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上大学要多高的智商？薛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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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学要多高的智商？(2009-07-18 10:18:56)标签：杂谈   

如今发达国家迅速白领化，上大学的人在适龄青年中快成了大多数，甚至有大学义务教育化的趋势。比如，在麻萨诸塞州，就正在讨论是否提供免费大学教育（主要是两年制的社区学院）的问题。



大学的普及意味着文化的提高。不过，这种提高，可能降低大学本身的层次：从知识精英的殿堂，变成了大众教育机构。这样的大学还叫大学吗？大学在大众化中能够维持过去那种精英教育的质量吗？更重要的问题是，真是有那么多人都适合或者需要上大学吗？



2007年《华尔街日报》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尖锐地提出了这些问题。此文的作者不是常人，而是1994年出版了轰动一时的智商研究名著《钟曲线：在美国社会中的智力和阶层》的作者之一Charles Murray。



《钟曲线》是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跨学科研究。其基本论题非常清晰：在当今的美国社会，智能最优异的进最好的大学，智能低下的则沉入社会下层。过去你在社会中的地位是由家庭背景、经济条件等外在因素决定的。如今则是由你自己的智力决定。智商和犯罪率、失业率、福利、儿童教育、贫困等等都有显而易见的统计学上的相关性，必须认真面对。该书还进一步根据心理学上的研究，得出亚裔的智商比白人略高，黑人的智商则明显偏低的结论，惊世骇俗，被自由派斥为是种族主义。乃至作者不论走到哪里讲演，都被抗议者包围，甚至有大动拳脚的场景。



此书的两个作者，一是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Richard J. Herrnstein，一是美国企业研究所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的社会学家Charles Murray。可惜，主要作者Richard J. Herrnstein在书出版那年就去世了。他是声誉甚高的职业心理学家。许多心理学家对此书提出的学术性挑战，他都无法回应。另一位作者Charles Murray接受的是社会学的训练，最多不过是心理学“票友”，不具备和职业心理学家论战的资格，也只能根据Richard J. Herrnstein的基本理论，在智商研究的社会意义上和公众打口水仗。不过，这场口水仗的意义非凡，突显了美国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基本社会理念。自由派认为：贫困是社会不公正的结果，只要消除了这种不公正，贫困就会基本消失。保守派则认为：社会的不公正固然存在，但贫困和贫困者本身的文化行为也有相当的关系。《钟曲线》则走得更远：贫困本身，也许和智商有关系。比如黑人享受了这么多社会政策上的照顾，其经济地位、教育水平仍然很低。这大概和他们的智商偏低也有关系。想想不久前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因为说了类似的话被迫道歉的事情，就知道《钟曲线》犯了多大的忌讳。



这次Charles Murray出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长篇大论，还是演绎智商理论的社会意义。当今最流行的思想是，大学教育是缩小贫富分化最有力的工具。给年轻人提供大学教育，是对未来最好的投资。越多的人上大学，社会就越平等、越有希望。Charles Murray则反唇相讥：智商决定了有的人是上大学的料，有的人不是。把不是上大学的料塞进大学，就好象用劣质金属造精密机械，只会造成巨大的浪费。



Charles Murray要人们面对一个基本事实：有一半孩子的智商是在平均线以下的。这个平均线是100。你低于此线，就属于智商偏低的50%的人口，高于此线，就属于智商偏高的50%的人口。不过，大部分人口的智商，都集中在100这条线的周围。假设一个女孩子的智商是135，那就是人口中百分之一的顶尖聪明人了。她如果英语课的成绩仅仅是Ｃ，那就叫潜力没有发挥出来。如果教育者对之悉心调教，她的学业会有惊人的长进。坐在她身后的一位男孩，考试得了个Ｄ，但他的智商在４９％这道线上，略低于50%的平均线。我们可以多教他一些词汇，多给他作一些练习。但是，他不可能再往前走多远。不要指望他会成为个作家或者工程师。如果用股市的原则来分析教育投资，你把钱投在前面那位智商高女孩子身上，效益就可能翻出本金几十倍；如果把钱投在后面那位智商低的男孩身上，就可能连本儿也都要赔进去。



为什么这么说？现有的研究证明：智商主要是由先天的基因所决定的。现在没有人知道怎么能够提高智商。人工的干预和开发，只能短时间内把智商提高七、八点。但是，一旦这种干预和开发停止，这些“提高”了的智商很快就会跌回去。2005年，“全美教育进步估价”机构报告说，有36%的四年级学生的阅读水准低于该机构的基本水准，说明教育出现了很大问题。Charles Murray则指出，四年级孩子智商低于９５的，正好有36%。这主要不是教育问题，而是人的天生条件问题，不必大惊小怪。



在Charles Murray看来，一般智商水准的人，努力学习后能够体面地完成高中学业，再往前走就非常困难。这在自然科学上最明显。平均智商的人到大学学自然科学根本跟不上课。据说当年有位俄罗斯的量子物理学家讲完课，一位学生跑过来抱怨：“教授，我怎么还是搞不懂。”那位量子物理学家不动声色地说：“量子物理学不是谁都能懂的。”我刚来美国时的一位英文老师向我们诉苦：她念大学的女儿数学不过关，跑到数学教授那里问究竟。那教授则说：“有人学得会，有人学不会。”智商低，在数理上一筹莫展。文科则似乎好对付些。比如一个智商为100的学生，上经济学入门也能跟着读书考试；但这大多似懂非懂，只能靠死记硬背蒙混过关，并无法掌握经济学的真髓。在我看来，低智商的人在文科中碰到的问题，是提不起兴趣，不理解也无法感受到一个很“不实际”的问题为什么那么重要。Charles Murray的结论是：一个人读大学，智商低于110就很成问题，而这种智商人口中只有25%才能达到。如果你要在大学表现出色，就得至少要115的智商，也就是人口中15%的顶尖水平。如今美国的现实是，45%以上的高中毕业生进四年制大学，考虑到高中辍学的因素，大约40%的适龄青年在大学读书。这样，大学生智商的准入水平就降到了104。



以104的智商接受给110甚至115的智商的人准备的高等教育，就改变了大学的性质。当今许多大学生、甚至也许是大多数大学生，到校园来寻找大学并不提供的东西。你很难想象一个智商略高于平均线的人会对柏拉图产生兴趣。这也难怪，这样的学生们上课没精打采，只会对“实际”的课程感兴趣，比如财会等等。他们的存在，在大学中创造了对实用课程的强大需求；一些抽象的、理论性的课程则无人问津。大学象个学徒的作坊，而不再是坐而论道的地方。



如果你在哈佛、耶鲁教书，当然不会感受到这样的变化。因为到那里读书的学生，都是智力顶尖的。但是，到草根的小学校教书，则不时要碰到低智商带来的问题。比如，我所在的Suffolk大学是个地方的私立学校，现在一年学费两万五千美元，不是个便宜的地方，按说应该保持相当的质量。但是，我第一年教书时，开学第一堂课就面对一个歪戴着帽子、懒洋洋地靠在前排椅子上的学生的提问：“我是学商务的。我就是想赚钱。我为什么要学历史？你能教我赚钱吗？”其实，这样的学生占了班里的绝大多数。我对他们很同情，也挣扎了两三年，试图想他们证明：成功的人，需要一些人文学科的基本训练。到美国各大学一看就明白，越是水平高的学校，学生的兴趣就越抽象、越“没用”。比如，历史就是耶鲁最流行的专业。可是，我讲也白讲。班上几个智商高的学生，会频频提出尖锐复杂的问题。但是，大多数人，根本不理解中世纪的威尼斯和他们有多大关系。让他们学这些，实在是赶鸭子上架，免为其难了。



这并不是说智商低的人不配享受良好的教育。相反，社会有责任给他们提供教育机会，只是必须因材施教。Charles Murray提出，这些智商达不到110或115的学生，应该接受两年制的社区学院的教育，不要挤到四年制的大学中来。这些人，通过文字这种过于抽象的媒介来接受知识很慢，但可以通过音响和图像来模仿，可以跟着师傅迅速掌握某些具体的技艺。他们对超出自己直接生活经验的东西很难产生兴趣，但对身边具体的生活经验却很能领悟。比如，木匠、泥瓦匠、管道工、电工、油漆匠等等，在当今的白领社会仍然有大量的需求。一个好的木匠，一年能挣十几万美元。许多所谓低智商的人，在木匠这行比高智商的人也许还灵巧多了。不让他们进技工学校学木匠，赶着他们进四年制大学不知所云地读柏拉图、中世纪史，受这么大罪花这么多钱，最后毕业连个四万的工作也找不到，这岂不是误人子弟？



大学的这种困境，反映了西方文化中的一个难局。以基督教和民主制度为基础的西方文明，把平等视为社会的基本价值。如今男女平等、种族平等都成了政治正确的话语，更不要说阶层平等了。但是，人的智商却从来不是平等的。这种不平等，又会带来巨大的社会和经济后果，无法对之视而不见。当今高等教育的普及，多少是建立在这种对智商因素无视的的基础上的。放眼世界，美国的高等教育之所以还在全球领先，一大原因就是大学还强调竞争性，在全民性这条道路上走得还不是太远。美国适龄青年上大学的比例，比欧洲几个国家还略低，而且大部分大学生集中在社区学院等等低端大学中，常青藤等精英大学则一直选择智商极高的学生。在欧洲，高等教育过于大众化，盲目扩大学生人数，乃至一些昔日的世界一流大学，也因为严重超载、学生平均智商下降而失去了竞争力。中国过去几年的大学“扩招”，后果更加恶劣。学院改大学，大专、中专也升级为大学，高等教育盲目在四年制的高端扩张，最后造成了许多低智商的学生进入大学，毕业也找不到工作。



二十一世纪高等教育普及是个不可阻挡的趋势。但是，良性的普及，要求大学本身分出层级，在高端保持精英教育的品质，在低端扩张社区学院等等大众化的教育机会。人人平等仍然是人类社会的核心理想。但是，只有承认智商上事实上的不平等，才能设计出相应的政策，使每个人都能“天生我才必有用”地贡献于社会。这也许才是更深刻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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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在最近的《读者》看到，从薛涌的博客转来。

在雨中

只看了个开头，不赞同

大学本应该是大众教育的一部分，不是精英教育

学习是终生的事，没必要把大学看得过于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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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二十年，自由派的极端话语格式，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保守主义的崛起。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已经认识到，一味顺应、娇纵孩子，最终会使他们无法在现实社会竞争。最近美国的文化由“软”转“硬”，教育上也开始建立基本的标准。不管社会上有多么大的抵抗力量，美国的教育会变得越来越严格，美国的孩子也会变得用功一些。


美国人宠孩子，教育不严格，这似乎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其实，美国的创建者，以清教徒为核心。这些人是最为勤奋律己的，对孩子的要求常常也严酷到不近情理。在他们眼中，孩子不是儿童，而是不成熟的成人，童年这个概念是没有的。所以，他们要求孩子常常也像要求成人一样。这种逼着孩子适应成人标准的教育，大概也是对当年美洲严酷的生存环境的一种反应吧。

　　到了19世纪20世纪之交，杜威领导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崛起。杜威彻底挑战了传统的、严酷的权威主义教育。他认为：过去的教育，以教材为中心，强调死记硬背和纪律，压抑孩子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他提出以孩子为中心的教育哲学，不是向孩子灌输教条，而是要孩子动手、作项目，在干中学，很接近我们所谓的启发式教育。不过，当时有不少保守的家长就报怨，这种“进步主义”教育过分纵容孩子，缺乏必要的纪律。


　　杜威的教育哲学，比起传统的权威主义教育来明显优越，渐渐占了主流。美国的教育，也从强调服从、纪律，转化到强调创意和培养孩子的自尊上来。“新政”以后，自由派统治了教育界，把这套哲学不断演绎，甚至走向极端，发展出一套“政治正确”的话语格式：老师不能随便训斥学生，打分要照顾学生的自尊心。特别是最近二三十年，当学生越来越舒服，分数也就越来越高，有了所谓的“分数膨胀”的现象。举两个例子，1968年，只有17.6％的大学新生高中的平均成绩是A，到2003年，这个比率已经上升到46．6％。1968年，22．6％的大学新生高中的平均成绩是C，到2003年，这个比率降到了5％。顶尖大学的录取办公室，接到的基本都是全A的申请材料，光看成绩很难分出高下。2000年哈佛大学的毕业班，竟有91％的学生成为荣誉毕业生。




然而，在这样的大趋势中，仍然有些捍卫严格的学术标准的学校。这些学校，不仅比哈佛、耶鲁打分严格，而且越来越受到社会的注意，甚至可能开启一个新的潮流。

　　在哈佛大学附近、波士顿近郊的一个小镇Belmont，有个叫Belmont Hill的私立学校。2005年，这个学校有72位毕业生。他们的SAT的中等成绩是1360分，几乎是常青藤盟校新生的平均水平。有三个学生，进入了全美“国家秀异”（National Merit）的半决赛。这些孩子，还参加了124个高级课程资格考试（Advanced Placement Exam），并且成绩优异。通过这种高级课程资格考试，就意味着考生可以免修相应的大学课程。2004年，这个学校15％的学生进了“常青藤”，2005年的毕业生同样会有许多人进入顶尖的名校。


　　毫无疑问，这是一所美国罕见的私立学校。不过更为罕见的，是这个学校的成绩。41％的毕业班学生在过去一年中至少拿到一个C；75％的学生在高中期间有过C的记录；在美国史的课程中，只有1／8的学生拿了A；在美国文学的课程中，拿C的学生人数超过拿A的。有20％的课程，竟没有一个学生拿过A。学生的所有成绩平均下来，最多是B-。可以说，在这个学校拿个A要比在哈佛难得多。


　　Belmont Hill有81年的历史，一直保持着低分的传统。这个传统在过去不足为奇，但能够保存至今则实属不易。几十年前，一个优异、勤奋的高中生拿个B-或者C是很平常的事情，如今这样的现象几乎绝迹了。另外，Belmont Hill在过去就是名副其实的“常青藤”预备学校。以1940年为例，25个毕业生，几乎全进了哈佛。有一两个特别“勇敢”的学生，跑得远一些，进了耶鲁或普林斯顿。另有个别人进了Williams或Bowdoin（两个顶尖的本科生学院）。如今，美国的名校强调多元化，不再集中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几个精英中学招生。Belmont Hill受此影响，进常青藤盟校的学生比例大减。2004年80个毕业生，只有5个进了哈佛。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这类低“常青藤”一头的名校，成了Belmont Hill毕业生的主要去向。另外，有许多学生开始考虑其他地区的名校，如Vanderbilt，Emory，和芝加哥大学等等。


　　在这样的局面下，低分就给Belmont Hill的毕业生申请大学带来了不利。像哈佛、耶鲁等东部的顶尖学校，把Belmont Hill视为一个主要的生源，对其著名的低分政策了如指掌。但是，其他地区的精英州立学校，如密歇根大学，对Belmont Hill就不甚了解，一看成绩单上有个C，或者平均成绩较低，就不予考虑。在过去两年，甚至出现了Belmont Hill的学生申请密歇根大学被拒，但却被哈佛大学录取的事情。结果，许多Belmont Hill的学生家长警告自己的孩子：不要申请密歇根这样的州立大学，要争取上那些知道Belmont Hill名声的私立大学。


　　问题是，在目前的大学申请的竞争中，上一流私立大学的机会即使对Belmont Hill的学生而言也是有限的。把密歇根这类著名的州立大学排除，学生的利益就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家长为了送孩子上Belmont Hill，一年要花25000美元的学费，难道就是为了买个低分吗？


　　这就给Belmont Hill校方带来了巨大压力。该校的大学申请负责人怀特（James White）是哈佛毕业，又在哈佛录取办公室工作多年。他三年前来到Belmont Hill后，运用他和精英大学的个人关系，打电话给各校录取办公室，说明Belmont Hill特殊的评分标准，要求大家另眼相看。同时，他对内大力说服Belmont Hill的教师：为了孩子们上大学的前途，打分时请手下留情。经过他的努力，Belmont Hill学生的平均成绩，已经从过去的C提高到现在的B-。有人预测平均成绩早晚要升到B。但是，许多资深教师对这一套作法还是很不买账。一个数学老师坚持低分原则，认为这样才能培养学生的品性。2004年，一个优异的毕业班学生为了挑战自己，上了他讲授的难得出名的数学课，但表现还是不够好，最后只拿了C。老师在给这个优秀生低分时心里紧张得不行，怕对方受不了。但是，这个学生“像个男子汉一样接受了这个成绩”。对许多资深教师来说，这才是Belmont Hill的精神。一些大学招生办公室的官员也称赞Belmont Hill捍卫了严格的学术标准。


　　所幸的是，面临激烈的全球化竞争，美国社会目前正在重新反省高分的教育哲学。美国的青少年的学术表现，常年来一直低于其他发达国家同龄人的水平。大学教授和雇主们给高中生素质的评价是“平平”或“低劣”。布什政府开始把教育改革的重点放在高中。全美州长协会2005年则计划重新设计高中的课程。


2001年，一个美国教育部资助的委员会把高中教育形容为“失去的机会”：许多学生在课程中没有受到任何挑战，毫无压力地构思自己毕业后的计划，荒废学业。该委员会敦促高中给学生更多的挑战，鼓励学生进行实习、上一些大学的课程、从事毕业研究项目。


　　一些公立高中已经开始采取高标准来衡量学生的表现。宾夕法尼亚、华盛顿、北卡罗来纳等几个州，要求毕业生必须完成毕业研究项目。其他许多州正在考虑同样的计划。同时，另外有750所高中对学生提出了毕业研究项目的要求。一个严格的高中毕业研究项目，包括一篇8页以上、有详细注释的研究报告，8到12分钟的口头报告，回答评审员的提问，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有的学校要求3页的研究报告，但要求有一个研究的“产品”。这种毕业研究计划，是在1980年代末期诞生的，目的是让学生学会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懂得在实际生活中整合跨学科的技能，发现和解决问题，并提高人际沟通的能力。要完成这样的计划，学生不仅要上一门特别的课程，而且必须投入大量课外时间，收集各种资料，整个过程可以长达大半年甚至一年。


　　一些学生经过毕业研究项目的考验，确实受益匪浅，懂得了知识的运用，未来求学更加有目标。有一个学生，毕业研究项目是给学校设计一个体育馆。由于他的设计实在出色，学校认真起来，真准备照他的设计建造一个。但是，一般美国的高中生，很少有写注释详细的研究报告的经验，更不知道怎样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在华盛顿州的Cedarcrest高中，严格的毕业研究项目使该校在1996年赢得了教育部颁发的“学术优异奖”。但是，高标准也产生了许多失败者。2003年，该校173个毕业生中有17个学生的毕业研究项目没有通过。其中16个学生经过一番努力，修改了自己的毕业研究，最后通过并且毕业。但不及格的分数还是留在了他们的成绩单上。


　　这使一些家长勃然大怒。该校的毕业典礼，有3个学生因为在毕业研究报告上抄袭而被禁止参加，一个到场的家长为此戴黑纱以示抗议。另一个学生毕业研究不及格，最后虽然经过修改被容许毕业，但学校拒绝取消不及格的成绩，于是家长就找律师要告学校，并试图组织草根的运动逼着学校取消毕业研究项目。有的学校，迫于压力不得不推迟实行毕业研究项目的计划。


　　这一系列强烈的反弹，说明自由派的某些教育哲学已经在美国根深蒂固。许多美国人觉得自己的孩子在学校被老师尊重、获得体面的成绩，是他们生而具有的权利。他们似乎已经完全忘了：别人的尊重必须通过自己艰苦的努力而得来；老师的责任不是让孩子们自我感觉良好，而是帮助他们获得知识，完成人格的成长，获得对付现实世界的能力。


　　最近二十年，自由派的极端话语格式，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保守主义的崛起。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已经认识到，一味顺应、娇纵孩子，最终会使他们无法在现实社会竞争。最近美国的文化由“软”转“硬”，教育上也开始建立基本的标准。不管社会上有多么大的抵抗力量，美国的教育会变得越来越严格，美国的孩子也会变得用功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