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孝若夫妇及子女) 1943年,仍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家住在上海法租界6年了,似乎和国家、社会脱了节。 祖母去世,家里更缺了主心骨。柔武二姐决定去重庆、昆明非武大姐那儿,家里就只有母亲,大哥融武、嫂子,我。住在上海新村。 大哥融武和我本一母同生,虽然年龄相差也只有8岁,但因当年所处地位不同,受到的影响不同,兄弟之间似乎是两代人,人间手足之情微薄了。 我祖父晚年得孙,融武哥是长子长孙,倍受祖父祖母的万分宠爱。祖母吴氏奶奶一心望孙成龙,担心母亲年轻,教养恐有疏忽。融武哥一出生,祖母就抱了过去,亲手抚养。融武哥和母亲的感情必然也就远了些。 祖母去世时,大哥方21岁,刚进入社会,养尊处优,对人生冷暖尚少体会。他夫妇住三楼,母亲和我住二楼,生活分两等,大哥当家。对自己想得过多的人,必然对别人想得少些或者难以想得到,即使母亲的日常生活费用,在哥哥的控制下,也很紧缺。 父亲、祖父在世时,母亲过了一二十年好日子。自1936年父亲张孝若不幸身亡、粲武四姐自辞于世、聪武五姐抗日牺牲、范武小哥遭灭顶之灾后,几乎完全毁了我母亲。大姐、二姐又在千里之外。 范武哥虽是余姨所生,母亲一直视如亲生,像爱护我一样爱护他。 母亲幼年随外祖父在贵州生活多年,得了长期的疟疾病,俗称打摆子,忽好忽坏,终未痊愈,晚年更甚。发病时往往长时间昏睡不醒,身体十分虚弱。但母亲个性刚强,她从不责怪大哥大嫂,也不怨天尤人,毅然决定携我回家乡南通。母子相依为命,过普通人的日子。 回到南通,老家濠南别业早已被日军侵占为司令部,我们只好住进祖父晚年休息的地方——濠阳小筑。母亲坚持不与日寇、伪政权来往,依靠一点房租过苦日子,我们母子生活要求并不高。回到南通后,我即进入了南通中学高一班。 家中子女里,我是最小的,从小受到祖母、父亲、母亲和四个姐姐的疼爱。我8岁时父亲即离去,父子相聚在一起的时间非常短促。之后随着我对他的了解和想念,当日他对我的爱,愈感到十分珍贵。 我的性情原来还是比较活泼的,但自从家庭发生了较大的变故,亲人相继离去,母亲身体、精神长年不好,非武大姐和柔武二姐又远赴重庆,孤独的我,情绪上很自然地受到了影响。时间久了,多了一份沉默,少了一份开朗;多了一份忧愁,少了一份快乐。 每天下午放学,我走在回家的路上时,就会想着:妈妈,你清醒了吗?一走进家,阿宝姐(母亲贴身似如女儿的丫头,她为掩护地下党员王 敏之曾作出过很大的贡献)忙着告诉我:少太太等着你呢!我欣喜万分赶到母亲床前,母亲抚摸着我的头,我紧握着母亲的手,说不完的话。 有时母亲尽情地给我讲几篇古文,如《捕蛇者说》、《醉翁亭记》、《祭十二郎文》、《前后赤壁赋》等,直到在母亲床前陪她吃完饭,我才满心喜悦地去做功课,过了一个愉快的平安夜。 但更多的情况是,放学后回到家,阿宝姐不照面,似乎整个的天都暗了,母亲仍昏睡着,我只能扔下书包,久久地爬卧在母亲的脚下,时间停止了,空间消失了。当阿宝姐来招呼我吃晚饭时,我的眼泪也干了。而这样的夜晚,在那里却占去了大部分岁月。 母亲心里也很难受,担心影响我的成长,主动提出让我去住校,和同学们生活在一起,对我身体和情绪都有好处。但我不放心母亲。母亲说,星期天你还会回来的,家里有阿宝照顾我,不用担心。母亲一直把阿宝当义女来看待,阿宝也一直把母亲当作亲人来服侍。 我住校后,整日和同学生活在一起,业余时间在一块打球,到图书馆看书,能够说说笑笑。情绪虽然好得多,但总离不开家庭的一些阴影,所以有时沉默,有时忧郁。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了学生活动。一个十六岁的青少年单纯而幼稚的心灵深处,开始撒下了热诚、正义的种子。从此,我走近了人生,走向了光明。 来源:夜航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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