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该不该打开校门,面向公众开放校园参观、游玩?
过去几年来,原本开放的大学,因为防控需要,都改成了封闭式管理,但随着社会运行恢复常态化,大学的封闭式管理却普遍延续下来,所以关于大学校园该不该开放的话题,近期屡屡引发热烈讨论。现在,终于有教育部门明确发声了。
近日,广东省教育厅公开回应称,“大学校园是公众资源,应该尽可能对外开放”。广东省教育厅还表示,后面会下发通知,指导各高校安全有序地面向社会开放。
虽然是一省的教育主管部门,但广东省教育厅“大学当然应该开放”的回应,掷地有声,再次重申了一个基本常识。
现在不少人反对大学开放,觉得高校就应该是独立于世,应该保持清净,一旦打开校门,社会闲杂人员涌入,会干扰正常的教学秩序,带来管理上的不便,比如小偷小摸现象增加,损害师生的权益,等等。
但这种担心是杞人忧天。
在三年防控之前,中国的大多数高校,一直都是面向外界打开校门的,很多大学甚至都不用预约,或者刷身份证,而是自由进出,开放校园冲击教学秩序,师生被外人打扰,在那时候为什么从来都不是问题?
封闭和隔断校门,关闭社会人员的进出通道,只是防控期间造成的例外状态,现在高校把例外状态当成了常态,享受封闭管理的便利,说白了就是偷懒,是节省管理成本。
对此,广东省教育厅的回应很有道理——“如果开放以后出了什么问题,也不是开放带来的问题,而是管理不善带来的问题”,“管理不便不能凌驾于开放之上”。
为什么“管理不便不能凌驾于开放之上”?一方面,大学本身就不是什么私产,它是广大纳税人建立起来的,是一种社会性的资源,是公共资产。
按照《高等学校财务制度》,我国高校开展教学、科研及其他活动的资金来源,主要包括财政补助收入、事业收入、上级补助收入、附属单位上缴收入、经营收入、其他收入等。其中事业收入,主要是学费、住宿费等。在所有的收入构成中,财政补贴是大头。
公共资源只能面向有限用户,财政拨款建立的高校,无法面向广大纳税人开放,这当然不尽合理。高校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各类场馆,只能由校内人士独享,这也导致资源利用效率偏低。
另一方面,大学本身就以开放、包容著称,关闭校门可以求得一方清净,但也隔断了与社会外界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
放眼国际,像欧美的一些世界名校,都是开放参观的。家长可以带着孩子,沉浸式地体验名校的教育氛围,让他们立志学习;高校和周边的社区融合,则形成了一种良好的人文氛围,一种自由交流的公共空间。
而我国高校的发展史上,旁听生也是一种重要的教育文化。比如民国时期,就有很多社会人士去北大旁听,北大还专门制定了旁听生的规则——《文法科选科生及旁听生规则》,将教育资源尽可能地面向社会公众开放,而一些旁听的人士,不乏后续的学者大咖。
在防控之前,像北大、清华等名校,也有不少校外人士前往旁听,听一些名师的课程,或者学术论坛、讲座。开放式的校园,其包容精神,给社会人员提供了一个接触名校教育资源的良好契机。
现在,大学纷纷关起门来,用一堵高校阻断外界,这不应该,也不合理。在参观游览高校需求刚性存在的基础上,校门关闭导致的结果是,黄牛引导入校从成为了一门地下生意。
比如前不久就有媒体报道,有黄牛在网上公开报价,进入清华北大,少则300元,多则甚至达到500元,甚至部分黄牛手中的预约名额被购买一空。
此外,最近还有报道,上海交大禁止外卖骑手入校,并设中转站有偿转送。说到底,这也是关闭校门带来的影响,它反而给学生造成了不便,却成了高校牟利的一种机会。
关于大学该不该开放,相关争论当休矣。广东省教育厅“不能因安全问题,因噎废食,拒绝开放”的强调,应该成为广大高校的共识。
至于一些人担心,开放校门以后,校园秩序受到影响,师生权益得不到保障,对此完全可以在管理上更加精细化,比如将大型场馆开放,但教学楼、学生宿舍等,可以适当采取一些封闭式的管理措施。
总之,不能以管理不便为由,继续回避公众关于开放校园的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