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山城，两个时代，袁凌自传体小说《记忆之城》讲述“鱼城”独特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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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之城》是知名作家袁凌创作的非虚构自传体小说，故事记录了大学毕业后的主人公来到“鱼城”之后的数载光阴。身为一名社会新闻作者，他接触了许许多多生活在“鱼城”的普通市民，在与他们的交流中感受到在城市的光鲜外表下，一个平凡群体日常讨生活的挣扎和坚忍。工作之余，与身边好友、自己恋人、报业同行等人的相处，以及鱼城历经拆迁、改造后的场景，都让主人公对自己的生活状态产生了摇摆和怀疑，经过一场病痛的洗礼和对自身精神世界的探索之后，他也寻得了让身心和解的方式，让鱼城里的种种化作记忆，成为其人生成长中的一道痕迹。

袁凌《记忆之城》花城出版社 2022年3月出版

小说采用回忆式絮语的方式，道尽了大城市中底层人士的辛酸遭遇。层叠交错的山城风光，光鲜亮丽的重建城市，其实离不开那一群为之默默奋斗的人。“野生作家”袁凌以他擅长的敏锐视角和跳跃性的文字风格，为自己和读者描绘了一个细碎而真实的“鱼城”。

作家弋舟说：“这是一部小说，但我不想以‘小说即虚构’来判断袁凌的写作。事实上，就是有一类这样的作家，只会以一种‘非虚构’的态度去和生命角力，他们与之搏斗的，从来都是真而又实的生活本身，这令他们避免了将世界变成仅仅是一则故事的风险，而此种风险最大的危害是——将写作降格为了谎言。在这个意义上，袁凌接近于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那么，我可以将他想象为是无所畏惧的。”

以下摘选自《记忆之城》一书，由出版社授权发布。

“鱼城”是长江中上游的一座重镇。对于我，它是一座特别的城市，我在那里完成了生命的成人礼。对于中国，它也是一座特别的城市，有着开埠陪都的历史、底层血性的昨天和网红打卡的现在。

《记忆之城》的写作是从“鱼城”炎热的租屋里开始，在二十年之中逐渐完成的，是一个婴儿从出生落地到弱冠成人的年份，鱼城亦在新世纪几经变迁，其间不乏人事震荡和社会变动，作为人物原型之一的我与“鱼城”的关系，也经历了几度起伏后的渐行渐远，从当初的身陷其中到仅剩一个户口本上的地址，最终成为一个观光的外地游客，一切都在加速的时光中流逝，剩余一个潦草的尾巴：我的档案依然尘封在“鱼城”的某个地方，等待某天复活，重新成为我余生路上的某道门槛，或者彻底风化。

最后一次去“鱼城”，我对那里的变动感到震惊：过于庞大拥挤的高楼，已经将整个“鱼中半岛”的地貌踩在脚下，过往的“鱼城”生活在高楼脚下的缝隙里找不到位置，朝天门、“棒棒”“小妹”、黑舞厅、精典书店、烧白、棚户区、吊脚楼，还有两江汇合的漩涡潮涌，都在“网红城市”的光影之后消失。对于一群群涌向洪崖洞、来福士、洞子火锅、小面馆或乘坐长江索道的外地游客来说，“鱼城”没有记忆，只剩现在闪闪发光的散落鳞片。曾经在那里生活数年的我，感到自己对于“鱼中半岛”完全是个陌生人，就像很多从解放碑、较场口远远迁走的本地居民一样，连记忆也被过于庞大和喧嚷的当下全然覆盖了。

这使我感到某种悲哀的庆幸：庆幸自己在记忆被混淆、覆盖之前写下了这篇故事，将注定消散之物暂时凝固下来。悲哀的是除了记忆，我和我笔下的人物已别无所有，小说中的红萍、小芹或者陈天、“我”，在这座城市中心行走和栖身过的印记几乎被完全抹掉，似乎未曾来过；即使还在某处缝隙和边缘辗转求生，也失去了明明白白发出声音的机会。对于我来说，它将不再是一座记忆之城，所有能够保留的，我已写在纸上。

“鱼城”的记忆是黏稠的，黏稠得身处其中感到兴奋又恐惧。生命与欲望的发酵蒸腾像是一家火锅店的厨余桶，因为油脂和沼气积聚过久而可能爆炸。“鱼城”的生活地层是叠压交错的，正如同它独特的立体地貌，上半城和下半城的生活界限分明又相互混淆，作为一名跑街记者的“我”目睹和经历了大量底层社会的杂乱、痛苦与活力，也接触到中上阶层的骄傲自足；“我”厕身的一群初出校门的学生，则在职业压力、时代变迁和身份交错之中浮沉，混迹于底层，又体验和反思着社会与自身，体会清醒与沉沦、节制与放纵、快意与痛苦的时代分裂。回头看来，不论其中含有多少故事，那是一个未曾被驯服、保留着原初本能与粗粝质地的时代，一座未曾被过度 与装扮的城市，一条浑浊奔涌的江水，在逝去的时间中震荡回旋、喧嚣不已。

我希望用某种没有淘洗和打磨得过分光滑的文字，保留“鱼城”和它生活的内情，摩挲之下仍能感触疼痛和血肉，以此来纪念那些姓名连同印痕一同消失的人，那个被加速叠压在新的欲望与变动之下的时代。

这次回鱼城，轻轨从华新街出站，驶上鱼澳桥，嘉陵江对岸的鱼中区就矗立在面前，似乎是越过护城河进入某座城寨的隘口，却又即将回到自己熟悉的地界，我在心里轻轻地吁了一口气。隔江近似屏风的布景上，楼群和崖壁相互攀缘着升高，不知谁是主角，谁是背景，沿着嘉陵江岸布置延伸。沿嘉陵江岸行走的轻轨像一条带子，一会儿穿出那些楼房，一会儿又消失，似乎是为了固定这幅布景。在布景的最上方两路口的位置，出现了鱼城红十字会急救中心的大楼，带着一个像电视塔那样的针尖，那是为了接收全市的急救信息。

我想到了小芹随身带着的那根针，始终没有见她拿出来过，也不知道它在什么样的场合下曾被使用。它可能早就被弄丢了，和它的主人一样，在茫茫人海中消失了，随江水流逝了。

还有红萍，她早就化成了一把骨灰，不知被撒到什么地方去了。她曾经栖身的那片棚屋，就在急救中心大楼针尖背后的那面坡下，顺脚一直滑下去，会跌落到菜园坝火车站。十八年前第一次走出火车站出口，我没想到会和对面山坡有什么关联，它那时看上去是深绿色的，散落的窝棚都淹没在南方盆地的绿色里。如今那片棚屋和那面山坡的绿色，都不知是否还存在，她的父母可能流落到了城市某个角落，不会对别人提起他们养女的故事，就当是终生不会去医院检查透视的一个病灶。

再过去一点，山顶的楼房下面是佛图关公园挂在崖坡上的一幅绿色，底部是一片竹林。小絮离开鱼城回乡的前两天，我们曾经去那里游玩，在竹林间的茅亭里拍下照片。照片上她微微向上掠着嘴角，似乎是来鱼城后唯一的开心时刻。那天我似乎重新爱上了她，从头开始谈一场恋爱，却只有两天时光的期限。

我留心辨认，眼前的这幅景色，每次回来是否都变了一点儿。楼群的位置更加显眼，山坡退到了背后，慢慢地被楼群踩到了脚下，原来的岭际线变得模糊了。大楼越来越多，绿色的布景也就朽坏了，正在被撤下来。怀旧的心情并不合适，即使是像这样一次旅行，似乎是要放弃又留下一点什么。

昨天在家乡小镇上那家派出所的柜台前，姐夫陪着我拿到了那张盖有蓝色骑缝章和钢印的户口准迁证。这样，依靠姐夫和派出所长的关系，加上两条芙蓉王香烟的作用，我终于结束来回辗转，只需要再奔波一次，就能把户口从人才市场的抽屉里取出来，落在一个长久的地方。

不会再有个中年女声每年在固定时间打来电话，用着懒洋洋的、带四川口音的普通话，问我是否要延长户口挂靠和交纳档案代管费用了。最初两年为了交钱，我每次都自己回鱼城一次，后来有两次请陈天代缴，再后来可以银行转账了，那个中年女声却始终没变过——漫不经心当中带着一丝莫测，每一次的响起都会提醒我，你的身份还只是挂在某个地方、某颗钉子上，只需要不知从哪里来的一阵风，就能把它吹落。

从考上大学转为商品粮户口开始，我从来没有想过它还会回到那个小地方，从省城辗转到上海、北京、鱼城，最后竟然没有找到落脚之地，只能叶落归根。不论如何，这里毕竟让它悬挂了那么长时间，这次迁户，就算是结束一场过于漫长的告别。

还有那篇十几年当中一直未完成的故事，叫作记忆之城。第一行文字是我在鱼城的出租屋里敲下的，现在那些早年的文字已变得陈旧，如果是写在纸上，字迹一定已经斑驳泛黄，墨迹漫漶莫辨。它一直没有出生，却已经衰老了，像是先天不足的胎儿。

“你把它写完吧。”上次和小絮在微信上聊天，她再次提到了这件事。当年从小县城那间临时的婚姻登记处门面里走出来，各自小心翼翼地把绿色封皮证书放进衣袋，感到莫名地松了一口气，心里又有些空落落。小絮对我提起了这件事，说是“留个纪念”。说起来，虽然结婚多年，从家乡到上海再到鱼城，只有在劳务市场出租屋里的三年，我们是像其他夫妻一样，在一起长期生活过。

我知道，这么多年过去，它还没有完成，需要寻找些什么，作为延迟出生的凭证。那些在鱼城孕育的人物、情节和地名，它们沉睡了多年，需要再活过来一次，寻找今天的身份。也许已经没有它们的位置，连鱼城骨子里也已变身为另一座城市。如果这一次它们没有复活，那就再没有活过来的机会了。

需要一个契机，我知道自己内心一直在等待，当半个月前陈天在微信上久违地联系我，发给我那篇很久没有发表的稿子，这个契机意外地出现了。

袁凌，生于陕西平利县，单向街2019年度青年作家，新京报2017年度致敬作家，腾讯2015年度非虚构作家。入选三届《收获》文学排行榜，两届豆瓣年度作品、新浪十大好书、华文十大好书、南方都市报十大好书等，出版《生死课》《寂静的孩子》《世界》《青苔不会消失》《我的九十九次死亡》等书，发表长篇小说《记忆之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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