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徐寿民：一个民国银行职员的往事寻踪

旁观者清02

徐寿民，浙江绍兴人，1925年考取浙江兴业银行练习生，先后在天津支行、北平支行以及总行等的一线部门任职。在工作之余，他将工作和生活中的所思所想，以及对本行业务发展、宏观形势分析等付诸文字，并发表在浙江兴业银行的内部刊物《兴业邮乘》上。这些文字经作者挖掘和整理后，真实和生动地呈现了百年前一位普通银行职员的工作状态和精神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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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徐寿民：一个民国银行职员的往事寻踪

浙江兴业银行天津分行旧址
新手上路：银行练习生徐寿民
1925年初，徐寿民投考浙江兴业银行练习生，介绍人为时任该行天津支行襄理师凤昇。被录取后，徐寿民于当年2月到上海总处报到，随即被分派到天津支行。总处为其代购了由上海赴天津的“新铭”号轮船的船票，并关照船上茶役照顾。另一位同时录取的练习生姚引之，当时结伴而行。这一路对于徐寿民来说，十分辛苦，“船行海中，颠簸甚剧，呕吐卧床不能起，三日未进食。”
尽管如此，徐寿民的心情似乎还不错，“船至津沽，时已万家灯火，船身弯曲驶入七十二沽，顾盼岸景，大有可观。”抵达码头时，已经是夜里11点多，船上的茶役担心这两位年轻人难觅行址，特别交代当地长发客栈的接客，先带至该栈寄宿。抵达客栈后，姚引之嘱客栈茶役代购了鸭梨和落花生，权充宵夜，“味极可口，胜于南产”。
第二天早晨，徐寿民等二人询明路径，徒步到行；“时行屋四周，皆为平房，惟我行屋独巍巍然，一望即触眼帘”。“入门，首遇姚颂南君，具道来意，即由庶务李幼甫君，偕同拜见老师，揖晤同人”。在徐寿民的记忆中，该行对待练习生相当不错，“素视同家人子弟”，而当时天津支行经理顾逸农先生，对他们更是爱护备至。
徐寿民回忆道：“进行的头一天谒见经理，我实行叩头拜师大礼，顾经理确亦把我当作自己的子弟一样，除于公事上循循善诱外，并于各项小节，如起居、饮食、衣着、读书、消遣等事，亦极注意，遇有不顺眼的，他就毫不客气地当面直说。”
3 e' _+ R0 k. L! ?顾经理的严格管理体现在多处。“不日，即嘱入美国英文夜校补习英文，至平时对于我等行动，督促尤严，盖恐青年血气未定，督率不周，易入邪途也。”徐寿民与姚引之居同一寝室，每晚九点钟即睡。“有时方熄灯就寝，忽觉门半开，探入一人头，急开灯，方知为顾经理巡查我等是否在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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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寿民的个人信息
剃头与光阴
5 c- N4 [" h, R7 x- s不到两个月，另一练习生程杏初到行，他们又多了一个伴侣。“初三人留有头发，一夕，忽茶役递到经理手谕，略谓‘汝等正在练习时期，首宜宝贵光阴，不可费时于修饰门面’，于是三人乃各剪为平顶。” 徐寿民对此感叹：“顾经理对学生注意之微，于此可见！我等之能守纪律，略有上进，顾经理实有所赐！”
22年后，《兴业邮乘》举办“我在本行所遭遇最有意义的故事”征文时，徐寿民以“二天剃了二次头”为题，再次叙述了这件令他终生难忘的往事：
当我进行约二个月的一天，茶役递给我一封信，信封上打着收信人我的姓名，又印着 “天津浙江兴业银行缄”字样，我奇怪本行为什么要给我信呢，急忙拆阅，是一封用打字机打得很整齐的信，是顾经理具名的，看完了，我很慎重的把它放在抽斗里，并叫茶房告知行中雇用的理发匠，“下班后我要理发”。茶房回来对我说：“理发的说怕弄错了，徐先生昨天刚理发，不会得今天再要理发吧？”我笑着说：“不错，昨天我刚理发过的，不过今天要把西发剪一个‘平头’。”于是我在下班后，在理发匠露着惊奇的神态下，把昨天刚理的发，再理了一次。
4 _: P5 ?1 O% U0 }: E" U  b从这次理发的起因，我知道在学业期间光阴的可贵，自己学识的不足，从此除专心学习行务外，在早晨黄昏，不是看看中文，练习小字，就叽里咕噜念念英法文。可惜以职务上对于英法文并无用处，同时我的天资又欠聪敏，到了现在，可说已忘记得一干二净。不过我能在本行做一个小小的头目的基础，可说完全还是在那几年中打定的，所以我认为剃头事小，给予我的意义极大。至于那封信的内容，恕不发表，大意谓在学业期间光阴可贵，养了西发，理发次数既须加勤，而每日梳洗，更费时光，且头戴乌纱帽，尤不雅观（当时养发的练习生有好几位，有的在宿舍里常带着压发帽），限即日剪去，并其他勉励等语。
* \1 R1 ?* g' ?, L" y, v* I（徐寿民：《二天剃了二次头》，《兴业邮乘》143期，1947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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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寿民在浙兴津行的行员信息表
轮岗经历
在天津支行充当练习生期间，徐寿民等几位相当勤勉，积极上进。“行中每早于九时开始办公，备有签到钟，我等六句钟起床后，即去签到，以营业室门尚未开启，均由营业柜上窗洞出入，虽觉可笑，而足表各人颇有进取之心。使吾终身而有此种思想，决无贻误公事之虞矣。”
徐寿民最初安排在该行本埠同业处练习，“除递传票、抄往押透等便查簿外，一无所事，然犹觉不能胜任。忆曾有一日，将往透某户存数误抄为欠，致遭经理之训责，乃深感银行工作之难”。不数月，徐寿民被调至南开储蓄分处，该处设在南开中学校内，除吸收一部分学生零星存款外，学生家长汇寄款项，亦因此多托该行办理，“实为一举两得之发展业务方法”。当时的主管员为娄琴斋，“一切均蒙指教，获益良多”。给徐寿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乘坐电车。“南开地处城南，往返须二易电车，再坐胶皮。津地电车，不分等级，乘客多北人，性嗜大葱，其味触鼻，非南人所习闻，夏季蝇类尤多，但为节省行中开支，娄君与余，均安之若素。”
数月后，徐寿民被调回支行，先后在会计股、文牍股和汇兑股三处，轮流练习。他对这三处的经历，留下了以下印象：
时会计主任邓范吾君，短小精干，尤善交际，柜上顾客，多由彼接待，与票盖章，常由会计股人员或营业上之职员代盖，手续虽嫌欠缺，而从未发生事故，较之目前各银行防范虽严，而弊窦仍有所闻者，不得不叹人心之日非矣。会计股之工作，为黏传票上之附件，打号码，帮同对账，及整理一切账表。
在文牍股，则不过每日封寄各行号信，及有时帮同抄缮信稿而已。工作虽似细碎苦燥，而无形中每日各股之情形，得窥全豹，余之于银行业务略知一二者，此练习期间之所得也。
最后在汇兑股学习，主管员刘学斋君，事无巨细，均乐于指导，并常嘱实习。时尚未废两改元，银洋折合，虽多一重计算，而银行于汇款中，在行市内无形中可多沾利润。今则银行利益，日趋艰难，此亦一端。记载总分行转账，以有对方关系，初觉复杂难懂，不过依样葫芦，嗣经探得原理，乃感趣味。
（徐寿民：《练习时期之回忆》，《兴业邮乘》46期，1936年6月9日。）
徐寿民先后在该行天津支行、北平支行和总行任职，主要在柜面一线服务，直接与顾客打交道，即便从事管理工作后，也主要负责营业方面事务，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实践经验。从他在《兴业邮乘》上发表的多篇文章看，他又是一个喜欢思考、善于总结的行员。
在天津支行工作期间，徐寿民对自己从事会计核对的职务有如下认识：
在银行里办事的人，大部分的工作，就是书写和计算，在柜上的，还须应对顾客。至于我常任核对职务的人，除别人偶有错误的时候，须写一张铅笔通知纸条外，一把算盘，那是为我一刻不离的良伴。从前有人说：“做钱店倌，是铜钱眼里翻筋斗”，像我这样的人，那么也可以说是在算盘上跳浜了。说到我职务的本身，看起来好像是机械式的，无弹性的。可是在复核的时候，行中和顾客的一切，均能一幕一幕，像映电影似的，在我的脑筋里演映着，能使我兴奋，能使我领悟，有时还能使我发噱。
（徐寿民：《我的职务拉杂谈》，《兴业邮乘》20期，1934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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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寿民的职员印鉴
: r5 j5 f- f0 \8 Z- Q难缠的顾客与偷懒的柜员
( m: l/ a7 N  T/ X) V, l' S6 h1929年至1930年，徐寿民在天津支行主管国内汇兑业务。他在参加《兴业邮乘》“回忆中最难对付的几个顾客”征文时，将所谓难对付的顾客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精明而熟谙银行业务的；二是不识书写及不懂银行手续的；三是智识阶级中似懂非懂、强词夺理的。并用具体事例，阐明了应对的方法与技巧。
# k2 t% q$ d. S5 M, ]1 R! P/ |3 L当然，也不能把营业中所有的过错都归咎于顾客。他曾借助一位朋友陶君之口，对柜面行员“最易沾染之不良习惯”，作了如下描述：
办事人员，能将空闲功夫，以书报为消遣，确是一种最良好的习惯。不过银行员在办公室中阅读书报，于办事手续的快慢，与顾客时间上的经济，似有极大之关系。因一般人看书，至津津有味时，常不肯中辍，必须看毕一段，始肯放手，再处置其应做之事务。银行事务往往须经过多人之手，始能完毕；若中有一人，有此习惯，手续必因之而迟缓。我因此须多站几分钟在银行的柜前。
我有时至银行，往往正遇着管事员，在整理钞票或书写账单。能够即刻放下他的工作而来接待我的，实占少数。客气点的，还说一句“对不起，请等一等”。有的往往竟不睬人，直等到他的内部事情完了，才慢吞吞的与我来接洽。或者在他的心目中，以为他办的也是公事，不妨使我多站一站。不过依顾客的心理，似宜先做柜上的事务。因谁也不愿鹄候于银行之柜前，而耗费他的宝贵光阴。
我有时跑进银行，柜上并无许多其他顾客。但是我所要接洽的银行员，正离座与其他银行员谈天说地。我虽然等了许多时候，但是他并没有注意到我。我因另有他事，不能静聆他们的高谈阔论，不觉用手在柜上拍了几拍，那银行员才赶过来与我接洽。他那一付不景气的尊容，似乎很怪我，不应该拍柜台催他。
（徐寿民：《一个银行顾客的几句话》，《兴业邮乘》5期，1933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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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寿民的笔迹
职场之外：消遣也需有道德观念
  d2 e7 L# `9 [! D' @除工作以外，徐寿民也注重生活。在天津做练习生时期，该行经理、襄理等均住在行内，颇为热闹。每晚同人多以打牌为消遣，而徐寿民的主要娱乐则为听留声机及打台球，他后来说，“余至今性嗜皮簧，实种因于此”。有时，他也参与打乒乓球。“项君（项叔翔）令弟吉士君，前服务津中国银行时，曾寄寓本行数月，时因天气炎热，不能早睡，常在电灯光下跣足露背，共打乒乓，直至汗流浃背，晚风习习时，始各洗澡就寝。至今谈及，均犹为之莞尔。”
* _3 q! K0 H0 s- v( \8 m6 S徐寿民喜爱读书。假日，他经常与另一练习生姚引之至天津当地中国城内，参观商务印书馆等书铺，“归途恒购粽子糖一角，共啖之，亦至足乐”。该行襄理师凤昇，“常以李文忠公信稿嘱抄，时至我等房中谈笑，颇为和蔼可亲”。朱展宜先生人颇热心，晚间并为同人们补习英文，徐寿民和王百先、姚引之、韩椿庭、程杏初、瞿盛初等同事都参加听讲，“先生讲课时，精神饱满，声音宏亮，听者颇感兴趣，而尤以讲解外国法律案件时为甚”。收支主任屠兆莲君，宁波人，“‘肉骨头敲锣鼓’等甬语，常闻于耳”。他的印象中，“屠君不轻外出，亦不打牌，早晚惟朗诵经书，其用功精神，实足取法。”
徐寿民以为，“每日以书写一二三四数目字，和拨动‘逢一进一’算盘珠的银行员，他们的职务，本来就很刻板，若一天的事情，稍忙一点，难免要觉得生活的枯燥和烦闷。不过假使我们在公务之暇，有相当的娱乐，以调剂身心，则我们一天疲乏的精神，自能会得着一种安慰，而恢复原态。”
4 V$ o: }5 `8 |+ {6 I徐寿民认为，“人生除了职业以外，消遣的确也是一件不可少的事情。各人嗜好互异，我以为各种正当娱乐，做银行员的都可以去干，只要顾到三个条件。”他认为：第一是经济方面。做银行员的，收入有限，若用途大了，必致入不敷出，亏累堪虞，这是应特别注意的。第二是健康问题。行员的事务，多有关于银钱的进出，偶一不慎，就要赔累，故不能作有害身体的娱乐，或过分的消遣，以免贻误公事。第三是道德观念。做银行员的应有高尚的人格，才能使人信任，故无论作何种消遣，须以不背人格为宗旨。
  p7 C5 ^. U0 O$ s& m0 j4 D(作者系广发银行上海分行纪委书记、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原载《中国银行业》杂志2016年第5期，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