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劫——遭劫的不仅是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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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劫——遭劫的不仅是记者


    从媒体人周筱赟的文章里，我第一次看到 “记者劫”这个词。印象中，这词儿可能是新发明的，挺灵动，且高度概括，连定义、释义都不需要即可进入大众话语。我预测，这个词具有强劲的生命力，今后会经常派上用场。

    现实生活促发新词汇诞生。今年七月，对记者来说好像是个多灾多难的月份。《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因报道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内幕，遭凯恩股份所在地遂昌县公安局的通缉；《每日经济新闻》华东新闻中心受到自称“霸王国际集团”的四名员工的冲击，多名记者被推打；《华夏时报》记者陈小瑛在采访途中被不明身份人员袭击；报道过紫金矿业“封口费”事件的《第一财经日报》驻福建站记者邵芳卿和《中国青年报》记者陈强，两人家属在福建省福州市开车时意外遭到撞击；还有，江苏电视台直播南京大爆炸遭官员质问与阻止….. 这些新闻让许多记者回忆起以往遭抓捕、遭重殴 遭威胁、遭呵斥、遭封口的经历，于是有媒体与记者惊呼：新闻从业人员已经成为高危行业人员。

    此惊叹言重了，有点矫情。整体而言，新闻业、媒体人离“高危行业”和“高危人群”，还有很远的距离。不比工种、岗位的危险程度，要说在因言获罪、因言招祸这方面，无名百姓、普通网民面对的危险，其实比传媒机构和新闻记者的危险大得多。

    仇子明迅速脱困，并且警方对其道歉，而杭州紫晶置业财务总监翁安余，只因转载媒体正式发布的仇子明的报道，就和仇子明一同被通缉。迄今此人案子未见下文，也没被媒体和网民关注，更不用说因一举而全国知名——这正是平民之表达风险远大于记者的有力例证。

    再比如我本人（作为评论人、专栏作者，工作特点或身份和记者有相似特点），就比日常的“沉默的多数”更能担风险。因为，我若因言落难，可能获得许多媒体机构尤其是学界、评论界朋友的声援，会产生不大不小的动静，而诸多网友、平民则不一定有我这种幸运。也就是说，他们遭“默杀”的可能性更大，付出的代价更大。

    在目前的传媒行业中，危险仅属于优秀的媒体人，属于高尚的新闻从业者——直面危险，承受高压，简直就是优秀记者与合格评论人的鲜明标志。

    在利益、良知两者之间，选择良知；在担当社会责任和规避个人风险两者之间，选择担当社会责任——于是险情乃至灾情难免。不难理解，跑跑会场、捧捧臭脚、画画虎皮、扯扯闲话、喝喝小酒、拿拿红包、拉拉广告......这种“主流”的新闻单位和媒体人，安逸且风光，没什么危险，更谈不上高危。

    记者险情迭出，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个好现象。在目前舆论监督环境不良的条件下，这说明越来越多的记者开始向“有用”的方向转变，并且他们的一些工作做到了点子上，打到了某些有损公益的人的痛处，对公害势力起到了冲击作用。

    人气论坛“凯迪网络”上，就“舆论监督为什么成了高风险行业”问题展开了讨论，凯迪的老总牧沐说道：“记者承担的责任很大，往往超出这个职业本身。舆论监督在我们这个现实中，远比正常现代社会重要，因为她几乎是唯一社会监督力量，这就决定了她的极高风险性，不辱使命的新闻工作者都要有这个思想准备”。这话，印证着我的说法。

    优秀传媒机构，杰出媒体人，是理想主义者才可以做的。这种有担当、有风骨的人，不会以“获得”生存权为满足。优秀与杰出的前提条件其实很低级：优秀的人，不是因活着、吃饱就哼哼唧唧自得其乐的猪。

    他们是我们社会的、尤其是弱势群体的英雄。“没有这些人，这世道要增加几分险恶”（牧沐语）。民间人士和媒体同行们，对他们应该关注、声援并提供实际支持，“有祸同当”；这里最低的要求是：不能因遭遇利诱或胁迫而出卖他们。

    新闻业者和其他业者同哀——我们社会最大的悲剧，莫过于“选择良知则意味着自身难保”。

    英雄靠不住，大众靠不住，法律文本也靠不住。优秀媒体人的危险，和平民面对的危险是同一种，也都出自同一个危险策源地。长远看，媒体机构、媒体人的风骨、品格、先进理念以及各种资源与能量，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可以确保记者知情权、采访权、发表权、批评权、评论权的东西，并不是什么行业规则或任何技术、权力手段——说到底，能够保障公众与媒体人共同安全的，只能是落实公民权的社会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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