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旧影散去后，看见立陶宛之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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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想去希奥利艾呢？”Leja Zilanis，我在维尔纽斯结识的当地大学生，在听说了我的旅行计划后惊讶地问。她解释说，在立陶宛首都人民眼中，希奥利艾尽管是全国第四大城市，却更像一个荒蛮的化外之地：居民说不上友善，多数旅游者也敬而远之，只涉足维尔纽斯城和附近的特拉凯、考纳斯这些更负盛名的风景区。——顺便说，连“希奥利艾”这个粗率的译名也给我带来不少交流障碍，因为它的真实读音更接近“修利”。
我的目的地是希奥利艾附近的十字架山（Hill of Crosses），我说；然后她立刻转变态度，对我大表支持。
“野蛮、荒凉，但值得一去，”她说，“不是有人说过嘛，Life begins at the end of your comfort zone.（走出舒适区的时候，生活才真正开始。）”

苏联旧影散去后，看见立陶宛之殇

维尔纽斯对岸共和国的自由女神像
其实我内心的“comfort zone”大概早已结束了。离开维尔纽斯前一天，我拜访了首都中心的景点——种族屠杀受害者博物馆。在阴沉的天色和白色的巴洛克建筑之间，苏联时代的影子挥之不去。1940年，立陶宛被迫成为苏维埃的一个加盟共和国，随之而来的是对异议人士甚至普通民众的监禁和流放，这幢楼的地下室被用作监狱。除去期间被德国占领的几年外，直到1991年立陶宛重获独立，克格勃一直如维尔尼亚河上的一头怪兽，盘踞在这座建筑之中，守卫着它的办公室、监狱和审讯中心。如今，博物馆地下室层保留了19间牢房供人参观，一层与二层则布置了关于那个年代里国家的苦难、独立运动和克格勃机构的展览。
貌似冷僻的KGB博物馆几乎是维尔纽斯最拥挤的去处，既有游客，也有本地学校组织的学生参观团。立陶宛对苏联的强烈敌意，在我进入这个国家的一天之内就有所察觉。旅店前台告诉我，本国有一条法令，禁止除旅游纪念品外的一切苏联符号。不久前，从加里宁格勒驶向圣彼得堡的火车被禁止通过立陶宛边境，因为车窗上贴有苏联卫国战争的勋章图案。

苏联旧影散去后，看见立陶宛之殇

KGB博物馆
然而，苏联在被禁止的同时也在被消费，这段历史已成为立陶宛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KGB博物馆，一位瑞典老先生给我讲述他前日参加的“幸存的戏剧”——距维尔纽斯25公里远的苏联地堡游览项目。游客交出财物、进入地堡，在警犬的吠声中被守卫审讯、羞辱，承认自己的罪行，虽然那些守卫只是雇来的演员。瑞典人说，据说有些演员会过于“进入角色”，甚至对游客做出过分的事。
“有点像米尔格伦实验，”我说，——那个著名的、要求被试者电击他人的心理学实验，似乎始终嘲笑着在权力压迫下人们自以为拥有的自由意志。
相比之下，博物馆无疑是个“安全”的地方：你清楚地知道自己是游客的一部分，而非历史的一部分。地下监狱的走廊里挤满了人，在阴冷的空气里参观审讯室、囚室、禁闭室和水刑室，竭力想象几十年前的光景。走过一段陡峭的台阶，处决室的玻璃地板下保存着死难者的遗物，其中最多的是鞋子，像驯顺的动物一般毫无生气地摆在沙土上，仿佛它们的主人在被泥土覆盖之前，就已被巨大的漠然覆盖了。

苏联旧影散去后，看见立陶宛之殇

KGB博物馆，死难者的鞋
除了地下监狱，博物馆上层还展出着一系列图片与文件，记录了自1940年起的各个阶段，当局对立陶宛的迫害和立陶宛人的抗争。尤其让人印象深刻的部分，是1944至1953年间，立陶宛人被大规模流放至边远地区的往事。被流放者中不但包括政治犯，更有大量平民。这样做除了为减轻立陶宛国内的反抗，更是为了劳动营获得大量免费劳动力。无数人在流放过程中死去，幸运者挺到了回乡的一刻，却发现自己已经难以在故国找到生活的位置：西伯利亚的冷风侵占了他们的肺，苦难的呼号充塞了他们的耳朵，流亡者的悲剧永远相似。在之后的KGB时代，有人抗争，有人则想在权力的泥泞中做一只比较粗壮的虫豸。走出博物馆的大门时，很难避免一种因悲剧的冲击而压抑的心情。
次日清晨6:30，我登上从维尔纽斯驶向希奥利艾的大巴。车上全是当地居民，我们无聊地打量着彼此，3小时后才抵达目的地。汽车站紧挨着颇为豪华的购物中心，但售票窗口的人依旧不懂英语；最后，我学着在教堂里看到的样子划了个十字，对方立刻恍然大悟，说着“Yes！”，塞给我一张往返十字架山的班车时刻表。这一班车同样是当地人日常使用的交通工具，他们倒是猜到我的目的地，热心地给我比划何时下车，——公路边竖立着一个小站牌，草草地写着站名“Domantai”和车行时间。
按照时刻表上的小地图，我迈上路边一条斜插进田野的路。路上依旧没人，偶尔有车擦身而过，看起来是自驾的游客也来这里。道路两边是秋日里的田野，刚收割不久，在阴沉天色下铺得又平又远。白天像雨水一样潮湿，像霜冻一样冷。在立陶宛的几天里，我还没见过晴朗的天空。大约步行20分钟后，终于远远望见公路右侧一片黑灰色小丘，黄褐色的田地也逐渐变成翠绿草地。游人多起来，他们在对面的游客服务区停车，一条砖铺的小路直通十字架山。几个老人从小丘方向走来，走到我附近时又转身对着十字架山行礼、划十字：这样的景象我在维尔纽斯各个教堂已经见到不少。几座格外巨大的木质十字架赤裸裸的，像剥去了树皮的树一样直插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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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架山的十字架密密麻麻
十字架山的确只称得上一座“小丘”，但其上目前有超过40万座十字架，大的超过10米高，小的只有手指那么大，此外还有不少苦像（Crucifixum）和圣母像耸立。沿着小路登上丘顶，十字架群的深处似乎有个录音机，传来循环念诵《玫瑰经》的声音，颇有几分诡异。
黑沉沉、密密麻麻的十字架聚集在我周围，被几条细窄的小路和台阶切割开，四周是草地，保持着湿漉漉的生命力。十字架山的背面还有一座风格现代的教堂，钢混的架构和方正的玻璃窗，办公桌一样的祭坛上只放着一只小小的十字架，别无他物。
据说十字架山的起源是1831年的立陶宛反俄起义：战死者的家人无法埋葬他们的尸体，就在此树立十字架以表怀念。此后，它成为许多立陶宛人祈愿和平的地方。然而十字架的大幅增加要等到20世纪，苏联占据了这片土地，并开始极力“去立陶宛化”，——自然也有“去宗教化”，试图将这个国家彻底融入苏维埃。1944至1990年间，无数立陶宛人来到这里，竖起十字架，纪念自己流离甚至死亡的亲友，纪念不被许可、被迫放弃的信仰，以及已经不成为国家的国家。KGB博物馆所展出的，是独立运动中的枪弹，而在十字架山上，一种和平、却更为持久的抵抗，如同伸展双臂朝向天空的雕塑，一直伫立于此，呼唤着自由——保有故国的自由。当局对立陶宛人的信仰活动极为忌恨，曾三次铲平十字架山，甚至计划在附近的河上建一座堤坝，把整座山都永远淹没在水中。但这一计划最终并未实施，立陶宛的奇观幸运地保存下来。
我想起在考纳斯博物馆里看到的立陶宛神话，那是前基督教时代的遗留物：神早已分给每个人一段年月固定的生命，如果在那以前，人不幸死于意外、疾病或战争，他就会变成树、鸟或其他动物，直到分配的时间结束，才能离开这个世界。或许信仰总是相通的：十字架何尝不是早早逝去的生命在人间的某种延续？
游客服务区有个纪念品商店，旁边又有几个小摊子，摆满了木质、金属的十字架，大小不一，底部无一例外装着尖刺，方便插进十字架山空余的土地上。也有不少人自己带十字架来。山上的十字架数量持续增加着，尽管我已无从猜测，今天的人们是为了什么而祈祷。
离开十字架山，离开希奥利艾，我回到了“comfort zone”。在迷人的度假胜地帕兰加，我看见夕阳垂悬在波罗的海上，它对着立陶宛露出微笑，忘记自己曾目送人们走向短暂的流亡和长久的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