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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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改革开放前一直属于一个社会财富分配平均的社会，社会基尼系数长期在0.2左右。
此后各种财富分配指标长期攀升，到2006年，基尼系数已超过0.497。
在2009年6月份举行的中国政协十一届常委会会议上，蔡继明委员说：“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

产生原因
社会转型期，一部分劳动力其技能已经不符合社会需要，如大量的国企下岗工人。
社会资源分配不公，长期以来户口，教育以及各种或明或暗的规章制度限定了人口的横向纵向流动，造成一部分人接触不到可以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
严格的中国计划生育政策造成城乡生育率的高度对比，城市居民平均子女只有农村的一半，在削减城市居民人口的同时，不可避免的造成城市居民子女在获得教育，父母关心等层次上的优势，更进一步加深了社会财富横沟。
地理环境原因，某些地区如沿海城市，内陆资源型城市，对财富积累有优势。
受封建官僚传统影响，改革开放后官僚资本主义逐渐形成，在职官员掌握大量经济权力极易形成私有灰色资本及严重的腐败问题。
隐性世袭制，高干子弟凭父母权力占据国家政商要职并掌握社会大部分资本动向或直接随本人流入海外。
税制因素，中国的税收来源长期以工薪阶层为主体，而高收入者则可以通过各种手段转嫁或逃避税收（与东汉末年相似）。


贫富差距的拉大，造成了社会的严重对立，很多社会问题已经无法通过各阶层的沟通与妥协来得到解决。相反，既得利益集团千方百计的维护、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如官僚资本以随意涨价的方式来获取高额利益，甚至勾结串通起来，动用国家机器来压榨弱势民众（如征地、拆迁）；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在高压政策普遍处于隐忍状态，但会通过一些偶然事件来表达不满，甚至进行玉石俱焚的公开反抗（如瓮-安事件）。 中国已经到了迫切需要分配体制改革的时候。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消费无法在短期内得到提振，中国试图维持旧有的泡沫经济的努力是不现实的。只有通过严格的税收改革（如大幅度提高高收入者的遗产税、个人所得税），然后进行二次分配，方有可能促使中国走入良性轨道，否则有可能重蹈拉美化、甚至印尼1998年社会危机的覆辙

贫富差距不在乎富人有多富，而在乎穷人有多穷。
这样下去，掩盖的矛盾总有一天会大规模的爆发的。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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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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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社会组织法则来讲，整个世界都在向扶弱制强、劫富济贫的人性法则回归，这已成为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法则；可是在中国，却是持续30年强制推行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兽性法则，把一个拥有千年文明的礼仪之邦变成了野蛮血腥的魔兽世界。 　　

    ——就社会政治体制来讲，整个世界都在由传统的精英统治向大众政治转变，自然法取代社会法成为最高法律，公众立法取代精英立法成为基本程序，法律开始成为道德良知驾驭的从善工具；可是在中国却完全颠倒过来，少数精英随意操纵的社会法把自然法踩在脚下，法律不讲道德的口号响彻云霄，公众立法被称为是法西斯大民主，法律完全成为作恶的工具，不仅仅是某个集团作恶的工具，甚至直接称为某些人作恶的工具。以往社会的法律仅仅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并未成为极少数个人直接作恶的工具，像现在这样法律成为少数个人直接作恶的工具，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就财产占有制度来讲，整个世界演变的基本历史顺序是：私有化——国有化——社会化，资本的社会化已成为世界大潮，社会公众不再仅仅是生产主体，而是越来越成为投资主体和财富占有的主体；可是在中国，所有制的演变顺序却颠倒为：国有化——私有化——官有化，在公有制被摧毁的废墟上成长起来的并非是传统的私有制，而是历史上极其罕见的官有制怪胎，与公有制相联系的左派和与私有制相联系的右派，同时被官权踩在了脚下。 　　

    ——在分配制度上，随着大众经济的发展，整个世界财富分配越来越向劳动者倾斜，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超过50%，发达国家超过70%，刚刚恢复元气的俄罗斯同样是经济增长的70%落入了老百姓腰包；可是在中国，2006年全国工资占GDP的比重居然下降到10左右，即便如此，还通过财税体系进行反向转移支付，把穷人的钱集中起来送给富人，在已经是负利率的情况下，仍然对穷人征收利息税，而对洋人实行免税，对富人实行退税。把中国经济变成了洋人经济和官人经济，被世界银行概括为世界独一无二的富人增长模式。 　　

    ——在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上，整个世界都在推广作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公费医疗、免费教育、福利住房和社会养老等福利保障制度，医疗、教育、住房、养老四大福利制度，已成为世界公认的文明社会的基本底线，九十年代末俄罗斯在经济已经彻底崩溃的绝望情况下，都没有取消这四大福利制度，美国这个全世界最仇恨社会主义的国家，都要拿出财政收入的70%用于这四大福利制度；可是在中国，免费的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社会福利，被列为极左路线的一大历史罪行给改革掉了，作为对推翻旧的三座大山的历史报复，又把中国人民重新压在了新的三座大山之下（由于现在的老人还有毛泽东时代留下的多子女照顾，人们还没有感受到穷愁潦倒的晚年凄凉，所以只是把医疗、教育和住房称为三座大山）。 　　

    ——就民主权利来讲，整个世界正在由精英民主向大众民主转变，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正在成为现代人权的基本内容；可是在中国，随着对大民主的声讨和镇压，社会大众越来越被排除在民主之外，民主完全变成了精英集团内部的一种闺房游戏，只有在公众视野之外才能尽情嬉戏。未来历史学家将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这一代中国人的高超智商：把允许罢工自由看作是极左专制，把禁止罢工自由看作是伟大民主。罢工自由不仅是除当今中国之外全世界所有国家劳动者的合法权利，甚至是连驴骡牛马等牲口都具有的基本权利，可是在中国居然成为违宪重罪。把罢工自由列为违宪重罪的理由，是罢工自由属于极左路线，罢工自由是否属于极左路线暂且不论，即便退一万步真的属于极左路线，也不能成为把老百姓变得不如畜生的理由。 　　

    ——就精神生活来讲，整个世界在平等友善、崇尚真美的道德和宗教旗帜引导下，人们越来越向简朴高尚的生活方式回归，理想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光辉正在撒向整个世界的精神天空；可是在中国，物欲泛滥的恶臭不仅淹没了最后的人性，像有毒奶粉有毒药品等行为甚至突破了最野蛮的兽性极限，对理想主义的最高评价就是“傻逼”，“爱国贼”竟然成为爱国主义的代名词，中国的精神堕落超越了所有宗教关于末法时代最恐怖的预言和想象。 　　

——就社会关系来讲，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整个世界特别是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的最大特点，就是贫富对立逐渐弱化，社会矛盾趋于缓和，社会关系越来越和谐；可是在中国，原本和谐统一的社会被撕裂为贫富两个极端，富人对穷人的掠夺和仇恨，已达到无以复加的极端境地，贫穷不再仅仅是一种生存状态，而成为穷人与生俱来的滔天大罪，穷人更是成为富人眼里最不可饶恕的天然罪犯，无休止地疯狂发泄对穷人的无比仇恨，已成为当今学界媒体取悦权贵富豪的一大生存之道，胡主席为化解阶级对立提出的和谐社会发展道路，正在被富人的疯狂仇恨彻底堵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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