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城》：流浪意识下的追寻与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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暌违八年，余华的长篇小说《文城》于2021年3月出版问世。先锋作家余华再次对于构建逼近生存真相与本质的生命世界叙事、拓展表现人性的宽度做出新的探索与尝试。小说延续余华敞露生存困境与荒诞本质的意趣，及其一贯意欲展现的关于个人与命运对峙的思考与阐释，以混乱倒错的时代境地构成对抗性张力，书写时代洪流裹挟之下个体的生存姿态与抉择。

追寻与回归——流浪意识在文本的具体呈现

在作品《文城》中，人物无论是主动选择还是被迫逃离，都因流亡而获得一种特殊的生存状态，并由此赋予生存以悲剧、苦难与英雄主义的多重意义。由一种生存方式发展为情感寄寓与理想追求的生存形态，流浪伴随林祥福的心理历程有了形而上的抽象意义，而漂泊感和失根状态下的无归属感使得此意识与个体自我身份的解构与重建产生关联。

逃离与眷恋两种心态使得流浪意识在林祥福身上的呈现具有复杂性，一方面对妻子的承诺支撑他永不停歇地追寻，另一方面难以完全从过去生活模式中剥离，让他陷入了自我质疑与迷茫。“叶落该归根，人故当还乡”是林祥福作为接受传统书塾教育和家庭观念长大的乡绅心中根深蒂固的观念和本能的选择，回家意愿的多次萌发和生长、边缘人的尴尬处境使得流浪与归乡之间的矛盾贯穿并撕扯着他的流浪生涯。

同时，林的出走本质上具有一种荒诞性。作为信念支撑他寻找的文城自始至终是不存在的，而他与小美阴差阳错地在城隍庙前近在咫尺却又天人永隔，此后被动地在命运与时代的洪流中牵扯着经历匪祸里的动乱与牺牲，于荒诞不经中成为丧失选择权的流浪者。

《文城》在某种程度上可解读为对鲁迅“出走之后何处去”的命题及出走话语叙事技巧的再思考与致敬，是对出走之后的荒诞归宿与选择权丧失的纵深探索，而“离去—归来—离去”的结构模式隐喻着身份认同与家园归属的相关表达，将存在主义等现代性思想寄顿于人物空间与精神的双重流浪之中，以此涵纳探寻根性与身份归属的现代思想和话语表达。在时代的夹缝中回望，无法抵达的望乡让林的生命有了零落无常的悲剧质感。而他出走与回归之间的摇摆实际上是流浪意识与传统观念根植之间拉扯与游移的映射，这种犹豫构成了他的不安、寻觅不已和抉择的复杂性，同时也加深了他的流浪中荒凉无望的悲戚意味。

流浪形态——生存、情感的双重流浪与生命伦理

《文城》的生存流浪表现在流浪者为了寻找精神根系与灵魂皈依而与本土相分离的形态，经历种种劫难折磨与乡愁的忧虑，产生与群体存在处境和精神处境相分离的生存形式与心理状态，并在归来的意愿与离去的需求中寻求平衡。文本显性的生存流浪形态由林祥福携女南下寻妻的故事主线呈现，居无定所的忧愁伤感、求而不得的无奈无望伴随着他漫长而无望的流浪旅程。余华将江湖侠气的快意恩仇融入颠沛流离的流亡和连绵苦难的叙写中，通过建构期望以消解苦难，削弱人在历史与命运中的无力感，同时强化了对生命的脆弱与柔韧、对悲剧底色与荒诞内核的展现。

文本对内在精神流浪的展现比生存流浪更为复杂和深切。以梦魇般的虚无感和心灵无归属感为代表呈现出精神世界的幻灭、迷失与流浪，他终其一生找寻肉体的安顿与情感的寄托，死后踏上落叶归根的回乡之旅，完成精神残缺复归于完满的过程。那个在信仰之路上虔诚跋涉的朝圣者永不停歇地流浪，以定居溪镇为节点，开始与过去进行和解，他小心地庇佑女儿林百家长大，在乱世里挣扎着生存，自此过往种种开始沉寂。那些晦涩与恶意，羁绊与美德，最终帮助他完成从倾斜走向平衡的精神疗愈之路。

小美的悲剧性情感流浪主要在背叛与信任的交锋、归家意愿与逃离快感的权衡中展现出来。余华在深层的对立与冲突中审视、反思生命中那些爱而不得的荒诞和情感放逐等生存命题，在放纵与压抑、自由与约束的平衡中重建信仰，从生命伦理意义上寻找生存的本质价值与情感的终极归宿，通过对情爱与肉体的微妙、背叛与愧悔的善恶等伦理本质的挑衅式处理，以漂泊的外在表现形式，消解与对抗传统的单向度道德模式与情感抉择。

望乡情结下的异乡漂泊与故土回归

林祥福的流浪与扎根过程隐含着对家园意识与身份认同的探索，肉体和精神上漂泊错位的状态赋予他无所适从的悲剧感和缺失感。从林祥福留遗书请翠萍转交开始，引出了回望来处与故土回归的主题，多次归乡的动摇和犹豫从情感的归宿和生命伦理角度为人物的抉择展现出复杂性。羁旅乡愁和回归意向的展现并没有削弱其信念感和孤独意识，反而通过对怀旧之念的思索与拷问，完成了伦理层面的对于人物流浪情结与精神漂泊中价值取向的多样化呈现和多层次展示，包括对流浪价值的深度审视与反思。

对文城指向的家园归属的构建和寻找，不仅是在信仰解构与重建时期带来传统礼制与信义的赞歌，也是在更深层面对精神旷野的呼唤与回归。尼采说，“真诚的人——我如此称呼在天神的荒漠上跋涉和虔诚之心破碎的人。”寻找的意义在于抗衡故园破碎的焦虑、找到劫后余生或爱而不得的失落与恐惧引流的渠道，以填补精神家园缺失而带来的宿命般的断裂感和灵魂荒芜。流浪者始终有着回归故土家园的指向，但是当他们从踏上异乡之路的那刻开始，回归就只能成为一种理论上的可能，而寻找结果指向虚幻，导致了漂泊者的失落与回归者的再度放逐。

最终小美死于林祥福到达溪镇的当天，使得林祥福的寻找与流浪指向虚无，荒诞感使得小说获得超越性，抽象为形而上的关于人类精神历程的永恒象喻。林在漫长的寻根之旅中完成自我身份与精神归宿的形塑和体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城究竟在哪里、有没有可能找到文城，已经不再重要了，对文城的找寻永远在路上。

海德格尔认为，“无家可归是现代人的命运”。从《文城》中我们能够看到余华对流浪意识和家园观念的探讨，他将这种流浪叙事放大处理，融入对于身份认同转化、家园选择与重新建构的可能性的思考。余华把《文城》定义为“非传统的传奇小说”，文本中的自我放逐与回归、漂泊感等是作者自身“原泊”意识的某种映射。余华说，“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我的每一次写作都让我回到南方。”正因为如此，故事里林祥福得到后失去、一生永不停歇地找寻，文城最终也指向余华心理的暗示、想象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