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跃文：写的人和事，都是人世的回声

南通亲子鉴定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写作习惯，例如，海明威喜欢站着写；爱伦·坡总要把自己心爱的猫放在肩头才开始创作。

王跃文的写作习惯是，当他写到忘情的时候，会有情不自禁的肢体语言，“仿佛一个人在默默地演话剧”。写到最淋漓尽致的时候，他会强迫自己停下来，站到窗边去望一望天空，做做深呼吸，他怕他的心脏会跳出来。

新书《喊山应》中，王跃文不仅向读者“曝光”了他的写作习惯，还就他30多年的写作做了深度剖析——“我家老宅门口是山间平地,尚算开阔；四周却是群峰耸峙，山高涧深。乡下人独自走山路，或在山间劳作，寂寞了，大喊几声，回声随山起落。此即喊山应。我的文学写作，何尝不是喊山应呢？我写过的那些人和事，那些时间和空间，那些实和虚，那些真和幻，都是人世的回声。”

在文学原乡漫水，王跃文曾想当一名拖拉机手

源在雪峰山脉古鄜山的溆水，从深山奔腾而出，快流到一个叫漫水的村子时，水势放缓，河两岸的平地宽阔绵延，田里的庄稼、果蔬，四时不绝。

这个村子，作为行政村，一度曾写作“万水”。当地的百姓却不买账，仍把溆水边的这个小村叫作“漫水”。漫水恢复老地名，是因为王跃文的中篇小说《漫水》。

“漫水是个村子，村子在田野中央，田野四周远远近近围着山……村子东边的山很远，隔着溆水河，望过去是青灰色的轮廓；南边的山越往南越高，某个山洞流出一股清泉，那是溆水的正源；北边看得见的山很平缓，溆水流过那里大片的橘园，橘园边上就是县城；西边的山离村子近，山里埋着漫水人的祖宗。”

小说中，王跃文如是介绍漫水。小说是虚构，漫水这个地名却是实打实存在，而且，漫水这个村子也确实是在田野的中央，田野四周也确实远远近近围着山。这是王跃文再熟悉不过的村子。19岁之前，他一直生活在这里。

插秧、薅田、锄草、刨草皮、捉棉虫、收稻子，除了犁田耕地，19岁之前的王跃文什么农活都做过。1962年出生的王跃文，在没离开漫水之前，他最大的一个愿望是去当拖拉机手，像他看过的一张宣传画那样，头戴草帽，肩搭白毛巾，驾着拖拉机耕地。

如果王跃文真如他曾经愿望的那样做了拖拉机手，漫水村很可能现在还叫“万水”。2012年，王跃文创作的小说《漫水》获得鲁迅文学奖，乡亲们高兴之余，“万水”就改回了“漫水”。

小说《漫水》中的故事当不得真，但，在王跃文新书《喊山应》的“我的文学原乡”中，漫水的风物人情、王跃文的家族亲人往事，都是真真切切。

曾经梦想成为拖拉机手的少年是如何成为后来在文学界有重要影响的作家？《喊山应》里，王跃文给了详尽的答案。

老实的爷爷，一字不识却张口就是文言的奶奶，因言获罪的“右派”父亲，能说会道、做事干练的母亲，他们的处世行事，潜移默化中影响了王跃文。

“我浸染红尘日久，耳闻目睹，亲见亲历，胸口时常激荡起悲悯和哀伤。如果我是画家，也许会在画布上挥洒很多惊世骇俗的色彩；如果我是歌者，也许会一路行吟长歌；可我是作家，就写小说。”《喊山应》的《我的文学创作》篇中，王跃文这样写道。

王跃文在红尘的浸染，便是从他的文学原乡漫水开始，他作品中的悲悯和哀伤，最初也是源自他幼时在漫水的亲见亲历、耳闻目睹。

“漫水真是个美丽的村子。”王跃文曾在文章中赞叹。这个给了王跃文从容、温润、宁静、悠远意境与回味的村子，并不是世外桃源，时局的潮汐虽没有在漫水掀起惊涛骇浪，但也给这个村子激起了喧嚣的尘埃。

很可能，如果不曾有尘埃落入王跃文的眼中，他的笔下或不会流淌出悲悯和哀伤；如果那尘埃一直飞舞，漫水村的美丽可能也不会为更多人所知。

王跃文“检讨”：文学是不必同生活比厚黑的

虽然对文学的态度相对包容，但王跃文毫不讳言地坦陈自己是“顽固的现实主义文学者”。

《喊山应》的《我的文学检讨》中，王跃文讲了个故事。故事说他在《国画》中虚构了一个上级领导来视察，某地为了街面干净整洁，先是把算命的、要饭的等“闲杂人员”送去收容所，后来不想花钱供他们在收容所吃、穿、住，又把他们送往偏僻的山野，最终，某次又把这些人员往外送的时候出了交通事故……有读者看了《国画》后，认为王跃文歪曲生活，过了几年，该读者写了篇文章向王跃文道歉，原来，他的家乡恰巧发生了一起几乎一样的翻车事故。

王跃文讲这个故事，是为了阐述小说的真实性和现实的真实之间的关系，认为作家想象和虚构的能力，要基于扎实的生活底子。但他同时又认为尽管生活中的真实故事比小说虚构情节更精彩，也不必照搬生活。

在写作小说《苍黄》之前，王跃文了解到了一个跳楼自杀事件。自杀者身高有一米七，跳楼时双脚着地，只剩下一米多一点点。自杀的原因，是死者从县城到省会，以为是升了官，结果只有级别，没有实职。到省会前，他妻子也辞去了县里的工作，到省会后，妻子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一家人在省会没有房子，妻子又没工作，两人就时有吵架。某日，吵着吵着，男人就跳楼了。

王跃文听说了这个事件后，觉得非常惨，一晚上都没睡不着，《苍黄》就是这个事件产生的灵感，他让主人公李济运有了和那位自杀者相似的境遇，但他没让李济运跳楼。当时之所以那么处理，是因为那个真实的故事“太残忍，太血腥”，王跃文认为文学是不必同生活比厚黑的，“人间的很多黑暗是不忍看的，不值得用文学来展示”。

同时王跃文又认为文学必须真实地反映生活，必须对现实问题和历史问题作出思考和回答，“作家在虚实之间的把握程度和技巧，便是作家的文学主张和文学能力。”

关于写作者的使命，王跃文坦言：“我没有想过什么使命和责任，最多只是出于作家的本能。”而作为作家的本能之一，便是担当起社会责任，“不存在所谓为文学而文学的纯粹文学责任，文学的社会责任是被天然赋予的。”

在《喊山应》的《我的文学检讨》篇中，王跃文说他越来越觉得写小说像是种庄稼，“庄稼随季候潜滋暗长，有它自然流转的生命节奏。”而他，也有他心潮和情绪的节奏，听凭岁月呼啸，他仍会静静地看，细细地想，慢慢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