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止堂义学诚征国学义工老师（本启事长期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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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之可恶。

儒家干脆地认为“君权天授”。和法家一样，认为家即是君子的国，国即是君子的家。儒家的思想，就是治理家国的方法。



在《孔子家语•郊问》篇中，鲁定公问道：“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子曰：“万物本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天垂象，圣人则之，效所以明天道。”孟子曰：“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 荀子曰：“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 在这些文本中，“天”以万物之源的姿态出现，一切尊卑贵贱是天定的，非人力能够左右，君主的权力有上天赐予，其地位不可动摇。在此“君权神授”的基础上，儒家更提出了三纲五常的伦理支撑。



儒家确立了君子至高无上的领导权之后，怎样听从君子的领导，就是说它的核心思想是什么？那就是“仁政”，百姓怎样服从“仁政”呢？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也就是说，克己为首要，克己为了复礼，克己复礼就是仁的表现。



那么礼是什么呢？



“礼”就是社会制度，就是道德与法律



“礼”的内容很宽泛。粗线条就是：三纲五常。“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同时也要求君、父、夫为臣、子、妻作出表率。它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纲纪关系，其表现为：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让子亡，子不得不亡。

“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用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

可见，“礼”，三纲五常。就是国家的政治架构。遵守了三纲五常，就是“仁”的行为。“成仁”既是国家的政治思想，也是人民的行为准则。



从纲纪方面看，儒家的理想封建社会秩序是：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要求无论皇家、官家、还是庶民家的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都要符合他们在家族内的身份，及社会、政治地位。《礼记》曰：“以之居处有礼故长幼辨也，以之闺门之内有礼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礼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猎有礼故戎事闲也，以之军旅有礼故武功成也。是故宫室得其度……鬼神得其飨，丧纪得其哀，辨说得其党，官得其体，政事得其施”，可见其范围之广。《论语》中有34处记载孔子论礼。他从理论上说明礼的重要性，立身治国都非有礼不可。

可见，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行为规范就是礼。一方面是说：见什么人行什么礼；另一方面是说，自己是什么人，就行什么礼。这样一来，礼数纷纭复杂，难怪秦国人宁可接受“把人训成狗的”法治。

可见，礼，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差别性。所以古人指出礼的特征为“别异”（《荀子·乐论》）或“辨异”（《礼记·乐记》）。春秋、战国和汉代论礼的人，一致强调礼的作用在于“维持建立在等级制度和亲属关系上的社会差异”，这就是礼的涵义和本质：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以纲纪维系君子的绝对权威。



那么，“礼”究竟有多厉害呢？

我们看些案例就知道了，《礼记·王制》曰：
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政，杀；
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
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而非泽，以疑众，杀；
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
此四诛者，不以听。
所谓“不以听”，既不必经过正常的由下而上的诉讼程序，杀。 公元前496年，以仁义道德君子自称的鲁国大司寇孔子代行宰相之权，“杀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史记·孔子世家》。问：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人有恶者五：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而非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
    这是中华历史上有案可查的第一例因思想犯罪性质的大案。咔嚓，少正卯因思想言论，被杀，人头落地。
    到公元前119年，大农令颜异因币制改革问题，对武帝提了一些意见。武帝怀恨在心，令张汤关照颜异，张汤奉旨，调查得知：颜异曾与客人交谈，客人说起朝延政令多有不便，颜异“微反唇”。“微反唇”既一言不发，嘴唇动了动。张汤据此上奏，说颜异身九卿，见政令不便不向朝延反映，而私下“腹诽”，心中诽谤。于是，咔嚓，颜异一言不发，仅因“微反唇”这种类似本能的表现，表达了思想，人头就落地了。这两个“四诛”例子足以说明儒家的“礼”多么残酷，比法家的“严刑峻法”有过之而无不及。

儒家还给“礼”这个君权统治架构设计了一系列细则，用细则渗透臣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刚、毅、木、讷近仁。”，仁德的五项标准，即：“恭、宽、信、敏、惠”。通过 孝、慈、恭、顺、敬、和、仁、义等，束缚人们的思想，限制人们的行为，把人们变为统治阶梯的忠实奴仆，以达到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目的。也就是说：臣民遵守了这些细则，就遵守了三纲五常，就是克己复“礼”了。

而高高在上的统治者，通过臣民遵守“忠、孝、忍、隐、讳”，牺牲个人本能的幸福追求，就实现了“一家制万家”帝王之术。

行文至此，我们在消遣一下

你养过猪么？你看过养猪么？你想养猪么？

如果你了解了儒家文化，还不会养猪，发不到财，真的很愚笨！

哈哈，请看：

你就是养猪卖肉的屠夫

1、“礼”就是“猪栏”，把各种猪分门别类

2、“仁”就是让猪自己遵守规矩，自己出去找食。

3、“德”就是让猪自己建猪栏，自己去找食，自己进屠宰场，自己割肉。

4、“义”就是守“礼”的猪们，会主动杀掉不守礼的猪。

可见，儒学大师们，深淫此道，但没有建猪栏的地，都是守礼的，连孔大司寇也不过如此。他一生，领着弟子到处游说，指望着能有一块建猪栏的地，实现养猪发财的梦想，但帝王们都不认可，终不得志，“惶惶如丧家之犬”。

我们还要看到： 儒家认识到的“天理”，并不是“人的天赋本能必须获得自由才可以幸福”，而是“天生的父权”引申的宗法制度，通过国君对天地对祖上的祭祀，类比想象出的“君权神授”，达到“天子统治”全权目的。所以，他们并没有把本能的需求视为“个人的天赋权利”。而是用各种礼法残害人的本能需求，所以，儒家走向了自由的反面，没有丝毫捍卫自由的民主观念。

以上，我们分别介绍了“法家”，“儒家”的文化。

现在，我们看看这两种文化综合后的“外儒内法”是什么样的。

在董仲舒的操办下，“存天理灭人欲”就成了汉朝的政治纲领。于是伦理的法制化，将一切专制礼教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触犯礼教，得到的不再是道德的评判，而是法制的制裁。从某种意义上讲，专制宗法社会的结构形态，正是“外儒内法”统治术的必然产物。专制残酷的律条，都披上了一层“外儒”的仁德外衣，使一切法律都找到了伦理依托。

翻开历朝历代的律书，可以发现，开头都冠冕堂皇地戴着一顶仁德的伦理样式的帽子。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可以为统治者的包庇纵容犯罪留下后路，又为律条向每个社会细胞延伸提供了方便之门。只要是统治者不愿惩罚的人，皇帝或者地方官吏都可以轻松地宽恕“宥”之，给予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这么做，不仅不会有“枉法”的责任，反而显示出统治者的宽厚仁慈，体恤下情，使法律漏洞冠冕堂皇。

当出现统治者恨之入骨，或排除异己时，便可以罗织“欺君犯上”罪名，堂而皇之的大开杀戒。所以统治者又可以将某个家族成员的罪刑放大为整个家族的罪刑。以族内未能很好地执行礼教，以致出此败类为名，堂而皇之的灭其九族。于是连座等酷刑都可堂而皇之地成为统治工具。“满门抄斩”就是以此为依据得以执行起来的。

与此同时，这种儒法结合的统治方式，还可以延伸到封建宗法社会的每个细胞组织之中，特别是集权统治的后期，国家将法制“下放”到宗族，族长有权采取法律的手段惩罚族人，而法律这时保护的不是族人的利益，而是宗族制度的稳定，及社会的稳定。只要族长认为有错，就可以到宗祠里对族人实施惩处。统治者之所以支持这样做，还在于族人的不满，最多对抗族长，不会对抗皇权。所以私设公堂在专制社会之所以不被认为是犯罪，原因正在于儒法结合所提供的合理性。

还应该看到，外儒内法后，儒生完全放弃了口头上的“安贫乐道”，也走上法家“利出一孔”的跑官之路，与“耕战”农民相同的是：终其一生，忙碌在统治者为其准备好的“八股文”里，“不敢越雷池一步”成为没有思想，只能背书的动物。要么，学习礼教传承礼教，做一头贡献自身的猪；要么，考得功名，进入体制，做一条统治者的狗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