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暖、孤独与生命记忆

南通亲子鉴定

作者：张家鸿

范墩子的长篇小说《抒情时代》是一条河流，一条关于成长的河流。河面上，有阳光照耀下的波光点点，有柳条摇曳下的荫凉一片，有小舟停泊时的宁静安谧，有狂风吹来的浪涛卷起。成长，从未有单一的调子与感受、不变的节奏与旋律，或起或伏、或急或缓都是独一无二的故事。

温暖源头的追溯

在范墩子的笔下，生命没有贵贱之分，理想没有高低之别。

郭金龙买下摩托车且不忘炫耀之事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之后，村人纷纷南下广东淘金，骡子是其中的一个人。他们都为了和郭一样有摩托车开，有好日子过。与选择趋向一致的众人相比，想要考学离开村里的杨大鹏与想要种田致富的张火箭并不见得更高贵。杨大鹏与张火箭一边唱着《月亮爷》一边流下热泪，目送骡子乘坐的大巴车消失在前方。

《抒情时代》以杨大鹏、张火箭、骡子三人的成长经历为线索。这条线索的源头就是他们之间常常带着戏谑、挖苦、嘲讽的言语状态。言者无所谓，听者不在意。从口中道出的甚至带着些粗鲁的言语，营造出的是轻松、愉悦的友情气氛。多年以后，这样的气氛无疑更加令人怀念。那是乡村少年生命原初状态的展现，纯净至极的友情，容不得半点杂质掺和其中。

在逐梦的道路上，他们是互相支持的友伴。骡子对郭海洋的欺负，很显然是对郭金龙不借摩托车的报复，虽蛮横、无理、霸道，却也透着些许温暖。村镇的值得怀念，这是缘由之一。摩托车比赛的失利在赛前已然注定，比赛结束后骡子的低头无言、杨大鹏的口嚼野草，都是友情的见证。失利后的张火箭被村人嫌弃甚至鄙视，而好友对他是不离不弃的。

向着南方追着金钱跑的村人，集体无意识地合力创造出的是杨大鹏成长岁月中的乡村环境，他们对郭金龙的追捧、对张火箭的嘲讽与远离、对杨梅的揣测与不解、对现代化生活的热衷、对城市的强烈渴望，无疑都给少年或深或浅、或近或远的启迪。没有名字的他们，不应成为被忽视的存在。村人是一面镜子，可以照出少年的面相与心境；村人是一种氛围，让他原本趋静的心竟也有些焦灼、躁动；村人是社会的缩影，提醒着潮流的变迁。这些影响点滴入心，是小说中不必明确呈现的存在。这一份温暖，在年深日久之后的回望时，才会愈发浓烈。

成长注定是孤独的

成长是生命的主题词之一，是所有人都必须面对的精神命题。推动人主动并快速成长的，无疑是理想或目标。用铁丝、木棍、树枝搭建起的树杈巢穴对于杨大鹏来讲，仿如摩托车对于杨大鹏、南下的绿皮火车之于骡子，都是他们走向理想的起点。他们都有理想，但是理想的去处却天差地别。平日里，骡子、杨大鹏、张火箭三个人看似形影不离，然而他们仨却各有一个独立的世界，另外两人皆进不来。友情再炽热，都无法抹去生命孤独的本质。与孤独常年做伴的是杨大鹏的妹妹杨梅。父亲南下多年杳无音讯，是她愈发孤单的第一步；哥哥外出求学并且定居西安，是她更加孤单的第二步；奶奶的病逝，则让她在村里彻底无依无靠。

与杨大鹏的外出求学、骡子的南下打工不同，张火箭选择的是留守村镇，种田养家。十年二十年过去了，村人逃离的脚步并未停止，城市的扩张日益夸张。乡村正是城市建设劳动力的补给地。“他们就像城市里的蚂蚁，到处爬，爬到哪里，盖到哪里。”

而杨大鹏从农民变成市民，何尝不是一种逃离？对杨大鹏来讲，“面具”一词有双重内涵。在城市里，杨大鹏戴着面具，但是他骨子里流淌的是乡村的血液，他本质上是一个农民。在杨梅面前，他戴着面具，他害怕自己突然出现会让妹妹接受不了他，更害怕妹妹在他生活中的突然闯入会打破生活的平静。基于此，他说道：“我把林丛间的槐花抛撒在郊区的公路上，让槐花的清香去洗涤郊区已经肮脏不堪的胃，香气在郊区的血管里汨汨流淌的时候，郊区才可能恢复以往的天真。”槐花是自然的一部分，抛撒槐花为的是澄澈空气，为的是回返纯真。

身在城市里的杨大鹏之孤独，比身在乡村的杨梅更甚。虽久居城市，城市是异乡。想回返乡村，乡村却归不得。其孤独，没有倾诉的对象，连老婆刘娜也说不得。杨大鹏的孤独，还在于他的人生之路与村人不同，与父亲不同。在广州出版的新书销售与口碑俱佳，然而在出版社所在地举办的新书发布会上，他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我的父亲会躲在人群中的某个角落吗？想到这里，我甚至有些激动。但我很快就否定了这个愚蠢的想法，父亲是坐着绿皮火车来广东打工的，他怎么可能会出现在这种场合呢？”父亲是没有文化的，父亲的身份是“农民工”，怎么可能参与文化人的聚会？流露孤独的同时有深深的自责。

生命记忆与想象力并存

《抒情时代》是范墩子非写不可的生命之书。不是别人催着他写，而是内心里有一种声音在推动着他，让他无处遁逃。“有些记忆是可以忘却的，有些记忆却永远不能丢弃，因为它们承载了个人生命中最要紧的部分。”

张火箭究竟是谁？骡子究竟是谁？疯疯癫癫的晚来是谁？刘娜是谁？书中的每一个人，也许对应着生活中的某一个人，也许是生活中几个人的集合体。书中的几个人，也许正是现实中某一个人的分散呈现。这些问题只有范墩子可以回答，尽管有时候也是模糊的，但至少有依稀可寻之面容。“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她（杨梅）是另一个世界的我，我们是统一的个体，并无身份、面貌、性别和地域上的差别。因此，我必须耐心地去叙述有关她的一切，去聆听她的一切，哪怕是她的怪念头和梦话。”完整的杨梅不等于现实中的范墩子，她是他安排在乡村、固守着过往一切，聆听着乡村所有声音的另一个自我。

于《抒情时代》中，小说家自如地在现实与梦境之中来回切换，有时候现实仿如梦境，有时候梦境神似现实。那些充满诡谲、奇特的想象，自然而然地镶嵌在乡村的各个角落里，铭刻在少年的视线中与脑海里，而它们的显赫存在丝毫不降低读者的阅读享受。迟子建曾说过：“一个只拥有生活而缺乏想象力的作家，会灿烂一瞬，如流星；而那些拥有丰富想象力的作家，有如一颗恒星，会持久地爆发光芒。有了想象力，你就不会把生活那么快地用空，你的内心总会有激情和动力，好像一台汽车加足了油，随时都可以驰骋。”小说是虚构的，是倚靠想象力支撑起来的。如果没有想象力弥漫、扩张、覆盖于字里行间，现实必然显出瘦骨嶙峋、无聊甚至无趣的一面。现实是小说牢固的地基，若缺乏，则小说骨架再强劲，都有崩塌的可能。即便不崩塌，也可能松散，甚或摇摇欲坠，经不得风雨考验。

《抒情时代》是小说家走向未来的精神驿站。停下来，回望过去歇口气，擦洗一下脸上的尘土，振奋有些下沉的精神。停下来，眺望一下远方，行囊中多了还是少了哪一件物品，取出或添上全凭己心。这是写给村镇的，写给故乡的。那段羊群一直低头吃草、天空中常有云和风、父亲总是起早贪黑、奶奶总是沉默的乡村岁月，再也回不去了，幸而可以在字里行间显影。写给故乡，归根到底是写给自我。故而，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