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家点评：我们远未认识张贤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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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清：浪漫路线、想象力与幽默感

如果要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小说发展的杰出成就选一位代表作家,我会选择张贤亮,虽然我尚未看过他的所有作品,也不敢说已经读遍80年代引起批评界关注的其他年轻作家的作品。我选张贤亮做代表,确实有我认为合理的主观因由:当我第一次碰巧读到他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1985)时,我便震惊于张氏写作水平之高,同时也为此阅读经历而感到欣喜。那时我就想,就文学技巧与思维的活跃度而言,在我读过的为数不多的80年代作家中,尚没有人(包括评价甚高的阿城)能与张氏比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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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进一步读了张贤亮的小说,我便确信,如果不是从创作实绩而仅就创造的天赋来说,张贤亮确可与张爱玲、沈从文等量齐观,其水准应在老舍、茅盾这样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小说家之上。同时,我也越来越意识到,尽管张贤亮的一些长篇每一章都包含着长段的叙述、对话、场景描写或人物刻画——这些正是他足以令人钦佩的才华的印记,但是这些长篇作品整体上很少有让我满意的。毋庸讳言,我对这些长篇小说(包括《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根本不满不是在文学方面。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新时期改革政策的支持者,张贤亮满怀希望和乐观主义,却也因此损害了其自身对人类现实的更深刻理解。尽管如此,张贤亮还是尽可能机智、公平、大胆而不惧争议地保留了这些现实。今天我们能够在其小说中完整无缺地读到这样的现实,应该向他表示敬意。无疑地,张贤亮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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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张贤亮的苦难修辞学

张贤亮无疑是“伤痕派”中最具才华的作家，在经历了数年的改造和推进之后，粗陋幼稚的官方文学，终于在张贤亮那里走完了精致化的程序。他对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和苏联作家阿"托尔斯泰、阿赫玛托夫等人的模仿，从文体上升到了内在的灵魂，也就是获得了一个类似东正教徒的价值容貌。他据此整合自己的历史记忆，并把要把它们纳入博弈型叙事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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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其他作家完全不同的是，张贤亮“亮出”了自己半宗教式的修辞体系。这是他获得官方文学殊荣的主要原因。没有任何作家能够像张那样，借助东正教加斯大林主义的苏联文学的混合教义，调动完整的隐喻—寓言修辞技术，营造了一个中国痛苦记忆的有序的书写体系。这不仅是苏联前辈文学经验的展览，也是中国记忆修辞学的一次成功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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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与肉》、《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张贤亮自传体伤痕小说的三部曲，描述了灵与肉的激烈较量。在张贤亮自传体小说的语汇里，肉是两种隐喻的复合，它不仅意味着情欲，也意味着食物、金钱和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而在另一方面，灵则隐喻着纯粹理性、知识分子精神、爱国主义和民族忧患意识。这是一个复杂的对抗体系，却被简化成了灵与肉的隐喻式对话。从当时思想体系里获取养分的张贤亮，无法理解灵与肉的内在和谐，相反，他要向我们喊出最尖锐的战斗呐喊。但这不是与外部世界的抗争，而是内心的自我交战。越过热烈的自我否决和自我忏悔，他要完成圣徒式的精神寓言。

陈丹青：描写劳改监狱的性是张贤亮作品最有价值的地方

这代作家大概成名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讲一句成熟的话，他们大多都到了生老病死的年龄。但实际上我对文学是不关心的，不是他们写的好与不好，而是我没读过，我正好在那个时期就出国了。他们大多是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前后，因为我父亲也是右派，我从情感上应该是接受的。但我感觉这些作品大多还是停留在诉苦的层面。我不是说张贤亮先生，我是指这个现象我所理解的，就是说，中国很多作家的写作某种程度上是配不上他们所经历的变革。文学经验和生命经验是不太一样的。当然我也没有资格去批评。但我读过俄罗斯的流放文学等，情感的深度是有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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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多人认为张贤亮在描写知识分子的屈辱和性上在当时是突出的，包括现在看来。他主要是劳改监狱里的性吧。这点我是很认可的，也是最有价值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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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子东：张贤亮是中国的索尔仁尼琴

我目前手上正在写本书，关于中国当代作家的。里面只列了十几个，中国当代这么多作家。但是只列了十几个。他们大部分都是文革后开始写作的。写知情时代等。但是只有两个年龄大一些，一个是王蒙，一个就是张贤亮。1949年以后非常重要，换言之。他俩是最重要的。王蒙不断的又好作品，但是张贤亮后来就没有什么了，很奇怪，但是他最好的作品绝对不在王蒙之下。当然他早期的作品蔽日《绿化树》之类，是和当时的写作潮流笔法类似的，并不出众。

我们都比较普及的伤痕文学，寻根文学，但是在这之前，张贤亮是最早描写文革的。比较有名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很有意思，通过一个男人在政治灾难中性无能去隐喻。人的性能力不如马，所以就把马给阉割了。就像一个更会思考的人被剥夺思考能力一样。这种隐喻包括对男女的描写甚至比高行健的《一个人的圣经》更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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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想说，时代很仓促，关于政治运动中的知识分子，苏联写的最好的是索尔仁尼琴，中国可以说是张贤亮，虽然他没有那么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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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峰：我们无法避开张贤亮

作为张贤亮时代的一个读者，我想告诉大家：你可以不喜欢张贤亮的作品，比如我最初被震撼，但后来不喜欢。因为我也在成长，我知道张贤亮传达的精神与我对人的理解有相当的不同。也是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我知道每个时代都有不可抗拒的局限，一个作家的伟大之处是他有限度地突破那些局限，张贤亮就是那个时代中努力突破局限的作家。他的作品对1957年之后的中国进行了最接近真实的回忆，同时也客观地展示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被洗脑后的内心世界：子不嫌母丑儿不嫌家贫是那个世道里知识分子自我感动的政治和道德的双重基础。比如张贤亮描述的知识分子（也包含他自己）一边蹲大狱一边啃《资本论》，一边被流放一边怀着效忠党的赤子之心。但这不能证明张贤亮们多么不堪，只能证明主流意识形态对人的扭曲和异化。也正因为张贤亮如实地描写了这些生活，也才为我们今天的反思提供了精神和文化方面的依据。中国文学史（至少现、当代部分）是一部尽可能没有文学的政治历史，它的话语权掌握在帮闲文人的手里，传达的是统治者的声音和意图。有智慧的人会从相反的方向研究这部文学史，张贤亮和其他更多的作家都可以成为中国文学和政治历史的参照。无论如何，张贤亮都是无法避开的文学人和文学现象。

解玺璋：被社会功能吞噬的文学

在80年代，小说（包括诗歌、戏剧、电影、美术）的身份常常是比较暧昧的。虽然已经有人在呼唤、追求文学的自觉，且为文学描绘了新的美学目标，但在很多时候，文学仍被认为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事实也是这样，新时期文学在这个激情飞扬的时代，始终是最强有力的音符之一。在这里，作家们不仅是十年变革的叙述者，还是这场变革重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他们的小说不仅记录了这个时代，也开创了这个时代，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思想启蒙的重要资源。张贤亮的小说，从《灵与肉》到《绿化树》，再到《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就很有其代表性。他在小说叙事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于历史和社会重大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其实就透露出“为人生、为社会”的传统文学观念，以及他们这一代人深厚的“文以济世”的情结。

这道靓丽的风景很快就黯然褪色了。一方面固然是时代的要求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新的对于文学的社会诉求；另一方面，文学观念的僵硬和文学语言的枯涩也局限了他们。事实上，一旦事过境迁，这种文学观念的局限性很快就在新的历史境遇面前显露出来了。记得当时就有人指出张贤亮写作中概念化、程式化的问题，他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时，常常也就跳不出被改造所影响的生活经验的局限，甚至形成了新的叙事模式。我们现在翻回头来再读那个时期的小说，有时会觉得粗糙、直露和乏味，缺乏语言艺术的魅力。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原因就在于，时代的变迁抽空了小说所蕴涵的现实意义。而这种所谓意义，在当时正是笼罩着小说的耀眼的光环。现在这意义不在了，光环也随之消失了，小说的真实面貌也就暴露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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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的是非常残酷。如果一个作家缺乏对文学的自觉，那么，他的被淘汰就是早晚的事。张贤亮后来的选择是明智的，也是积极的，说明他是颇有一点自知之明的。他在商业时代到来的时候，选择了下海经商，而不是在文学创作上勉为其难。与其在文学观念的纠缠中痛苦地挣扎，勉强写自己不愿写，也写不来的商业小说，何不遨游于商海，在商战中实现自我价值，展现其聪明才智，也是对社会的一种贡献。当时还有“曲线救文学”一说，现在看来，怕是初涉商海的文人，一下子迈不过心理上的这道坎，找了个“犹抱琵琶半遮面”式的托词，是不能太当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