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凌谈《记忆之城》:小说不能越写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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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袁凌。

日前,著名作家袁凌受南都读书俱乐部邀请,进行了线上分享。袁凌的最新作品、长篇小说《记忆之城》由花城出版社推出,引起广泛关注。袁凌在分享中畅谈了自己的创作历程及体会。

袁凌,生于陕西平利县,近年他的非虚构作品《生死课》《寂静的孩子》等广受赞誉,使他成为当下最有影响的非虚构作家之一。但其实袁凌的小说创作也同样出色,描写贫苦农村生活的短篇小说集《世界》就是非常出色的作品。

2021年,袁凌出版了讲述自己成长经历的散文集《在别处》。而他今年的这部长篇新作《记忆之城》也带有强列的自传色彩,小说第一部分写2019年,以对青年女性小芹的死的追踪为线索。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分别写2001年、2003年,将主人公在报社从事新闻报道工作的情况以及个人的情感经历做了细腻的描写。全书在忧郁的气氛中刻画了都市普通人的艰难生活和小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很能打动人。事实上,这部作品的部分初稿写于十几年前,袁凌一直在对它进行补充和打磨。

袁凌在分享中非常坦诚地表达了自己的创作理想。他说:“有一位小说家评价我这部《记忆之城》是‘泥沙俱下式的写作’,往远说是陀翁的路数。我喜欢这种泥沙俱下的感觉,就像世界本身一样,充满了一种粗犷的、不一定是那么成熟的、完成度那么高的、不一定是那么人工的东西。它可能还存在着一些没有打磨得那么光滑的地方,一些完善的可能性,它给读者留下了一些空白和一些可以继续发挥想象的空间。因为这也是真实生活的一种。小说提供给我们进一步去思索、去感受的东西,我希望长篇小说提供这样一种场域。我不喜欢一些特别像小说的小说,我更希望长篇小说没那么像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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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小说《记忆之城》从情节的时间构成上看,大概可以分成两个时间段:一段是2001年到2003年,这是本世纪初；另一段是2019年,距离现在更近一点。我们知道,《记忆之城》带有自传的色彩,那么你在上述两个时间段里,分别过着怎样的生活?

袁凌:这两段时间间隔16年,生活当然有很大的变化。在前一个时间段里,不管是小说中的主人公还是我本人,都在重庆,是进入记者行当工作的第二到第四个年头。当时我先是在热线部做跑街新闻,后来调到周末版,做类似于特稿或特写的东西,经常出去采访。就个人生活来说,其实是比较苦闷的,因为一个人在那里呆着,家人不在身边。当时感觉个人理想可能实现不了,在重庆的日子也恐怕快结束了。然后到2019年,我当时处于“北漂”的状态,自由写作。有时候也做一些选题,出去采访什么的,基本上就是一个漂泊者的状态。当时也经常回重庆去。

南都:在《记忆之城》,你对“鱼城”今昔有很多描写。你提到过,景观化的新城市将这个地方旧的面目抹去了很多。那么,这个地方旧的样貌中有哪些是让你记忆深刻的?是小说里写的“棒棒”们住的廉价旅社、有舞女的地下舞厅?还有别的什么吗?

袁凌:当初我在重庆的时候,因为重庆变为直辖市,这给城市带来一种发展的动力。重庆有古老的历史,既有码头文化那样的粗犷,又有现代都市非常时尚和新鲜的元素,所以我感觉重庆那时是一个非常丰富、有活力、有冲突性的城市。一些生活场所也给我留下比较深的印象。重庆分为上半城和下半城,而这两者的生活又交织在一起。

2019年,我再回到重庆的时候,发现重庆经过大幅拆迁,一些本地居民已经搬到很远的地方,原本在那里求生的很多下层的人也就慢慢离开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比如说化龙桥对面曾有一个很大的化工厂,当时我到濒临破产的厂里就见过很多千奇百怪扭曲的管道,印象很深。化龙桥靠里有一个巨大的污水瀑布,景观非常震撼,就是从重庆的上半城流下来的污水都流到下半城。那个瀑布有将近100米高,发出巨大的声浪,整个山谷都弥漫着酸腐的烟雾。我后来2019年再去,这个地方、这个污水瀑布消失了,以前瀑布下端臭气熏天的地方,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现代化楼盘。这种对比给我的印象非常深。

南都:《记忆之城》里刻画了好几位会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年轻女性,有逐渐在人海中沉沦乃至消失不见的于小芹,有在印刷厂工作的女工罗玉英,有主人公的好朋友陈天的前妻李影、主人公自己的妻子小絮。你能分别谈谈这几位女性角色吗?除了个性之外,她们身上似乎都带有时代的、社会的烙印,你认为21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对那个时候的女性产生过哪些影响?

袁凌:小说中确实描写了几位女性,小芹和小絮是里面比较重要的两位。小芹从外地来到鱼城打工,先是在印刷厂,后来因为工伤失去了工作,到服装店里卖服装。她可能比较怕辛苦,挣得也微薄,后来就到黑灯舞厅里面去,然后“年老色衰”,被迫变成那种更低等的,陪老年人跳坝坝舞,挣点儿小钱。到最后,这也无法持续,又生了病,她在贫病交加之中跳江自杀了。其实小芹也很善良,有自己的个性,但她是一个一路往下走的女性。

罗玉英,是小芹的一个朋友,她们都是印刷厂的女工。罗玉英相对来说要幸运一些,但也没有多么光鲜。她一直在印刷厂工作,后来跟工友结了婚。婚后未育,加上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工厂效益不好等等,她的婚姻也出现危机,最后离婚。多年以后,小说里面的另外一位主人公陈天跟她重逢,之后二人结了婚。这在当地引起了一些争议,因为陈天是一个报社的记者,又是博士。陈天也是经历了很多,包括跟李颖的恋爱,然后是跟他的妻子流苏的相处,都出现了问题。不管是他的恋爱还是婚姻,都走向了破产,所以后来他选择了罗玉英。跟小芹不大一样,罗玉英她没有那么敏感,可能比较随和,好像心要“大”一些,想的不太多,能够随遇而安。她有勤劳的美好品性,身上有一种温润的东西,这也是她后来命运与小芹不同的一个原因。

小说里还有一位女性小絮,小絮是小说里主人公“我”的妻子。她没有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是一个中学教师,在小说里,“我”从上海到鱼城,一直试图为妻子找一个工作,让她能跟着“我”一起在当地生活、工作,扎下根。但小絮生性怯弱,始终没有办法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而“我”也比较软弱,也没有能力保障妻子的生活,所以最后小絮黯然离开了。小絮也非常善良,非常勤劳,在小说里“我”生了一场大病,小絮一直照顾“我”,但是“我”病愈之后,小絮就离开了鱼城,因为她在鱼城始终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失去了自我,她在鱼城拥有的一切就是小说中的“我”,而这又让“我”不堪重负,因此两个人经常发生磕绊,生活中充满了“贫贱夫妻百事哀”的矛盾。这就导致两个人婚姻越来越缺乏力量继续下去,最后也失败了。“我”和小絮最终分手,但小絮在分手之后反而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出路,所以在鱼城这么一个好像是一个梦幻的、魔幻的场景里,大家似乎都陷于其中不能自拔,走不出命运的梦魇。

她们这些女性身上确实都带有那个年代的烙印,也像某种符咒一样,有一种特殊的色彩,就好像一种命运感:虽然每个人都在追求,却摆脱不了这种宿命。当然,他们仍然是在追求,而不是“躺平”或者抱怨。没有那么美满,但都在努力生活,寻求自己,我想我愿意把这些记录下来,原因就在于这份值得珍视的认真。他们并未亏欠命运什么,而是命运或者说是生活亏欠了他们。可能当时整个社会也处于一个转轨的阶段,很多东西都在冲突变化之中,人们在当中会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沉浮。其实无论男女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可能女性更敏感一些,她的命运感体现得就更突出一些。但是在这当中也埋藏了一种对生命意义的寻求,而非没有希望。

南都:《记忆之城》主人公以及他的好朋友陈天的爱情生活,若用今天年轻人的眼光来看,似乎可以说是非常“不标准的”。你似乎有意对此类爱情的形态做精准的勾勒,你的用意是什么?你怎样评价这样的感情?

袁凌:今天的年轻人对爱情的看法如何?我想,或许没有那么沉重,或者说,他们要求的一些条件要更明确一些?矛盾和痛苦是不是会少一些、简单一些?在小说里,不管是陈天还是“我”的爱情,都显得比较复杂纠结,受到很多的制约,同时又陷在很多情绪里,很难摆脱。当事人自己陷在里面,并没有把一些界限分得很清,他会投入,但是同时又难以自拔。这是一种生命的真实形态,它是一种含混的或者说泥沙俱下的形态,它的情和欲往往纠缠又冲突,都非常沉重,有一种肉身的沉重和灵魂的轻混合在一起的悖谬。我想这个可能和现在年轻人的情况不太一样,这样的感情,肯定也不是说多么美好、多么完美,甚至往往带来巨痛。甚至可能就是有一点“拎不清”,某些时候也不太符合社会规范。但我就想把它真实地记录下来,无须评价它是好是坏。我觉得,既然它存在过,确实是人生活的一种真实的状态,我的任务还是首先把它记录下来。

南都:你在“鱼城”从事新闻报道工作,有机会对社会的各个层面都有所了解、触及。小说里也写了一些刑事案件,它们常常带有21世纪初那个时代的某种特征。能谈谈你在“鱼城”当记者的那段日子吗?这一职业经历对你的创作以及世界观发生了怎样的影响?

袁凌:在鱼城,我记者生涯的开始,是做的那种最基层的记者工作,就是跑街,寻找街头巷尾小的社会新闻。感觉非常辛苦,因为工作量也压在那里,经常找不到线索,也很难采访。有时候辗转了一天,到晚上两手空空,压力非常大。工作中又经常遇到一些不如意,比如小说里写了一个例子,一个校对非要把“我”在稿子里写的“脑满肠肥”这句成语改成“满脑肥肠”,让人啼笑皆非,因为重庆人喜欢吃肥肠,她就觉得应该是“满脑肥肠”。你可以想象,我一个复旦的研究生,在报社里被这么没文化的校对牵制,是非常痛苦的。这是一件真事。

可以说,我对底层生活的认识,形成了我写作的一种底色。因为那是我离开学校进入社会的真正的第一份工作,直面底层生活、直面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包括媒体行当里的痼疾,它给我打造一个坚实的生活根基。可能就是底层性和边缘性吧,不太与主流认同。同时,这个职业会让我对社会有一种自己的思考。

我比较强调,我的文学,一方面要有现实性、有真实性,另一方面也要有人文性、精神性,不光是在信仰或审美层面,而是要对当下的社会生活的现象,生活的一些主题,以及一些知识领域的东西,有一种思考。在这个基础上,你可以看到,小说中的“我”和陈天、沈文明在知识层面上,对哲学、教育、诗歌等等,都会有一些交流、一些思考。而这些跟底层生活的场景和情感经历是交融在一起的,并不是说这之间有多么显著的分隔。我希望是有这样一种融合的,这可能也是我创作的一个特征。我可能比较喜欢“泥沙俱下”的写作,我喜欢真实性本身,但我也希望在真实性当中有人文性的东西。这是我创作的一种思路。

南都:《记忆之城》跟现今常见的中文长篇小说相比,似乎“故事性”不是那么强,不是用悬念钓着读者往下读的。你在小说里也提到了乔伊斯的《尤利西斯》那样的现代主义作品。那么,你写《记忆之城》时在美学上追求的是什么呢?你更看重长篇小说的何种品质?

袁凌:确实,《记忆之城》是以感觉、意象、情绪,包括场景的变换、时间和空间的变换来作线索的,它不是用曲折的故事、用悬念来作线索的。这一点,确实跟《尤利西斯》或者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等作品有一些类似的地方。可以说,它是跟从脚踵和内心,不是跟随故事的环环相扣的逻辑来进行的。

这可能与我对小说的一种看法有关。我觉得,现在的小说其实是在写“传奇”,都是在写“不巧不成书”,读者也期待看到不管是在情节上,还是在人性的发展上,都有一个答案,一个充分的、饱满的、圆融的答案。但我觉得这样其实不对,它会造成彼此智力的弱化,就是作家和读者之间,彼此之间,互相喂饱了这么一种状态。小说的可能性就被放掉了。

我希望小说是像一棵树一样,它是会呼吸的,它是追随时间和内心的,有些东西可以是未完成的。它可以让你随时在一个地方停下来,这个地方仍然有生命,就像一棵树,任何一片树叶,一根树枝,它仍然有自己的生命。它既有整体,而你在这儿停下来也能感到这一句、这一场景的细节之美。可以有一种审美,也可以有一种思考,而不仅仅是在里面求得某种满足,对现实欠缺的替代性满足。爱·摩·福斯特说,小说是一种蠕虫,我觉得这个其实很不好,最后搞成一种大家懒惰地在里面寻求一种可怜的心理安慰的东西。我觉得,小说这样越写越小是很不好的。甚至我后来读卡夫卡的一些小说都产生了不好的感觉,我觉得里面都是幼稚的、人格不成熟的主人公在里面做白日梦。其实很多小说都是这种白日梦。

我们中国的小说,当然现在更多的是一种“家族史”的写法,民国时候某一个家族啊,往下写很多悬念,或者一个社会传奇事件。我个人对这种更没有兴趣,我觉得我更喜欢跟我们当下的生存经验距离近一点的作品。我希望我的小说语言是有穿透力的、有美感的,我希望小说更让人难忘的是我写下的细节、我写下的场景、我使用的语言,而不是情节而已。

所以我更看重的长篇小说的品质,是它能够传达和思考社会生活和人的精神。写人性,也是放在人类生活、人类精神领域的大背景下来写。我希望长篇小说有一个世界的容量,它像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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