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蛰是春始,预示春归大地,万物生长,也引发作家杜阳林的灵感,创作出长篇小说《惊蛰》。 长篇小说《惊蛰》讲述了一位农村少年坚韧的成长史,这不仅是对乡村青年奋斗改变命运的书写,也深入透析了乡村历史文化熏染下形成的生活土壤。整部作品彰显了个体生命向善、向上的昂扬力量,同时呈现了中国乡村大地的生存群像和时代的惊蛰之变。 该小说上市八个月以来已经连续八次加印,一部乡土题材的纯文学作品为何受到读者的热捧?《惊蛰》创作背后有什么故事? 红星新闻近日专访了杜阳林。
杜阳林 关于小说|用写作的方式靠近童年,与主人公一起重生 红星新闻:能用关键词来概括《惊蛰》的主人公凌云青吗? 杜阳林:不好概括,不管现实生活中还是小说文本里,每个人都是多面而立体的存在。但在主人公凌云青身上,还是存在一些共性词汇,比如勤奋、上进、聪慧、坚韧。这些词语,交互编织成了一个人的成长背景和性格底色,在故事的慢慢推进之中,这些微光闪烁的关键词也跟着主人公一起深入人心,让读者感同身受。 红星新闻:小说为什么会用一个孩子四岁到十四岁的成长经历来推动情节发展?这样写作是否会有难度? 杜阳林:在写作之前的一段时间,我也曾纠结这个问题,到底是用一个成人的视角还是少年视角来看观龙村?我曾想过,由“母亲徐秀英”作为主人公,让她的命运起伏串联起整部小说的情节发展。这样做的好处,是我在叙述中,能用更加贴近当前年龄的思维方式,以一个中年写作者的视点,去回头窥望旧时的人和事,这种“打量”是彼此对等的。但反复思量之后,我放弃了这种想法,这里有一些很复杂也很个人的因素,因为《惊蛰》算是我熟悉的生活场景,在书写时,我无数次回到童年,在回忆的海洋中打捞过往,沥出一桩桩旧事,再进行文学创作。这种做法本身,很像是一种心理学上的疗愈之旅。 我并非说我童年“不幸”,只是用写作的方式靠近童年,犹如跟随文中的主人公凌云青,重新生长了一次。 至于为何会截取云青从四岁到十四岁的年龄断面,这对于个体而言,十年时间,主人公从一个懵懂童年,成长为有担当的迈向新征程的大学生。而对于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1976年到1986年,正是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伟大尝试的时间。如此,人物的命运与时代的背景,便有了结合。 红星新闻:《惊蛰》的背景是“川北小山村”,你是如何看待人和乡村之间关系的? 杜阳林:我小时候,去得最远的地方是县城,还是因为生病而去县城住院,对于城市的一切都感到新鲜,比如宽敞的马路、高耸的楼房。在孩提时代的我看来,乡村就像一个容器,容纳我们生存,但同时,显得几分简陋与拘谨。 我因为上学,户口也随之转入所在的城市,成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乡村还较为罕见的“迁徙者”,也是从离开家乡之后,隔远一段距离,更能清晰地发现和思考乡村的人和事。至少,在我的认知中,乡村从来就不是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在乡村同时冶炼着善与恶,美和丑,真挚与虚伪。有人真心爱着乡村,从容度日,也有人在乡村中感到百般不适,各种发难。我从不认为,乡村是净土,农民天然就该贴上“淳朴憨厚”的标签。在特定时代之下,“观龙村”这个缄默而偏远的小山村,就是一个不平凡的世界,人们在认命与不认命之间摇摆和挣扎,反而体现出了非凡的生命热力。 红星新闻:你在写作这部小说的哪个情节时会感到格外动情? 杜阳林:在书写主人公凌云青流浪途中在破庙躲雨的情节时,我觉得心中有钝痛之感。一个孤身漂泊,靠着乞讨一步步从异乡走向家乡的孩子,和一只雨中羸弱的丧家之犬,他们像是受着命运的牵系和吸引,终究在风雨交加的夜晚,于衰旧破庙中相遇了。在凌云青身上,命运总是开着不怀好意的玩笑,与流浪犬相遇的这个夜晚,是他十一岁的最后一晚,可在这一天之前,但他几乎经历了平常人的酸甜苦辣。他已两度濒临死亡边缘,好不容易治好腿疾,却因受到舅母的冷遇而选择步行归家。这是一条漫长的回家路,颠沛流离了近三十天才重回母亲身边,而破庙处于路途中,对于一个不知前方还有多长路程的孩子来说,与流浪犬的“篝火一夜”,是上天最仁慈的安排。这个情节对云青的心理成长,也弥足珍贵,像是一道门槛,跨过这一夜,不仅是从童年迈向了少年,他还汲取到了来自生命本身的无穷滋养。 创作《惊蛰》时|文学世界常会入侵现实世界 红星新闻:《惊蛰》是去年八月上市,到第八个月时,加印了八次,你分析该小说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杜阳林:我不敢妄谈“成功”二字,只是对这本小说能加印八次而心存感恩。借此机会,请允许我深深感谢喜欢《惊蛰》的每位读者朋友,为小说提出中肯意见的评论者,感谢浙江文艺出版社编辑老师的辛劳,是大家的共同努力,创造了一个小小的欣慰。《惊蛰》书写的是几十年前的故事,在当今这个信息化时代还能引起广大读者共鸣,这更加坚定了我的写作信心。 红星新闻:请分享你创作时的心路历程。 杜阳林:在数日的创作过程中,我像是同时生活在现实和文学两个世界。在创作这部长篇小说的日日夜夜,我的文学世界经常都会来入侵现实世界,让我瞬间进入工作状态。这是非常奇妙的感受,我能体悟到些微压力,但更多是付出的愉悦,书写的每个文字,都像老农栽下的禾苗,眼见着一点一点成长,内心充满了喜悦。 红星新闻:你认为怎样的时代、怎样的个性会产生奇迹?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吗? 杜阳林:我认为不管怎样的时代,都会产生奇迹,纵观人类历史的进程,也说明了这个问题。至于“怎样的个性”,在我看来,一个真正成功者的身上,至少需要具备执着与坚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较之理想主义者的乐观与热情,我更加相信一点一滴耕耘,从现实土壤中收获梦想。 红星新闻: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写作过程中,哪些作家对你的影响比较大? 杜阳林:要追溯最初写作的时间,太过久远,久远到记忆已有些模糊了,大概读大学期间,开始在报刊上发一些“豆腐块”,算是写作的练笔吧。 我是一个不太择书的阅读者,只要拿到一本“对口味”的书,都会看下去,感知自己有用的东西。但小时候看过的一本书,对我整个人生的影响都很大,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至今,我仍清清楚楚记得书中的经典句子: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人来说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红星新闻:你更加注重小说的语言、情节还是结构? 杜阳林:我在写作时,很少将它们分开来考虑。可能青涩时代的写作,我会更在意语言,但很快,我就发现小说是门高超的艺术,它需要在现实和想象之间塑造一层既存在又难以言喻的空间。好的小说,不仅需要有弹性的语言,也需要作者构架情节的能力。所以,这几个要素无法排出先后顺序,只能根据自己当下的创作状态,进行一些调整吧。 并非抵触非虚构创作|一切创作需要机缘 红星新闻:如何看待现在的非虚构小说?你以前有多年时间是媒体记者,应该有很多机会写非虚构作品,为什么会致力于小说与散文创作? 杜阳林:非虚构疏通了文学和社会的互动,也在行进式的经验中,无限探索并抵达人间真实。我曾在媒体工作二十年,长期奋战在采写第一线,手里的确掌握了大量素材,我并非抵触非虚构创作,而是一切创作,都需要机缘,也许某天,我忽然发现了一个“必须得以非虚构方式呈现”的主题,那么我也会扎进非虚构这条河流之中,痛快游弋。而我目前创作的重心放在小说与散文之上,也是因为在现阶段,这两种文体更能抒发我的心声。 红星新闻:同行和读者的评价,你更在意谁的意见,为什么? 杜阳林:这个问题我希望能辩证地看待,也就是说,我既“在意”又“不在意”。 马克思曾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没有人能成为孤岛一般的存在,尤其是作为一个出版了个人作品的写作者,已出版物一旦流通市场,便成为“公共文化产品”,接受检阅的目光以及各种评价,是必不可少的。从这个角度讲,我非常欢迎读者与同行的意见,因为只有真正认真阅读过我作品的人,才会提出意见和建议。 但作为写作者,我时刻提醒自己,必须保持清醒与理智。我需要有自己的坚持,哪怕遭到他人反对,但只要不出常识和逻辑的错误,没有文本上的硬伤,我是倾向于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红星新闻:对于作家生涯,能否和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会人到中年再度提笔写作?这条“曾经断开的路”是怎样接上的? 杜阳林:我是从大学阶段开始练笔写作的,那时写得较多的是散文。后来进入媒体工作,日夜繁忙,但写作并未丢开,文学写作于我而言,就是枚深埋心田多年的种子。 人到中年,世事沉淀,很多原先想不明看不透的,因为年龄与阅历,都有了新的领悟,想要将自己的所思所想表达出来,写作,便成为最好的桥梁。并相信自己思想的广度和深度胜于过去,哪怕看待同样一桩事,也挖掘出更加深刻的意义。 9 V- z+ K0 D. x'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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