缩影。美好的校园生活不过是青春幻梦，谁能做得，实属侥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