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秦汉唐经典读书会”笔谈（一） 徐建委：文学的故事：被发现和重建的传统

梦醒不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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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古典文学研究是20世纪中国的大学制度建立与完善的产物，实乃西学东渐的结果。文学一词，本就出于日译literature，与《论语》、《史记》等古典文本中的“文学”差异颇大。而其作为一门学科，出现于1902年8月张百熙主持编定的《钦定大学堂章程》。1904年1月，张之洞主持编定的《奏定大学堂章程》延续之。林传甲《中国文学史》（1904）即依据《奏定大学堂章程》而撰写。因张之洞《章程》中的“文学”并非literature，而是“文章学”之意，故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本质l是“中国文章学史”，而非literature的历史。同时期黄人、窦警凡之作，秉持的也是文章学的概念。稍早的外国人所作的中国文学史反而采用literature之意涵，如俄国人瓦西里耶夫（B.п.BacилbeB）《中国文学简史纲要》（1880）、日本人古城贞吉《支那文学史》（1897）、英国人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中国文学史》（1897）、日本人笹川种郎《支那历朝文学史》（1898）等，均是如此。

此后，中国文学史的“文学”采用何种意涵，则经过了二十年左右的摇摆，最终不出意外地选择了literature。这一转变大概发生在1920年前后。新式大学制度在此前基本确立，其学科建设必然要选择西方的体系。朱希祖1920年于其《中国文学史要略》叙言称此书乃其1916年为北京大学所编讲义，彼时所讲乃“广义之文学”，而“今则主张狭义之文学矣”，并谓文学当与史学、哲学并列独立为一专门领域。可见自1916年至1920年，文、史、哲的分科观念已被广为接受，文学独立或曰纯文学（即literature）的观念已左右“文学史”作者的视野。亦在1920年之后，中国文学史的写作迎来第一个高峰，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各校要为中文系准备教材。

20世纪30年代以后，大学制度日渐规范，使得文学史作为一门大学课程被固定下来，成为中国大学中文系首要的基础课程。新中国以后，大学中文系的课程设置虽有革新，但中国文学史作为基础课程还是被保留了下来。

大学课程对古代文学的专业学术有着某种先导性或基础性作用，这是因为绝大多数的专业学者均出自中文系。我们知道，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出生的学者，已很少有私塾经历，传统的经学、史学和小学等古典知识已非其知识结构的主体，多数人接受的是现代教育。这些前辈们的古典知识结构主要依赖大学教育而形成。而作为中文系骨干课程的中国文学史，因此扮演了极为基础的角色，它构建了现代学者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前理解”。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中国文学史这门课程，建构了绝大多数中文系学生理解古代文学的先天结构，甚至专业学术研究中的叙事方式也受到了中国文学史的影响，它甚至是很多研究的背景结构。

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起点，或者说其基础问题方式是西化的和外来的。它在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范式或思考指向，或多或少限制了其向本土问题领域的拓展：

其一，“文学性”标准。如前所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后的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核心规范乃由literature的诸义素铸成。因此，古代哪些文本符合literature的标准，即具有“文学性”，便成了古典文学研究中的首要鉴别原则和原初思考。由此而来的发现古代文本中的“文学”，重建其历史传统，就成了研究中的潜在取向。另外，研究者是否准确地发现了“文学”及其历史，也成了古典文学研究自我评价的核心价值之一。如以“文学性”为标准“发现”戏曲与小说，并使之成为明清文学的主角，就是一种全新的文学传统的“重建”。故“文学性”在研究中实质成为一种选择标准。

以“文学性”为标准作为研究的起点，必然首先要从古代文本与历史中，“识别”并“剥离”出“文学作品”及其作者，然后重构这些被剥离出的部分，形成连续性的文学问题和文学史。此种问题方式具有“选择性”特点，使得古典文学研究本身就属于先有问题，然后求解于材料的路向，更像是一种“预设研究”。这种研究范式的症结在于：在连续性或整体性的材料当中，只选择那些与问题有关的文献。这当然无可厚非。但是，我们必须要留心：问题的设问或选择可能存在局限。这种潜在的局限，在连续性材料的分析中很可能暴露，但在碎片化的材料支撑下，反而被很好地遮蔽起来。如仅以诗歌传统讨论唐代文学的过程，会有比较清晰的文学发展路径。但是若将诏令、奏议、经史注疏、史传、碑志等其他文本类型加入进来，唐代文学是否还是诗歌传统所展现的那个“过程”？

其二，民间取向。20世纪初年，基于西学薰扇与对传统的反叛，新学学者普遍推重民间或通俗文化。如胡适《白话中国文学史》曰：“当方苞、姚鼐正在努力做韩愈、欧阳修的‘肖子’的时候，有个吴敬梓也正在做《儒林外史》，有个曹雪芹也正在做《红楼梦》。那个雍正、乾隆时代的代表文学，究竟是《望溪文集》与《惜抱轩文集》呢？还是《儒林外史》与《红楼梦》呢？再回头一两百年，当明朝李梦阳、何景明极力模仿秦汉，唐顺之、归有光极力恢复唐宋的时候，《水浒传》也出来了，《金瓶梅》也出来了。你想，还是拿那假古董的古文来代表时代呢？还是拿《水浒传》与《金瓶梅》来代表时代呢？──这样倒数上去，明朝的传奇，元朝的杂剧与小曲，宋朝的词，都是如此。”此种重视通俗或民间文学取向，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文学史和文学研究。新中国以后，由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来的民众路线，更加强了此种思考倾向。故多数文学史的研究与叙事，往往或深或浅地隐藏着“民间取向”。这种问题方式之下，《国风》基本被“民歌化”，而乐府诗、戏曲、小说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此类研究除了是对传统反叛的必然结果外，本质上也是一种“选择性”研究。

其三，选本视野。以“文学性”为标准重构中国的“文学史”，也有历代的诗文评、诗文选本作为传统资源。诗文评、诗文选本是明清以来普通读书人了解中国古诗文传统的主要媒介。大型总集及文人别集因其体量与良莠并存的特点，并非是普通知识层面获取诗文作品的主要途径。如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每章后列有参考文献，让我们有机会发现古代文学研究的初建期的文献基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唐代文学部分的参阅书目，如《杜甫》那一章的参考书目是：1.《全唐诗》；2.《全唐诗话》；3.《唐诗纪事》；4.《唐才子传》；5.《唐百名家诗》；6.《五十唐人小集》。这几部书再加上《唐音癸签》几乎是郑振铎所列唐诗的主要参考文献。除了《全唐诗》之外，均属“选择性”文本，而《全唐诗》虽然是必备文献，但不可能是其文学史写作的主要参阅本，这也是自然的事情。故而，《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唐诗部分的基础是《唐百名家诗》和《全唐诗话》这样的诗选本和诗话。那么此文学史名著所展现的唐诗历史，恐怕就是建基于选本和诗话的“阅读印象”之上。诗文评、诗文选本一般是选择和评价的路数，与以“文学性”为标准重建诗文传统的方式若合符契，故其“品鉴”思维也自然成为古代文学的内在问题方式之一。

因此，从根本意义上说，二十世纪以来的主流古代文学研究，本质上是对本土文化的“选择性解释”。古代文学更像是一门西化的学问。它是用西学的眼，去“发现”古代文本中的文学传统，重述属于中国的文学故事。这个故事中的经典，继承了晚晴民国年代的文化常识，属于自然的认定。百年的研究，多为评判和诠释，缺少一种关于研究本身和经典文本的批判性思考。时至今日，确需一种复归于文本的实践，来根除古典文学研究的先天弊病。

                      (全文详见《求是学刊》201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