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作《惊蛰》加印八次，杜阳林：小山村里不平凡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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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蛰是春始，预示春归大地，万物生长，也引发作家杜阳林的灵感，创作出长篇小说《惊蛰》。

长篇小说《惊蛰》讲述了一位农村少年坚韧的成长史，这不仅是对乡村青年奋斗改变命运的书写，也深入透析了乡村历史文化熏染下形成的生活土壤。整部作品彰显了个体生命向善、向上的昂扬力量，同时呈现了中国乡村大地的生存群像和时代的惊蛰之变。

该小说上市八个月以来已经连续八次加印，一部乡土题材的纯文学作品为何受到读者的热捧？《惊蛰》创作背后有什么故事？红星新闻近日专访了杜阳林。

杜阳林

关于小说｜用写作的方式靠近童年，与主人公一起重生

红星新闻：能用关键词来概括《惊蛰》的主人公凌云青吗？

杜阳林：不好概括，不管现实生活中还是小说文本里，每个人都是多面而立体的存在。但在主人公凌云青身上，还是存在一些共性词汇，比如勤奋、上进、聪慧、坚韧。这些词语，交互编织成了一个人的成长背景和性格底色，在故事的慢慢推进之中，这些微光闪烁的关键词也跟着主人公一起深入人心，让读者感同身受。

红星新闻：小说为什么会用一个孩子四岁到十四岁的成长经历来推动情节发展？这样写作是否会有难度？

杜阳林：在写作之前的一段时间，我也曾纠结这个问题，到底是用一个成人的视角还是少年视角来看观龙村？我曾想过，由“母亲徐秀英”作为主人公，让她的命运起伏串联起整部小说的情节发展。这样做的好处，是我在叙述中，能用更加贴近当前年龄的思维方式，以一个中年写作者的视点，去回头窥望旧时的人和事，这种“打量”是彼此对等的。但反复思量之后，我放弃了这种想法，这里有一些很复杂也很个人的因素，因为《惊蛰》算是我熟悉的生活场景，在书写时，我无数次回到童年，在回忆的海洋中打捞过往，沥出一桩桩旧事，再进行文学创作。这种做法本身，很像是一种心理学上的疗愈之旅。

我并非说我童年“不幸”，只是用写作的方式靠近童年，犹如跟随文中的主人公凌云青，重新生长了一次。

至于为何会截取云青从四岁到十四岁的年龄断面，这对于个体而言，十年时间，主人公从一个懵懂童年，成长为有担当的迈向新征程的大学生。而对于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1976年到1986年，正是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伟大尝试的时间。如此，人物的命运与时代的背景，便有了结合。

红星新闻：《惊蛰》的背景是“川北小山村”，你是如何看待人和乡村之间关系的？

杜阳林：我小时候，去得最远的地方是县城，还是因为生病而去县城住院，对于城市的一切都感到新鲜，比如宽敞的马路、高耸的楼房。在孩提时代的我看来，乡村就像一个容器，容纳我们生存，但同时，显得几分简陋与拘谨。

我因为上学，户口也随之转入所在的城市，成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乡村还较为罕见的“迁徙者”，也是从离开家乡之后，隔远一段距离，更能清晰地发现和思考乡村的人和事。至少，在我的认知中，乡村从来就不是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在乡村同时冶炼着善与恶，美和丑，真挚与虚伪。有人真心爱着乡村，从容度日，也有人在乡村中感到百般不适，各种发难。我从不认为，乡村是净土，农民天然就该贴上“淳朴憨厚”的标签。在特定时代之下，“观龙村”这个缄默而偏远的小山村，就是一个不平凡的世界，人们在认命与不认命之间摇摆和挣扎，反而体现出了非凡的生命热力。

红星新闻：你在写作这部小说的哪个情节时会感到格外动情？

杜阳林：在书写主人公凌云青流浪途中在破庙躲雨的情节时，我觉得心中有钝痛之感。一个孤身漂泊，靠着乞讨一步步从异乡走向家乡的孩子，和一只雨中羸弱的丧家之犬，他们像是受着命运的牵系和吸引，终究在风雨交加的夜晚，于衰旧破庙中相遇了。在凌云青身上，命运总是开着不怀好意的玩笑，与流浪犬相遇的这个夜晚，是他十一岁的最后一晚，可在这一天之前，但他几乎经历了平常人的酸甜苦辣。他已两度濒临死亡边缘，好不容易治好腿疾，却因受到舅母的冷遇而选择步行归家。这是一条漫长的回家路，颠沛流离了近三十天才重回母亲身边，而破庙处于路途中，对于一个不知前方还有多长路程的孩子来说，与流浪犬的“篝火一夜”，是上天最仁慈的安排。这个情节对云青的心理成长，也弥足珍贵，像是一道门槛，跨过这一夜，不仅是从童年迈向了少年，他还汲取到了来自生命本身的无穷滋养。

创作《惊蛰》时｜文学世界常会入侵现实世界

红星新闻：《惊蛰》是去年八月上市，到第八个月时，加印了八次，你分析该小说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杜阳林：我不敢妄谈“成功”二字，只是对这本小说能加印八次而心存感恩。借此机会，请允许我深深感谢喜欢《惊蛰》的每位读者朋友，为小说提出中肯意见的评论者，感谢浙江文艺出版社编辑老师的辛劳，是大家的共同努力，创造了一个小小的欣慰。《惊蛰》书写的是几十年前的故事，在当今这个信息化时代还能引起广大读者共鸣，这更加坚定了我的写作信心。

红星新闻：请分享你创作时的心路历程。

杜阳林：在数日的创作过程中，我像是同时生活在现实和文学两个世界。在创作这部长篇小说的日日夜夜，我的文学世界经常都会来入侵现实世界，让我瞬间进入工作状态。这是非常奇妙的感受，我能体悟到些微压力，但更多是付出的愉悦，书写的每个文字，都像老农栽下的禾苗，眼见着一点一点成长，内心充满了喜悦。

红星新闻：你认为怎样的时代、怎样的个性会产生奇迹？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吗？

杜阳林：我认为不管怎样的时代，都会产生奇迹，纵观人类历史的进程，也说明了这个问题。至于“怎样的个性”，在我看来，一个真正成功者的身上，至少需要具备执着与坚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较之理想主义者的乐观与热情，我更加相信一点一滴耕耘，从现实土壤中收获梦想。

红星新闻：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写作过程中，哪些作家对你的影响比较大？

杜阳林：要追溯最初写作的时间，太过久远，久远到记忆已有些模糊了，大概读大学期间，开始在报刊上发一些“豆腐块”，算是写作的练笔吧。

我是一个不太择书的阅读者，只要拿到一本“对口味”的书，都会看下去，感知自己有用的东西。但小时候看过的一本书，对我整个人生的影响都很大，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至今，我仍清清楚楚记得书中的经典句子：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人来说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红星新闻：你更加注重小说的语言、情节还是结构？

杜阳林：我在写作时，很少将它们分开来考虑。可能青涩时代的写作，我会更在意语言，但很快，我就发现小说是门高超的艺术，它需要在现实和想象之间塑造一层既存在又难以言喻的空间。好的小说，不仅需要有弹性的语言，也需要作者构架情节的能力。所以，这几个要素无法排出先后顺序，只能根据自己当下的创作状态，进行一些调整吧。

并非抵触非虚构创作｜一切创作需要机缘

红星新闻：如何看待现在的非虚构小说？你以前有多年时间是媒体记者，应该有很多机会写非虚构作品，为什么会致力于小说与散文创作？

杜阳林：非虚构疏通了文学和社会的互动，也在行进式的经验中，无限探索并抵达人间真实。我曾在媒体工作二十年，长期奋战在采写第一线，手里的确掌握了大量素材，我并非抵触非虚构创作，而是一切创作，都需要机缘，也许某天，我忽然发现了一个“必须得以非虚构方式呈现”的主题，那么我也会扎进非虚构这条河流之中，痛快游弋。而我目前创作的重心放在小说与散文之上，也是因为在现阶段，这两种文体更能抒发我的心声。

红星新闻：同行和读者的评价，你更在意谁的意见，为什么？

杜阳林：这个问题我希望能辩证地看待，也就是说，我既“在意”又“不在意”。

马克思曾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没有人能成为孤岛一般的存在，尤其是作为一个出版了个人作品的写作者，已出版物一旦流通市场，便成为“公共文化产品”，接受检阅的目光以及各种评价，是必不可少的。从这个角度讲，我非常欢迎读者与同行的意见，因为只有真正认真阅读过我作品的人，才会提出意见和建议。

但作为写作者，我时刻提醒自己，必须保持清醒与理智。我需要有自己的坚持，哪怕遭到他人反对，但只要不出常识和逻辑的错误，没有文本上的硬伤，我是倾向于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红星新闻：对于作家生涯，能否和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会人到中年再度提笔写作？这条“曾经断开的路”是怎样接上的？

杜阳林：我是从大学阶段开始练笔写作的，那时写得较多的是散文。后来进入媒体工作，日夜繁忙，但写作并未丢开，文学写作于我而言，就是枚深埋心田多年的种子。

人到中年，世事沉淀，很多原先想不明看不透的，因为年龄与阅历，都有了新的领悟，想要将自己的所思所想表达出来，写作，便成为最好的桥梁。并相信自己思想的广度和深度胜于过去，哪怕看待同样一桩事，也挖掘出更加深刻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