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瓶梅》看暴发户的家庭生活

南通亲子鉴定

如果说《醒世姻缘传》主要写的是较低层次的乡绅和官吏的生活，《林兰香》《红楼梦》写的是典型的贵族大家庭生活，那么，《金瓶梅》写的则是典型的

城市暴发户的家庭生活，为我们了解特定时代的“社会相”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一、家庭结构的文化内涵

无论将《金瓶梅》定位为社会小说还是世情或人情小说，都不妨碍我们将其作为家庭小说进行研究。

在这里，我们强调“家庭”这一特殊视角，主要讨论暴发户西门庆的家庭生活。

西门庆一出场，作品就按“史传”式的小说传统介绍了他的家世背景：

他父母双亡，兄弟俱无，先头浑家是早逝，身边只有一女。新近又娶了清河左卫吴千户之女，填房为继室。房中也有四五个丫鬟妇女。又常与抅拦里的李娇

儿打热，今也娶在家里。南街子又占着窠子卓二姐，名卓丢儿，包了些时，也娶来家居。（第2回）

“父母双亡，兄弟俱无”，前妻只留下不能承嗣的“一女”，后来李瓶儿生下官哥儿，也很快夭折。

这样的设计，将“三伦”之中的“父子”“兄弟”一笔勾销，只剩下“夫妇”一伦。

西门庆不仅上无父母，下无子孙，中无兄弟，连亲戚朋友也都是假的，张竹坡总结说：

“如乔亲家，假亲家也；翟亲家，愈假之亲家也；杨姑娘，谁氏之姑娘也；应二哥，假兄弟也；谢子纯，假朋友也；至于花大舅二舅，更属可笑，真假到没

文理处也；敬（经）济两番披麻带孝，假孝子也；至于沈姨夫、韩姨夫，不闻有姨娘来，亦是假姨夫矣。惟吴大舅二舅，而二舅又如鬼如蜮，只吴大舅少可，故

后卒得吴大舅略略照应也。”

张竹坡认为，作者之所以写西门庆无一着己亲人，是为了体现“天之报施亦惨”（《读法》之八十六），所谓“起头热得可笑，后文一冷，便冷到彻底，再

不能热也”（《读法》之八十七）。

本衙板本

我们认为，这还只是表层的解读。结合全书的内容，这种家庭结构的设计还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

正如田秉锷先生所指出的那样，除了西门庆无“根”之外，他的妻妾也大都是姻断亲绝，只有吴月娘有二兄嫂，潘金莲有一老母；

西门家之外，他如花子虚家、乔大户家、韩道国家、来旺家、周守备家、何千户家乃至武大郎家也基本上都被斩断了“来龙”“去脉”，只是“一代同堂”

（1），可见，作者对家庭结构的设计并非偶然。

中国人自古就相当重视伦常关系，常将“伦理”与“道德”并称，似乎不讲“伦理”的人，其道德即有所欠缺；

同时，在传统中国，家是社会的基础和骨干，它往往是个人情感的寄托和奋斗的目标，很多人可能对社会、国家的观念都很淡薄，只有家庭才是思想和行动

的中心。

“事实上，社会上也常以一个人是否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或敬老尊贤，来评判他的品德好坏。”（2）

正因为家庭的地位如此重要，家庭中的人伦关系也就受到格外的重视。

儒家五伦之中，家庭占了三伦：父子、兄弟、夫妇；《礼记••礼运》说：

“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十义”；

林逋《省心録》说：“君容而断，臣恪而忠，父严而慈，子孝而敬，兄爱而训，弟恭而劳，夫和睦而庄，妇守正而顺，人伦之道尽也”，“人伦”、“人

义”、“人道”，主要强调的都是家庭范围内的交接应对法则。

不仅如此，与家庭相关的亲属关系，也倍受重视，繁复而严格的亲属称呼就是证明。

《省心录》

参照这一文化背景，《金瓶梅》对西门庆“家庭”结构的设计本身就具有反传统的文化意义。

他无亲可孝，无子可育，无兄弟可悌，只是夫妻主仆临时凑到一块儿，尽受物欲驱使，这一构思喻示着“孝悌之道的彻底没落”（3）。

事实上，西门庆不止没有孝悌观念，子嗣观念也非常淡薄。

他曾认真地对女婿陈经济说：“常言道：有儿靠儿，无儿靠婿。姐夫是何人？我家姐姐是何人？我若久后没出，这分儿家当都是你两口儿的”（第20回），

对“没出”似乎没有丝毫的焦虑；

他对李瓶儿的死非常悲恸，经常触景生情思念伤心。

相比之下，对唯一的儿子官哥儿之死却显得漠然，官哥儿刚刚“断气”，西门庆“即令小厮收拾前厅西厢房干净，放下两条宽登，要把孩子连枕席被褥抬出

去，那里挺放”。

李瓶儿痛不欲生，“倘在孩子身上，两手搂抱着，那里肯放”，并哭喊：

“慌抬他出去怎么的！大妈妈，你伸手摸摸，他身上还热的”，西门庆却说：“你看蛮子！他既然不是你我的儿女，干养活他一场。他短命死了，哭两声，

丢开罢了。如何只顾哭了去，又哭不活他，你的身子也要紧”（第59回）。

对于一个刚刚失去独生儿子的父亲来说，这种“冷静”和“理智”简直有违常理常情。

李泽厚先生曾经指出，中国古代思想传统最值得注意的重要社会根基，“是氏族宗法血亲传统遗风的强固力量和长期延续，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中

国社会及其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特征”（4）。

西门庆“孤身一人”的家世背景，使他无论在形式层面还是在意识层面，都挣脱了“氏族宗法血亲传统”的束缚，“甩落了于人于历史的孝悌重负”（5），

正如他自己勾引潘金莲时所说：

“我的爹娘俱已没了，我自主张，谁敢说个不字！”（第3回）

摆脱了伦理道德束缚的西门庆，轻装上阵，惟利是图，从而创造了暴发户的神话。

与“安享尊荣”却不知“运筹谋划”（《红楼梦》第2回）的贾府老少爷们相比，西门庆“创业”的手腕和才能令人惊叹，作为十六世纪新兴商人的典型，他

的事业可以说非常成功，除了“非法”手段之外，他的确还有自己独到的经营之术，比如既做“行商”又做“坐贾”，长途贩运与设店经营同时进行。

他虽然纵情声色，于“家业”却毫不含糊，里外都在掌握之中。

就“内”来说，书中多次写到西门庆亲自过问并安排妻妾的服饰以及来往人情；至于“外”，他临死之前对“帐目”一丝不苟的交代已说明了一切。

在他纵欲身亡时，事业正处于上升、发展阶段，仅韩道国和来宝手中的货物就值四千两银子。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西门庆这一复杂的形象都是与传统封建文化迥异的新兴商业文化的象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认为，作者对西门庆家庭结构的

设计也赋予了商业文化的内涵，正所谓

“亲朋道义因财失，父子情怀为利休”（《金瓶梅》卷首《四贪词•财》）。

我们认为，西门庆残缺不全的家庭结构的深层寓意是：

在重“财”重“利”的商业社会，尤其是商业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像西门庆之类“我自主张”的成功者，必然会付出抛弃、践踏“亲朋道义”与“父子情

怀”的道德代价（6）。

明代女子蹴鞠图

二、暴发户家庭的衣着

吴晗先生在《〈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中征引了两条县志中的材料来说明嘉靖中叶之后的世风民俗：

至正德嘉靖间古风渐渺，而犹存什一于千百焉。…… 乡社村保中无酒肆，亦无游民。……畏刑法，怯官府，窃铁攘鸡之讼，不见于公庭。

……由嘉靖中叶以抵于今，流风愈下，惯刃骄吝，互尚荒佚，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

其流至于市井贩鬻厮隶走卒，亦多缨帽缃鞋，纱裙细袴，酒庐茶肆，异调新声，泊泊浸淫，靡焉勿振。甚至娇声充溢乡曲，别号下延于乞丐。……逐末游

食，相率成风。——《博平县志》卷四《人道》六《民风解》

郓地……称易治。迩来竟尚奢靡，齐民而士人之服，士人而大夫之官，饮食器用及婚丧游宴，尽改旧意。贫者亦槌牛击鲜，合飨群祀，与富者斗豪华，至倒

囊不计焉。

若赋役施济，则毫厘动心。里中无老少，辄习浮薄，见敦厚俭朴者窘且笑之。逐末营利，填衢溢巷，货杂水陆，淫巧恣异，而重侠少年复聚党招呼，动以百

数，椎击健讼武断雄行。胥隶之徒亦华侈相高，日用服食，拟于仕宦。

——崇祯七年刻《郓城县志》

在历史材料中类似的说法还有很多。

很多人都认为，以嘉靖中叶为界，前后判若两个时代。

朱元璋于1368年登上九五尊位之后，针对两宋时期思想文化比较活跃和元代游牧文化进入中原所造成的纷乱局面，通过严刑峻法和恐怖政治建立了极度的中

央集权，并大力提倡恢复“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之伦”，明文规定“一宗朱子之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陈鼎《东林列传》卷

2）。

《东林列传》

科举考试也完全局限于程颐、朱熹注疏的“四书”。

朱元璋在具体规划帝国的蓝图时，无论政治还是经济，主要着眼点是保存农业社会的俭朴，农村以村庄为单位，按朝廷的规定制定“乡约”，并构筑“申明

亭”和“旌善亭”，前者为解决各种纠纷的场所，后者为表扬善行的场所。

每年农历正月和十月，各村都要举行全体村民参加的“乡饮”，在分配饮食之前由德高望重者训辞并选读朝廷法规，还会申饬不守规则的村民，不思悔改而

又规避不到者，将被当作“顽民”呈请政府充军边疆（7）。

以伦理道德为治国的标准，强调的是共性而非个性，是社会的和谐有序而非个体的荣辱得失，为了保证王朝的安定太平，包括皇帝在内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压

抑个性甚至牺牲自我。

前期太祖、宣宗和世宗都能克己为国，文臣方面也有太祖朝三杨那样的表率，上行下效，士风民俗相对敦厚纯朴，政治局面相对稳定和谐。

可是，经过一百余年的运作之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皇权与官僚体系的矛盾日益加深、商业经济不断发展、农村中新的缙绅阶

层迅速崛起、正统理学受到普遍怀疑。

所有这些，都对既有的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构成强有力的威胁。

《明史》卷二百一说：

“当正、嘉之际，士大夫刓方为圆，贬其素履，羔羊素丝之节寝以微矣”。

的确如此。正德皇帝充满好奇心和想象力、浪漫得近乎荒唐的个性和行为，不仅尽失道德楷模作用，而且破坏了既有的政治平衡（8）；

嘉靖朝的“大礼仪”之争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使朝臣们或互相攻讦倾陷，或时时处于惶恐怖惧之中而人格扫地（9），至嘉靖末年，士风已败坏到

不可收拾的地步。

“那时的地方志、书信和诗文常常使嘉靖朝前后的情形显现出引人深思的对比，它显然是一条重要的分界线，此前是有序、平静和稳定的生活，此后生活却

变得混乱、变动不安并充满了竞争”（10）。

《金瓶梅》成书于嘉靖中后期至万历初年之间，正处于世风捩转、明王朝从稳定强盛急剧走向混乱衰落的历史时期。

作为商人—恶霸—官僚三位一体的暴发户，西门庆的家庭生活具有非常典型的时代特征，可以为历史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欣欣子在《序》中说作者

“寄意于时俗”决非空论。

这里，我们主要从服饰、饮食以及日常活动等方面来考察西门庆家庭生活的奢华程度及其阶层性特征。

首先看服饰。

有明一代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多方面的演进轨迹，可以通过服饰制度的发展得到充分的体现。

据陈大康先生对明代服饰制度的研究，朱元璋在位三十余年，颁布了上百项细致而琐碎的规定，从帝后将相到贩夫走卒，全国所有人的服饰式样、衣料与色

彩图案，甚至连袖长应该多少、官员们从几月几号至几月几号该穿什么料子的衣服都亲自过问。

这样做的目的，有提倡俭约、反对奢华的考虑，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等级制度，诏书规定：

“不应服而服者，罪之”（《明史》卷六十七）。

可见“穿衣”这一日常小事已经被赋予了深刻的政治含义，统治者要依靠强权来造就连服饰穿戴都尊卑有序的世界 。

明代服饰制度到永乐初年基本定型，并保持了相当长时期的稳定，到成化年间，开始遇到严重的挑战；

此后，明孝宗弘治和明武宗正德都曾致力于服饰“僭越”的整顿，可是效果并不理想，到正德年间，服饰僭越的风气已经从官场蔓延到民间；

明世宗嘉靖对“衣服诡异，上下无辨”（《明史》卷六十七）的现象极为反感，甚至将整顿服饰写入了登极诏书。

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和抗争，服饰僭越之风还是愈演愈滥，明世宗后期耽溺于访道求仙，心灰意懒，不再关心包括服饰制度在内的朝政。

明初以来“钦定”的服饰制度走向全面崩溃，至万历年间，已发展到

“至贱如长班，至秽如教坊，其妇外出，莫不戴珠箍、身披文绣，一切白泽麒麟、飞鱼、坐蟒。靡不有之”（沈德潜《万历野获编》卷五“服色之

僭”）。

明朝服饰制度从创建、完善、定型到动摇以至崩溃，是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发展变化的一种外观反映，也是时代潮流的一个组成部分（11）。

在明初严格的服饰制度中，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对商贾的严厉和轻视，将其与仆役、娼优、下贱并列。

洪武十四年，朱元璋不仅规定“农衣紬纱绢布，商贾止衣绢布”，还进一步限制：

“农家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得衣紬纱”（《明史》卷六十七）。

在这种强制性的政策法规之下，商贾即使腰缠万贯，也不敢以鲜衣华服来炫耀自己的富有，其妻女也不能以金玉翠珠来打扮。

可是，在《金瓶梅》产生的年代，已经是“市井贩鬻厮隶走卒，亦多缨帽缃鞋，纱裙细袴”，“僭越”早已司空见惯。

我们在这里无意在《金瓶梅》中寻找“僭越”的例证，而是关注西门庆家服饰的豪奢。

有论者统计，自第一回至第七十九回西门庆临死之前，《金瓶梅》所叙述的有关豪华衣裳装饰种类，约有239种之多。

笑笑生出于个人的爱好，根据四季不同，广为介绍女性绚丽豪华的衣裳，第二十回李瓶儿的衣裳就是压卷的和具有代表性的描写之一（12）：

妇人身穿大红五彩通袖罗袍儿，下着金枝线叶沙绿百花裙，腰里束着碧玉女带，腕下笼着金压袖，胸前项牌缨落，裙边环珮玎珰，头上珠翠堆盈，鬓畔宝钗

半卸，紫瑛金环耳边低挂，珠子挑凤髻上双插，粉面宜贴翠花钿，湘裙越显红鸳小，恍似嫦娥离月殿，犹如神女到筵前。（第20回）

李瓶儿是西门庆妻妾中的第一“贵”妇，其次是孟玉楼。

李瓶儿本来就从梁中书家“带了一分好钱来”（第10回），后来又得了公公花太监挣下的“一份家财”。

花家兄弟“告家财”时，她暗中寄存在西门庆家中的“蟒衣玉带，帽顶绦环，提系条脱，值钱珍珠玩好之物”（第14回）就有四大箱。

她的一件皮袄“值六十两银子”（第74回），而当时一个十几岁的丫头只要四五两银子（13），连西门家的通房丫头春梅也是十六两银子买来又以十六两银

子卖掉（第85回）。

孟玉楼是富商遗孀，一出场就是“环珮叮咚，兰麝馥郁”：

“上穿翠蓝麒麟补子妆花纱衫，大红妆花宽栏；头上珠翠堆盈，凤钗半卸”，嫁入西门府时，“衣服头面，四季袍儿，羹果茶饼，布绢绸棉，约有二十余

担”（第7回）。

当潘金莲还是卖炊饼武大郎的妻子时，她的穿戴是“

头上戴着黑油油头发髻，口面上缉着皮金，一径里蜇出香云一结。周围小簪儿齐插，六鬓斜插一朵并头花，排草梳儿后押。……毛青布大袖衫儿，褶儿又

短，衬缃裙碾绢绫纱”（第2回）。

嫁入西门府之后，自然是今非昔比。她第一次同吴月娘等在元宵夜上街观灯，穿着

“大红遍地金比甲，头上珠翠堆盈，凤钗半卸，鬓后挑着许多各色灯笼儿”，指上“带着六个金马镦戒指儿”（第15回）。

西门庆自己第一次出场时还只是破落财主户，其穿戴已是“金光闪闪”：

“头上戴着缨子帽儿，金玲珑簪儿，金井玉栏杆圈儿；长腰身穿绿罗褶儿；脚下细结底陈桥鞋儿，清水布袜儿，腿上勒着两扇玄色挑丝护膝儿；手里摇着洒

金川扇儿”；

他做官之后，“每日骑着大马，头戴乌纱，身穿五彩洒线揉头狮子补子圆领，四指大宽萌金茄楠香带，粉底皂靴”，“在街上摇摆”，家常衣服则是“玄色

匾金补子、系布圆领、玉色衬衣”之类（第31回），冬天是“长身貂鼠皮袄”（第77回）。

他的正妻吴月娘在元宵佳节的穿戴是：

“穿着大红遍地通袖袍儿，貂鼠皮袄，下着百花裙，头上珠翠堆盈，凤钗半卸”（第24回）。

西门庆妻妾中地位最低的孙雪娥节日里也是“锦绣衣裳，白绫袄儿”（第24回）。

至于独子官哥儿的穿戴，自然是花团锦簇。

书中不断出现潘金莲以及其他众多女子在“淫戏”的同时向西门庆要衣饰的细节。

事实上，西门庆经常亲自过问妻妾及丫鬟使女的衣裳。

他亲自出门找银匠给妻妾们打造头面（第20回），亲自安排用辽东貂鼠皮做围脖儿（第77回），最典型的还是第四十回，吴月娘等准备去乔大户家做客，他

亲自安排裁制新衣：

“西门庆衙门中回来，开了箱柜，打开出南边织造的夹板罗段尺头来。使小厮叫将赵裁来，每人做件妆花通袖袍儿，一套遍地锦衣服，一套妆花衣服。惟月

娘是两套大红通袖遍地锦袍儿，四套妆花衣服”（第40回）。

结果实际做的还不止于此：

先裁月娘的：一件大红遍地锦五彩妆花通袖袄，兽朝麒麟补子段袍儿；

一件玄色五彩金遍边葫芦样鸾凤穿花罗袍；

一套大红段子遍地金通袖麒麟补子袄儿，翠蓝宽拖遍地金裙；

一套沉香色妆花补子遍地锦罗袄儿，大红金枝绿叶百花拖泥裙。

其余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四个，多裁了一件大红五彩通袖妆花锦鸡段子袍儿，两套妆花罗段衣服。

孙雪娥只是两套，就没与他袍儿。 须臾共裁剪三十件衣服。

兑了五两银子，与赵裁做工钱。一面叫了十来个裁缝，在家儹造。（第40回）

不仅是妻妾们，春梅趁机“使性儿”，结果西门庆又亲自“拿钥匙开楼门”，拿出布料，给几位丫头每人“裁三件：

一套段子衣服，一件遍地锦比甲”，春梅还另外加了一件白绫对衿袄儿（第41回）。

叙述者忍不住感叹：“金铃玉坠装闺女，锦绮珠翘饰妹娃。”

一次做衣服的工钱竟然超过贫家女儿的身价，难怪顾炎武等人感叹正德以后的社会：“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起者独雄，落者辟易”（14）。

春梅向西门庆要衣裳的理由是：

“娘们都裁了新衣服，陪侍众官户娘子，便好看。俺每一个一个只像烧糊了卷子一般，平白出去，惹人家笑话”，“头上将就戴着罢了。身上有数那两件旧

片子，怎么好穿？少去见人的，倒没的羞剌剌的”。（第41回）

潘金莲向西门庆要李瓶儿的皮袄时西门庆说她“单管爱小便益儿”，她回答说：

“怪奴才，你是与了张三、李四的老婆穿了？左右是你的老婆，替你装门面的”（第74回）。

她们都巧妙地利用了西门庆的面子观念。事实上，豪华服饰除了审美的意义之外，还是财富和身价的象征。

以西门庆的精明奸诈，自然知道妻妾丫鬟们的穿着本身就是炫耀财富势力抬高身份地位的最好广告。 在后来的小说中，小说家们一再抱怨社会以衣衫取人

的偏见就是反证（15）。

西门庆的妻妾上街观灯，珠围翠绕，被人误认为“是那公侯王府里出来的宅眷”（第15回），这自然会增加世人的敬畏。

结合“只重衣衫不重人品”的社会风气，我们才能理解这样的细节：

常时节好不容易从西门庆处得到十二两银子的救济，即威胁正在家里闹穷的妻子说： “我明日把银子去买些衣服穿好，自去别处过活，却再不和你鬼混

了”（第56回），结果用六两五钱置办了夫妇两人的衣裳。

绘图本《金瓶梅》

值得指出的是，从更广的范围来说，《金瓶梅词话》中豪华的衣裳装饰应该是晚明工商业发达生活奢侈的产物。

后来的“崇祯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将衣裳装饰连同一些韵文和饮食描写等基本上都删除了。

刘辉先生认为，“经过这样的删削之后”，“故事情节发展更为紧凑，行文愈加整洁，更加符合小说的美学要求”（16）； 日本学者池本义男先生则认为，

在经过删削的“新刻本中，理应作为笑笑生主导思想的东西，变成了暧昧的东西。大大削减了《词话》文学的价值”（17），我们比较赞同后者。

可以说，没有这些衣着饮食等大量细节描写，就不足以表现“作者所处时代的市井社会的侈靡淫荡的生活”（18）。

在后来的《林兰香》尤其是《红楼梦》中，繁华似锦的服饰描写为作品增添了许多魅力，不能不说《金瓶梅》有开创之功。

三、暴发户家庭的饮食

同样象征奢侈生活的还有对饮酒作乐场面的丰富描写。

陈大康先生曾引顾起元《客座赘语》中的资料说明，明人宴饮风气在弘治年间发生重大变化，此前简朴随意，此后变得烦琐奢华（19）。

正德、嘉靖年间的名士何良俊《四有斋丛说》也曾对在苏州、松江一带民间宴请风俗作了描述，在他儿时，人家宴请通常只有五碗菜肴和五样水果，遇上婚

礼或者有尊贵客人时才会破例增添诸如三四样虾蟹蚬蛤之类的菜肴，有士人甚至因杀了三十余只鹅招待官员而被人奏报朝廷，批评他侈汰；

可是，到他长大之后，所见到的情形却是，“寻常宴会，动辄必用十肴，且水陆毕陈，或觅远方珍品，求以相胜”，遇到较隆重的宴会，则“肴品计百余

样，鸽子、斑鸠之类皆有”；

不止江浙一带如此，广东亦然。

王临亨《粤剑篇》卷三说：“穗城人富而俗侈，设席宴客，日费二三十金。”

《金瓶梅》所写清河、临清一带，是山东南部地区的繁华富庶之地，“这临清闸上，是个热闹繁华的大马头去处，商贾往来，船只聚会之所，车辆辐辏之

地，有三十二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第90回）。

作为这一地区数一数二的富户，西门家的饮食自然也是奢靡无度。书中第一次写其家宴：

香焚宝鼎，花插金瓶。器列象州之古玩，帘开合浦之明珠。水晶盘内，高堆火枣交梨；碧玉杯中，满泛琼浆玉液。烹龙肝，炮凤腑，果然下箸万钱；黑熊

掌，紫驼蹄，酒后献来香满座。更有那软炊红莲香稻，细脍通印子鱼。

伊鲂洛鲤，诚然贵似牛羊；龙眼荔枝，信是东南佳味。碾破凤团，白鸥中分白浪；斟来琼液，紫金壶内喷清香。毕竟压赛孟尝君，只此敢欺石崇富。（第10

回）

这显然是夸张性的虚写，具有笼罩全篇的象征意义。

在官哥儿满月时，西门庆为“生子”和“加官”两重喜事广延宾客，先是单请“亲邻堂客女眷”，后来再专请“官客”，有两位“居于王公之上”的“内

宦”到场。作者虽然没有具体描写筵席的丰富情形，但从准备工作的周全已可见一斑：

西门庆出来，就叫书童分付：“在家，别往那去了，先写十二个请帖儿，都用大红纸封套，二十八日请官客吃庆官哥儿酒；教来兴儿买办东西，添厨役茶

酒，预备桌面齐整；玳安和两名排军送帖儿，叫唱的。”（第31回）

到了请客的那天，“二位内相坐四人轿，穿过肩蟒，缨枪队，喝道而至。西门庆先让至大厅上，拜见叙礼，接茶。

落后周守备、荆都监、夏提刑等众武官，都是锦绣服，藤棍大扇，军牢喝道，僚掾跟随，须臾都到了门首，黑压压的许多侍侯。

里面鼓乐喧天，笙箫迭奏。西门庆迎入，与刘薛二内相相见。

厅正面设十二张桌席，都是围拴锦带，花插金瓶；桌上摆着簇盘定胜；地下铺着锦茵绣毯。”（第31回）

如此场面，宴席的花费自然不菲。

第七十四回写宋御史等人借西门庆家摆酒为侯巡抚饯行，凑了十二两银子的份子，到了饯行的那天，众人见“桌席甚丰盛”，都觉得分资不够，结果宋御史

说： “分资诚为不足，四泉看我的分上罢了，诸公也不消补奉”，后来侯巡抚给“厨役茶酒乐公脚下人等”（第76回）的赏钱就有五两。

与宴席比较，书中对西门家的便餐描写要仔细具体得多。如：

两个小厮放桌儿，拿粥来吃。就是四个咸食，十样小菜儿，四碗顿烂：一碗蹄子，一碗鸽子雏儿，一碗春不老蒸乳饼，一碗馄饨鸡儿，银厢瓯儿里粳米投着

各样榛松栗子果仁梅桂白糖粥儿。 西门庆陪应伯爵、陈经济吃了，就拿小银钟儿筛金华酒，每人吃了三杯。 （第22回）

说未了，酒菜齐至。先是放了四碟案鲜：红邓邓的泰州鸭蛋，曲湾湾王瓜拌辽东虾，香喷喷油煠的烧骨，秃肥肥干蒸的劈晒鸡。

第二道，又是四碗嘎饭：一瓯儿水晶晶膀蹄，一瓯儿白煠猪肉，一瓯儿炮炒的腰子。

落后才是里外青花白地磁盘，盛着一盘红馥馥柳蒸的糟鲥鱼，馨香美味，入口而化，骨刺皆香。

西门庆将小金菊花杯斟荷花酒，陪伯爵吃。不说两个说话儿，坐更余方散。（第34回）

可见，无论早餐和正餐，都非常靡费。

书中还反复写到许多饮酒作乐的场面。

戴不凡、张远芬、魏子云诸位先生都曾将《金瓶梅》中的“酒”与作者考证相联系，美国华裔学者郑培凯先生对全书写明酒的品种的场合进行了统计，发

现从第十五回至第九十七回，共有五十三处，酒类计十七种，其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是浙江金华酒。

郑文进一步引证多种可靠的资料证明，金华酒在明正德嘉靖年间驰名全国，在北方备受欢迎（20）。

这些点明酒类的地方除外，全书提及酒的场合还有很多，尤其是第十回至第十五回之间，连续不断地写到包括西门家中妇女在内的众多人物饮酒作乐的场

面，有的在西门庆家里，有的在妓院或西门庆情妇家里。

郑文论“酒”，主要是为《金瓶梅》的成书年代和地域提供旁证，我们在这里借用这一研究成果则是为了说明另一个问题。

作者对酒有着特殊的兴趣，还时常将酒与色联系在一起，除了以饮酒作为故事发展的一个特定因素之外，更主要的效果是具象化了“酒色”二字，使暴发

户纵情酒色的生活变得具体可感，典型如第二十七回“醉闹葡萄架”公认是全书最淫秽的章节之一，在“淫戏”之前具体细致地写了饮酒的场面：

西门庆一面揭开盒，里边攒就的八槅细巧果菜：

一槅是糟鹅胗掌，一槅是一封书腊肉丝，一槅是木樨银鱼鮓，一槅是劈晒雏鸡脯翅儿，一槅鲜莲子儿，一槅新核桃穰儿，一槅鲜菱角，一槅鲜荸荠；一小银

素儿葡萄酒，两个小金莲蓬钟儿，两双牙箸儿，安放一张小凉杌儿上。

西门庆与妇人对面座着，投壶耍子。须臾过桥，翎花倒入，双飞雁，登科及第，二乔观书，杨妃春睡，乌龙入洞，珍珠倒卷帘。

投了十数壶，把妇人灌醉了，不觉桃花上脸，秋波斜睨。

西门庆要吃药五香酒，又取酒去。……只见春梅盪了酒来，……遂轻轻抱出，到于葡萄架下，笑道：“你且吃钟酒着。”一面搂他坐在腿上，两个一递一口

饮酒。（第27回）

这里，写到了两种酒：葡萄酒和药五香酒。

郑培凯先生详细地分析了书中酒品与人品的关系，发现西门庆对葡萄酒有特殊的喜好，而且多于耽于淫乐、恣情纵欲之时饮用，或许该酒与房中术有关。

而于“妇人桃花上脸，秋波斜睨”之时，要改饮“药五香酒”，结果引出“葡萄架”下淫纵无度的“醉闹”，似乎也暗示了这种酒与淫欲有着某种关联。

类似这样，作者对饮酒场面的描写，看似琐碎重复，其实，很多时候，都“做了着意安排，与角色性格是配合的”（21）。

在后世家庭小说中，像《金瓶梅》一样对酒的种类感兴趣的似乎首推李绿园，《歧路灯》中也有多处明列酒品（22），不过大多与色情无关。

此外，明初朝廷对饮食器皿也有严格的等级限制，洪武二十六年规定：

“公侯、一品、二品，酒注、酒盏金，余用银；三品至五品，酒注银，酒盏金；六品至九品，酒注、酒盏银，余皆瓷、漆”，至于庶民，则是“酒注锡，酒

盏银，余皆瓷、漆”； 正德十六年，朝廷针对商贾的奢华僭越还明确规定他们不能使用银器（23）。

而西门家无论摆设还是酒器，早已是“金玉满堂”。

《物色》

综上所述，我们从“衣着”和“饮食”等日常琐事入手，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西门庆这一典型暴发户的家庭生活，这样可以从一个侧面对作品所产生的时代

有更感性具体的了解。

郑振铎先生早就指出，“要从文学里看出中国社会的潜伏的黑暗来，《金瓶梅》是一部最可靠的研究资料”（24），仅就研究当时的“社会相”来说，《金

瓶梅》中的“资料”也还远远挖掘得不够。

这里，我们也充其量只触及了冰山的一个小小角。

注：（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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