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的1980年代

苍白如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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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贤亮自述：我也“饿死”过

文/张贤亮

原载于2012年新京报

中国在1959年到1961年这三年当中经历过一次罕见的大饥馑，我那时候正在劳改农场。在劳改农场有一个好处，毕竟有定粮。那个时候的劳改犯人一个月的定粮是九斤粮食，这九斤粮食是带皮的原粮，那个时候用的还是小两，一斤是16两。而且你要知道，这里面还有苛扣啊，队长苛扣一点，厨师苛扣一点，到我们手里顶多只有7斤不到。你想，没有肉没有菜没有蛋，一天只有2两多原粮，你怎么活？而且长期如此，不是一天两天。把这2两多原粮磨成可以入嘴的所谓的饭，其实就是稀汤了。所以《我的菩提树》的英译本书名就叫做“Grass Soup”，“草汤”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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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这样一种长期饥饿的状态下，就会引起极度的营养不良，因为营养不良，最显著的病症就是浮肿。

　

我也死过，所谓“死”是假死，我们现在讲就是休克，走着走着就倒下去了。我的故事都有点黑色幽默，我倒下之后就有人把我送到太平间了。在太平间，我半夜又醒了。醒来之后我看到我周围的人全身赤裸，因为大饥荒年代什么都缺，死人身上的衣服都给扒掉了，寸布不留。我也是这样，大冬天的，那是1960年冬天，零下20度。但我活过来了，人求生的本能是很强的，因为有月亮照射，我依稀地看到门在哪儿，所以我就往门那儿爬，爬着我又晕过去了。第二天他们来收尸，推门推不动，因为我正好爬到门边上，顶在那儿了。于是他们就把门抬开了，因为是老式的门，可以抬起来的。他们一看，这个人昨天扔在那儿，怎么今天爬到门口来了？一摸我，还有点气，就把我送到劳改队的医院。恰好那个医生也是劳改犯，他在1957年的时候读过我的诗，挺同情我的。因为我身体太虚弱，要增加营养，他想了一个办法，让我吃乌鸡白凤丸，劳改队女性的药有多的。他就天天喂我这个玩意儿，一天喂好几颗，我就这么活过来了。

▲1994年，宁夏镇北堡，“下海”后的张贤亮（左二）为海外客人讲解西部影视城的情况，1994年影视城接待游客10多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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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张贤亮：争论提高了我的知名度

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弘

原载于2008年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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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你1979年才被平反，1980年被调到宁夏文联当编辑，这时你的生活才开始安定并投入文学创作，当时，对社会形势的基本走向有怎样的判断？

张贤亮：我1957年被打成右派，那时才20岁。当时很不懂事，报纸、杂志上都说我错了，所以我真正认为是自己错了。后来被投入劳改队。一开始，我是真心地想洗心革面，改造自己。到了1960年的大饥饿，我就开始怀疑，不是我错了，而是政策错了，因为社会主义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新京报：依据什么？

张贤亮：我手头正好有《资本论》，它启发了我最基本的道理，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就当时的生产力而言，我们不可能一步建成社会主义，更不可能建成共产主义。所以我就认为，当时左的政策，是必然行不通的，一定要改变。到了1979年我被平反以后，邓小平再次复出，“真理标准”的讨论展开，我据此判断，中国将出现一个新的局面，我觉得，新的时代来临了，这也不断促进我日后突破进取。

　　

新京报：小说创作可谓一帆风顺，获得了很大成功，这使你的处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张贤亮：应该说，我的处境从1979年平反，1980年调入宁夏文联开始，就有了变化。首先是结婚生子，其次摘去了帽子彻底恢复名誉。第三，写小说一炮走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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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张贤亮在镇北堡西部影视城

　　

新京报：《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以下简称《男》）是当代文学中第一部冲破“性禁区”的小说，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论。

张贤亮：《男》是1985年发表的，之前，我已凭《灵与肉》、《肖尔布拉克》分别获得1980年及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收获》杂志刊出《男》之后，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巨大反响。当时我在美国，从美联社的电讯上知道了国内对我的批判。于是我去找中文报纸来看，有评论说，针对张贤亮的《男》，中国正在展开新一轮的思想整肃运动。这时，台湾当局下面有人给我打电话，让我留在美国，他们保证我的生活。只要我答应，他们马上给我一笔巨款。我当即回绝了。

　　

回国以后，有关《男》的争论铺天盖地。坦率地说，我一篇都没有认真看，就是大致看看题目。我知道，无论是赞扬我的，还是批评我的，都会对我产生一定影响。

　　

新京报：你那时就对自己的作品有充分的自信吗？

张贤亮：那时确实有。而且，也是没有那么多时间看，因为争论实在太多了，每个地方的报纸都有。一类就是批判，说我受资产阶级文学观的影响，骨子里面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还有一类是纯赞扬的；中间一类承认我在文学上的成就，但是也有批判。应该说，争鸣对我没有任何实质性影响，反而更加提高了我的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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