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匿者的生命历程 (我，比埃尔·李维尔 影评)

linwei20039

　　电影令我想起了卡波特的cold blood，但与卡波特的文学化处理不同，作为编剧的福柯曾经多次声言皮埃尔的自述是一份“档案”，揭示了精神病学与犯罪正义的关系，透露出微观权力运作模式。不过，透过不同话语的编织，我们却又似乎可以简单还原这样一位19世纪早期法国农民的生命历程。
　　
　　1、出生
　　皮埃尔的自述起于1813年拿破仑战争，父亲为逃避全国征兵而匆忙结婚。他是懦弱父亲缺乏男子气概的逃避举动的结晶。父亲求婚时墓园十字架上赫然印刻着“1813”字样，确证了作为“事件”的皮埃尔身世：拿破仑战争失败。这种恐怖的死亡意象恰恰笼罩了皮埃尔的一生。
　　皮埃尔是战争之子，“拿破仑遗腹子”，“法兰西孤儿”，伴随着法兰西帝国最后荣光的消散、社会的动荡、农村的衰败、生活水平的极端低下。
　　因此，他的出生，一方面象征了法兰西民族原罪与耻辱的赓续不绝，另一方面，意味着作为父亲救世主的诞生，这是上帝赠予父亲用以替代死亡的无上恩典。
　　这正是皮埃尔的终生困境--自我救赎redemption与拯救人世salvation。他必须以正当化的途径解决这个命题。
　　
　　2、成长
　　2.1 皮埃尔的成长见证了父权的衰亡与母权的僭越。这种此消彼长的“变态”是战争综合症的缩影--失去了足够男性劳动力的农村秩序必然会被女权所主宰，混乱的局面需要女性的维系，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动荡不安的路易十八和七月王朝。母亲羁傲不驯、拒斥男权“象征秩序”的独立姿态（并且这一立场受到很多妇女的支持）彰显了传统农村权力结构的更迭乃至颠覆，妹妹对母亲的追随与对父亲的反叛，进一步展现出僭越性母权的危险性代际遗传，这不仅强化了父亲的屈辱，也激发了皮埃尔自觉恢复“正常化”（非-变态）权力秩序的决心。何况，拯救父亲是他出生的理由，也是他的本质职责。在此，彼拉纠主义失效，奥古斯丁才是正义，此地无人生还，每个人都是罪孽深重的罪人。
　　因此，诸如母亲这类包法利夫人不能自然死亡，她作为“耻”（dis-grace）必须被剥离、肃清，必须被男权手刃，而且是康德式启蒙主义的权力变体--“公开地独立运用权力”。皮埃尔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母亲的惩罚，要公开布道，将复辟男权与毁灭索多玛蛾摩拉的福音传遍堕落人世。
　　由此，皮埃尔由父亲的拯救者升华为人类权力秩序的救世主--耶稣。这一宗教象征意义还体现以他选择自首赴死，隐喻了耶稣在犹太祭祀的咒骂下接受彼拉多的审判。只是为了避免“再-造”耶稣，19世纪权力结构通过精神病学的话语论述，阻止了皮埃尔-耶稣的主动殉道。
　　皮埃尔是上帝之“子”，而且是绝对忠实的儿子（因此，背叛父亲的弟弟也必须被清洗，至于母亲腹中的胎儿火种更要被掐灭）。他以“父”（God-Father）之名而行正义，恢复了“圣父--皮埃尔--男性”三位一体的纯洁本质。
　　
　　2.2 皮埃尔的弑母行为不仅是父权的复辟，或者一种偏执狂的表现，还应是一种快感的大转移。他的救世主身份，也应该从“基督最后的诱惑”这一非禁欲主义的隐秘心理视野下理解。毫无疑问，耶稣与抹大拉的玛利亚之间的乱伦是母题。
　　七月王朝时期的法国农村，天主教势力依旧拥有强大的势力，”不可奸淫”的十诫与”禁止乱伦“的绝对命令因父权的衰落而进一步重申与强化。深受天主教影响的皮埃尔，自觉且极端地完成自我的规训与异化，恐惧与任何女性的相处，试图压抑任何的“病态”欲望。
　　然而，意识形态的罅隙毕竟已经敞开，透露出隐秘而暧昧的光亮，穿透黑色的帷幕，唤醒了那颗沉睡的心灵。
　　皮埃尔沉溺于折磨青蛙鸟类的快感之中，这是一种针对被绝对他者（Absolute Other）压抑的乱伦冲动而生的替代（substitute for forbidden desires of fornication）。并且这种快感又因执行基督教的殉教仪式，如将小动物“钉”在树上（隐喻十字架死刑），为小鸟执行盛大的宗教葬礼，寻获了绝对他者的承认，获得了安全的保证，规避了尼采所说的基督教内疚机制。至于手持镰刀追逐恐吓小女孩，则是试图朝向不可实现的实在界进军，在被禁忌的游戏中以一种毁灭不可触及之物的“自律”姿态获取隐秘的快感。这也是封闭的法国农村“象征秩序”下唯一合法的压抑性升华之道。
　　因此，诱惑必须被合法化为神圣，对皮埃尔而言，弑母即为隐秘快感的根本出路，借此，他既在杀戮中体会了欲望被解放的极乐，也彻底正当化了自我被禁忌的、污秽的、本能的欲望，将宗教规范与被压抑的欲望同一，化身为心念抹大拉玛利亚的耶稣。
　　
　　3 梦想
　　农村青年皮埃尔常有奇思妙想，对科技有着特殊的痴迷，试图制作诸如可使人自由飞翔的工具、自由行驶的车辆，暗契了发端于中世纪、酝酿于文艺复兴、成熟于工业革命的“时代精神”。然而，当工业革命在英国深入之时，七月王朝的法国却停滞不前，技术革新举步维艰，农村仍然停留在落后的农耕文明阶段。保守的氛围致使皮埃尔的“科技幻想”沦为虚妄之思，他所制作并改良的捕鸟工具不仅是一种极具反讽的象征，更在现实与理想的断裂中深化了绝望的基调。
　　同时，皮埃尔不甘于贫困的底层地位，上流社会人士的习性成为作为拉康所谓“想象界”的空虚主体的他邯郸学步的对象。司汤达《红与黑》中于连的晋升之道得益于拿破仑帝国的制度改革，然而，在路易十八与七月王朝统治下，这种顺畅的社会流动性阻滞，不平等权力结构的代际遗传从根本上扼杀了皮埃尔这类贫困的农村青年上升之路。这种绝望最终酿成了1848年波拿巴称帝，正如马克思说，“历史传统在法国农民中间造成了一种迷信，以为一个名叫拿破仑的人将会把一切失去的福利送还他们”。
　　然而，透过皮埃尔的叙述与行为，我们分明辨识出一种针对个体而非制度的报复态度：个体欲望的受阻与自我实现的破灭本质上应归咎为母亲对家庭的背叛--背弃父亲、撕裂家庭、玷污家族名誉、奢侈无度。这不仅是最直接的解决途径，也是最安全的报复手段，作为针对叛逆个体的镇压，弑母行为最终与权力同谋。
　　
　　4死亡
　　皮埃尔最终以一种暗契象征秩序内在逻辑的弑母行为（自我牺牲与牺牲恶人的同一）回答了自我救赎与拯救世人的命题。死亡不仅成为了自我形象神圣化的最终完成，也同样是一种绝望心态的反映，然而，19世纪司法权力却通过精神病学的话语论述，阻止了皮埃尔急切的公开殉教计划。传统的农村法则被纳入现代的法律体系之中故而宣告失效。这不仅是规训替代惩罚的历史性时刻，也反映了现代性在传统农业社会的渗透与蔓延。
　　
　　19世纪法国现实主义文学存在着关注农村/农民的深厚传统，如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等等，这与当时社会现实密切相关。就某种意义上而言，19世纪法国革命的成败（以及各种历史的反复）取决于农民的立场。皮埃尔事件之所以能引起轰动而深具历史意义，恰恰在于代表作为被隐匿者的农民自述替代了作家的传统代言。我们当然可以指控“档案”作为叙述话语的不可靠性，并且指责意图谬误，然而，或许正是档案的“原始性”、“非死性”方才吸引了无数人前赴后继地参与到这项知识考古学事业中。首先回到“档案”本身，这正是导演试图在这部罗列各种话语、近似“零度写作”的电影中试图传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