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变局中的沈从文

狼山闲散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的地位经历了不小的起伏跌宕。当1961年夏志清在美国出版《中国现代小说史》专章讨论沈从文作品，并且不吝赞美之词肯定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时，身处大陆的沈从文已停止小说创作多年，并经历着时代转折所带来的困惑和不安。

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搁笔，从一位作家转而成为文物研究者，并历经21年，在其晚年出版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期间，除去发表的零星散文随笔外，再无小说问世。甚至毛泽东对沈从文说，“再写几年小说吧”，也未能让沈从文重拾旧笔。到底是什么让曾经才华横溢的作家放弃了创作？时代变局中他的内心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上海复旦大学张新颖教授的新著《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给出了答案。

有关“红绿灯”的讨论

1946年，抗战结束的次年，沈从文回到北平。面对正酣的内战，他对民族命运表现出强烈的忧虑。从1947年12月开始，沈从文化名巴鲁爵士发表《北平通信》系列，到1948年10月共发表五篇。这一组《北平通信》“以半文半白的语体，宣称要以艺术和文化来洗刷灵魂、重造社会，甚至还给出了一些具体的设计和措施。”但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这种单纯从艺术和文化出发的讨论无异于痴人说梦。

果然，在1948年11月，北京大学召开的“今日文学的方向”座谈会上，一次有关“红绿灯”的讨论让沈从文很快就从“梦境”中醒来。

+ N" R$ P+ Q- ~8 P* t- L+ t& x- Z“在历史大转折的前夕讨论文学的‘方向’，自然不会只是一个单纯的文学议题。”“果然就谈到了政治，沈从文把它比喻成‘红绿灯’，而文学是不是需要用‘红绿灯’来限制呢？”《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中提到，在与冯至、汪曾祺、废名、钱学熙等人的讨论中，沈从文问道：

驾车者须受警察指导，他能不顾红绿灯吗？

如有人要操纵红绿灯，又如何？

也许有人以为不要红绿灯，走得更好呢？

* ~- |4 M; m* Q, k/ u文学自然受政治的限制，但是否能保留一点批评、修正的权利呢？

2 P( J$ S0 t, B* ~" g, d5 `文学是否在接受政治的影响以外，还可以修正政治，是否只是单方面的守规矩而已？

5 j: V2 w) a0 w应该说，在汹涌的时代大潮来临前，作家们已经敏感地感触到某些关键信息，回头审视这次建国前作家间的小范围讨论，议题却正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议题。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文艺与社会政治关系的问题，直至今天仍在讨论。

在这次讨论会后，沈从文很快清醒地认识到，“红绿灯”的问题是一个不需要、也不可能再讨论的问题，“因为即将来临的新时代所要求的文学，不是像他习惯的那样从‘思’字出发，而是必须用‘信’字起步，也就是说，必须把政治和政治的要求作为一个无可怀疑的前提接受下来，再来进行写作。”明白了这一点，沈从文对自己的文学命运有了明确的预感。

1949年1月上旬，北京大学贴出了声讨沈从文的一组大标语和壁报。壁报转抄了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全文。该文于1948年3月在香港生活书店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上刊出，火力集中地批判沈从文在文学上是“桃红色”的代表，“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更为严重的是政治上，“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

7 v4 s% o+ s& L# q; w9 P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重抄一遍的威力甚至大于当初发表之时，因为这表明，使沈从文心怀忧惧的政治力量的威胁，逼迫到眼前了。”作者转引同期沈从文致家人和友人的书信，从中可以看出沈从文内心感受之激烈，精神之紧张。2月至3月间，沈从文写了两篇长自传《一个人的自白》和《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在后一篇的末页，加了一个注：‘解放前最后一个文件’。‘解放’，在这里指的是‘解脱’。”3月28日上午，沈从文在家中自杀，被家人发现送医急救后，转入精神病防治院。

放弃“归队”的机会

# l- c, p$ Y/ i; E8 S  j8 l1949年后的沈从文，之所以放弃文学创作，转而从事文物研究，从《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中可以寻到原因。在作者看来，沈从文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文学的困境和个人的现实困境，这两个方面也可以看作是一体的。

“他的文学遭遇了新兴文学的挑战，这个挑战，不仅他个人的文学无以应付，就是他个人的文学所属的‘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也遭遇尴尬，也就是说，他也不能依靠‘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来应对新兴文学；况且，他个人的文学和‘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的主导潮流，也并非亲密无间。”

1950年，沈从文被安排进入革命大学学习，目的是“改造思想，消除旧时代的影响，培养对新政权的认同感，尽快融入到新社会中去。”期间，6月12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沈从文的《我的感想——我的检讨》，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也是他改造思想后的感受。但是这种改造对于沈从文来说“由于本人政治水平不高，进步实看不出。”在他给好友的信中也说，“越学越空虚”“搁下笔来快有二年了，在手中已完全失去意义。国家新生，个人如此萎悴，很离奇。”

# n' F! K5 Y( a- t7 ?但在革命大学学习中，也让沈从文产生了恢复用笔的冲动，开始再次尝试小说创作。以革命大学厨房的一位老师傅为原型的小说《老同志》改写了七稿。1952年5月，沈从文把《老同志》投寄给报纸编辑，退稿后不死心，又寄给了丁玲，但此稿后来还是被寄还。

9 E* Z6 }' B0 Y( Y1953年9月，沈从文以工艺美术界代表身份出席了第二次全国文代会。期间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接见。毛泽东问过他年龄后，说：“年纪还不老，再写几年小说吧。”之后，胡乔木也来信表示，愿意为他重返文学岗位做安排。并由严文井出面约请他写历史人物小说，安排他当专业作家。但沈从文再三思量，还是决定留在历史博物馆。

面对文学，沈从文岂能无动于衷？张新颖指出，之所以放弃这个“归队”的机会，是因为期间发生了一件对沈从文打击很大的事。“开明书店通知他，因为他的作品已经过时，所有已印未印书稿及纸型，均奉命销毁。这等于说他过去全部的文学都没有什么意义。”沈从文对自己大哥说，希望他把家中的一切作品也烧掉，免得误人子弟，“写小说算是全失败了，不容许妄想再抬头。”但沈从文却并不知道，在香港，长城电影公司根据《边城》改编的电影黑白片《翠翠》，1953年公映后一炮而红，在早期香港电影史上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文坛之外的沈从文

时代转折之际，不写小说做什么？历史文物研究——这是沈从文的自主选择。

! U5 ?3 Z. }0 D) g1 ]7 f8 a" \结束了在革命大学的改造学习后，沈从文回到历史博物馆上班，并在很多单位做义务工作员、咨询服务员。1953年，作为文物研究者的沈从文终于“亮相”，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明代织金锦问题》。

沈从文的文物研究比较杂，属于“杂文物”研究。“纺织物是一大堆‘杂文物’中沈从文最为倾心倾力的，这也是传统的文物研究中特别薄弱、特别不受重视的部分”。但是沈从文的研究并未受到博物馆的重视。据书中记录，1955年，在一次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期间，历史博物馆布置了一个内部“反浪费展览”，展出的是沈从文作为博物馆收购组成员收来的“废品”，并且还让沈从文这个“当事人”陪同同行参观。“沈从文的文物工作，从一开始，不仅要承受现实处境的政治压力，还要承受主流‘内行’的学术压力”。

, p! _, t; M' N$ Y* k6 P# b7 s1960年，沈从文开始了后半生最重要的研究，中国服装史的研究。3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龙凤艺术》，这是沈从文文物和工艺史研究论文集，被他称为自己“近十年惟一收成”。1963年，由于周恩来在一次陪同国宾看戏过程中发现，历史题材戏装很乱，提出能不能编印一本历代服装图录，使得沈从文的服装史研究计划出现重大转折。在文化部的安排下，《中国古代服饰资料》的出版提上日程。1964年9月，《中国古代服饰资料》付印在即，编写小组召开最后一次工作会议，却因为有人提出要“突出劳动人民形象在书中的地位”，而使书在已经完成打样、只等着印刷的时刻，突然中断了出版。

, j, c* W- a, `; ~6 Z: g文革初期，沈从文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随后成立“沈从文专案组”清查沈从文罪行。“他的历史问题被定为‘反共老手’，解放以来在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也犯有新的严重过错。”检讨、抄家、批判会成了沈从文的家常便饭。《中国古代服饰资料》被认定为歌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毒草而遭到批判。1969年，沈从文被下放湖北五七干校长达两年多时间。《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中摘录了不少当年批判沈从文的记录文字，以及沈从文给家人书信中袒露的心境。时代的波诡与人物命运的脆弱在书中得到了真实的再现。

; x3 g. H1 _* |* L从1948年到1988年，作为一名作品远离政治的作家，沈从文的命运与同期其他知名作家、知识分子相比，既相似又不同。从作家到文物研究者的身份转换，是一个个体命运遭遇宏大时代变局时呈现出的反应。他与整个时代构成的关系，正如作者所言“我想呈现出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人半生的经历，他在生活和精神上持久的磨难史，虽然这已经足以让人感慨万千了；我希望能够思考一个人和他身处的时代、社会可能构成什么样的关系。”“发生什么样的关系，不仅对个体生命更有价值，而且对社会、时代更有意义。”而沈从文与时代的关系也在1981年再次发生了转折。那年，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在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未及问世就被订购一空。年底，沈从文旧作开始在大陆大量印行，从此掀开了持续至今的“沈从文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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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宗波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4年第23期总第53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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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一段历史，知一人衣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