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庆祥：后科幻写作的可能

南通亲子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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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一点诧异地，我阅读完了王威廉最新的短篇小说集《野未来》。这种诧异来自一种先在阅读经验的比对。早在2013年左右，我在编选英文版《80后短篇小说集》的时候，收入了王威廉的《听盐生长的声音》，这是一部以西部盐湖为环境背景的作品，男主人公生活困顿而郁积，在大自然景观（奇观）的感召中，他察觉到了生命意志的循环萌动，再生了生活的勇气。这篇作品得到了海外译者的好评，最后选集在国外出版时，就用这篇小说的题目做了主书名。

《听盐生长的声音》已经凸显了王威廉的写作特质，他善于处理个人精神意志与外部环境的角力，总体气质是内敛的、景深的，富有细腻致密的叙事能力，但依然可以在传统写作的谱系里找到定位：他承续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主义写作的遗产，并以自我的生命经验对之进行了历史化。以这种方式，与其他同时代作者一起，王威廉建构了自我的作家形象。

这一次《野未来》中收录的11篇作品却很是不同，固然在一些叙述的片段，尤其是对环境的描写上还能看出早期风格，但是主体内容上已经是另外一番面目。其中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大量只有在惯常意义上的“科幻文学”中才有的元素进入小说并成为重要的叙事装置，例如 GPS 定位、视频监控、造人术、灵魂芯片、拥有语言和自我意识的 AI、外星生命等等。我意识到， 在《野未来》中，写作的取景框已然有别，因此写作的质地和风格，也同时发生了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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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见你目光》中，“窥视”是关键词。不仅小说中的人物以“窥视”为生，故事逻辑也建立在对“窥视”的哲学辨析中。这是一篇主题重于故事本身的作品，但是因为这一主题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以至于我们会忽视它的建构性。在现代文化史上，“看”一直是重要的认识装置。在对北海道恶劣自然环境的“看”中，日本现代作家和艺术家发现了现实的“真实”，这构成了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在中国，鲁迅的“幻灯片事件”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化的核心密码，在“看”与“被看”之间，鲁迅奠定了一种关于“人的发现和主体觉醒”的现代叙事。在这一叙事中，人获得了主体—— 无论这种主体是资本主义主体还是社会主义主体。在被过度强化了的文学社会学视野里，“看”不是简单的观看，而是“凝视”，在凝视中争夺主体性。但是这种“凝视”并非唯一的存在，骆以军对川端康成《雪乡》中的“重瞳之美”情有独钟：“在川端看似澄明其实残忍畏悚的凝视下，一次一次，散焦地，从紧束天真的少女耽美形象中散溃垮掉，伤害与疲惫沦肌浃髓渗进灵魂。”这是现代性视力的溃散—— 但溃散得还不够彻底，“看”或者其高阶版本的“凝视”还是眼睛和眼睛的互动，也就是人和人的互动；但是在王威廉的时代，这一互动以全新的形式出现：眼睛被技术工具取代，精密的电子仪器设备（照相机、视频监控）在无限大和无限小的两个方向对“凝视”进行了改写。“凝视”现在变成了“窥视”。如果说“凝视” 指向的是理性、意识和升华，那么“窥视”则指向的是非理性、无意识和沉沦。《不见你目光》中几组不同的关系都建立在这种“窥视”的模式中：

我不免想到，如果我的房间里也装满摄像头，那么现在我就可以看到小樱在做什么了—— 仅仅是这么一想，我的呼吸就变得急促起来，前所未有的紧张和兴奋驾驭了我。我开始盘算着，等会儿在回家的路上就可以去摄影器材店挑选摄像头了。我越是想着这样的行为，就越是兴奋，简直像个要跟女友初次做爱的小男生。我似乎已经无力阻止自己这么做了。我该怎么办呢？我陷入了欲望与道德的困境，忘记了自己正在照相。我一动不动地举着相机，像个入迷的雕塑。忽然，我发现镜头里的女孩子变得不知所措起来，她的脸变得绯红、尴尬和多情，就像目睹了上帝的降临一般。

“窥视”催生了欲望，这一欲望恰好是后现代社会因为过剩而产生的匮乏，正如苏珊·桑塔格所言：“照片可以以最直接、最功利性的方式煽情—— 就像某人收集那些无名的欲望对象的照片以满足手淫欲望那样。如果照片是用来激发道德冲动，情况就更复杂了。”在王威廉这里，更复杂的情况是，“窥视”即使已经作为“监控”的重要工具，也已经内化为情感结构的一部分， 并由此驱动人的行为。在这个意义上，“假人”和“影子”才变成了“真人”—— 摄像机镜头和视频镜头不正是由符码拼合而成的“拟真”现实吗？

《地图里的祖父》由一个灵异事件开始：已经死去的祖父出现在实时更新的 GPS 地图里。对这件事的解释驱动了对“灵魂” 的解释。虽然王威廉很愿意严肃地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却缺乏苏格拉底式的语境和对话对象—— 在《斐多篇》里，苏格拉底在临死前从容不迫地和信徒们谈起了“灵魂不死论”：“转世回生是真的有这么回事的。活的从死的产生，人死了灵魂还在存在，都是实在的事。”这种“不死”指向的不是生理学意义上的不灭， 而是“它安定不变了，和不变的交融在一起，自己也不变了。灵魂的这种状态就叫作智慧。”这是人文主义哲学的根基，对永恒 的追求是对哲学和智慧的追求。然而在《地图里的祖父》中，这一根基被抽离，灵魂变成了一个技术事件和技术实践。通过三维立体成像的方式，死去的祖父从时光中复活并向我们走来，乡愁被技术超克，吊诡的是，这一技术造就了更深的乡愁：“要是人类在这同一个时刻全体毁灭了，那么在这颗行星上就只剩下祖父的身影走过来走过去了。由于仪器是太阳能驱动的，因此他的身影会永远走动下去，直到仪器生锈毁坏。那会是一个特别孤独的景象吗？”

也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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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 回忆， 在旧时光里苦苦纠缠。《分离》《草原蓝鲸》《城市海蜇》都涉及技术时代的亲密关系这一伦理性主题。《分离》中的女性被前男友研发出来的智能传感床提取了回忆信息， 他们不得不重新体验某些五味杂陈的过往经验。《草原蓝鲸》里的母亲远离故土，因中年情绪而走进了另外一重空间，在蓝鲸的腹部与已经120岁的儿子展开了“生死对话”。《城市海蜇》里一位陌生的女性来访，她曾是已经去世的老同学的恋人。事情的离奇之处是，这位陌生的女性是如此熟悉，原来在表象与躯壳之下，还有一重被收起的“他”。最后，“他 / 她”在已经严重污染的海边脱去衣服，展示了自己陶瓷质地的身体。

自启蒙运动以来，对技术的追求和反思就一直构成着现代思想的关键辩证法。总体来说，人本主义哲学家们对现代技术能够为现代生活提供伦理性改善持悲观的态度。荷尔德林是最早以诗歌的方式思考这一问题的诗人之一，在19世纪末的一首诗里， 他提出疑问：“大地上可有尺规？绝无。”荷尔德林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回到希腊的“神性之蓝”。他的同乡大哲海德格尔部分赞赏荷尔德林绕道希腊的思路，却又非常不甘地试图在“此在”中寻找技术与伦理之间的媾和。最后他比荷尔德林更激进，技术使得“世界进入夜半”。文化哲学和技术哲学严重的二元对立使得这一思考进入了一条窄路，但实际情况是，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技术已经构成了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并在一定意义上重新定义和设置了人类的伦理生活。这正是王威廉上述作品的意义所在，他并非在技术之外去思考或者批评技术，而是从人的内在出发，去把握技术、技术品、技术想象与人之间复杂缠绕的关系。这种复杂缠绕的关系与人类生活的复杂缠绕形成了互动和对话，在这个意义上，技术即人，人即技术—— 即使在宗教的隐喻中，人也不过是神的一个（不完美的）技术作品。这是一种波德里亚所谓的复杂性，“世界的复杂性不再出现于象征交换的时刻了…… 而是存在于技术物的日常生活中”。王威廉的这一类作品具有细腻的质地和幽微的情感，传统文学的质素因为科幻的进入而获得了新奇和诧异，而作为类型小说的科幻因为传统文学的基质而获得了深度和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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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未来》是一篇值得特别关注的作品，三个落魄的青年人在群租房里艰难度日，就业渺茫而生活无望，但就是这种处境， 依然不能阻挡初中毕业的机场保安员赵栋对科幻和未来的向往。在很多年后，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在机场的时空隧道里进入了未来。当叙事者“我”目睹了这样的现实奇迹后，“忽然觉得很孤独”。这是一篇将科幻高度嵌入当下的作品，它所有的 构成元素都可以称得上是批判现实主义式的：失业、边缘人群、大都市的贫民窟…… 这是一种迥异于经典科幻写作景观的写作。在经典科幻写作图景里，科幻是高度发达的现代产物，是科学家、资本家和探险家的联姻产品，是指向一种新的生活和秩序的理性创制。但是在王威廉的《野未来》里，科幻不再在这些宏大而渺远的层面起建设性作用，而恰是科幻从体制性的想象中逃离出来，与普通甚至卑微的生命联系在一起。科幻并不能改变这些人的命运，也无法改变既定秩序和游戏规则，仅仅是提供一面诱惑之镜。

在中国当代的科幻写作中，如果说刘慈欣是从“伤痕文学” 出发，构建了一种基于现实主义并超越了现实主义的科幻叙事， 那么，王威廉等一代写作者则从“新伤痕文学”出发，规避了刘慈欣的道路而开辟了一种后科幻写作的叙事路径。在刘慈欣那一代写作者那里，科幻文学是进步论叙事的一环，“未来”在时间矢量上无限前进，并因此暂时搁置了无法调和的当下社会矛盾， 以一种替代性的方案在新时空里再造世界。这就是刘慈欣所谓的“主流文学描写上帝已经创造的世界，科幻文学则像上帝一样创造世界再描写它”。由此，科幻文学被视为还原了“小说作为世界体系的总体性和完整感”。后科幻写作则对这种“创世”的欲望和世界体系的总体性持一种怀疑的态度，在《行星与记忆》里，无论是移民外星还是机器人的帮助，都无法让人类摆脱语言的误解和暴力的基因，新空间里诞生的不过是旧秩序。“未来” 作为一种生产出来的结构，已经高度内嵌于此时此刻的当下，因此新的世界体系并非在我们之外，而是在我们之内；并非在时间之外，而是在时间之内。在这个意义上，时间已经变成了空间， 过去、现在、未来三位一体，以犬牙交错的多重褶皱的立体形式而存在。后科幻文学正是从这些褶皱的草蛇灰线里看到了新旧模式（旧人新人、旧世界新世界、旧我新我）背后现代性叙事的迷思，后科幻文学于是停留下来，在每一个散点上犹豫不决、瞻前顾后。“幻影论”在此代替了“拯救论”，居于时间意识形态巅峰的“新未来”变成了“野未来”。未来被流放、被取消，未来现在消失于未来，就像“水消失于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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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属于谁？未来还有询唤之功能吗？在伦理性生存的配额中，未来占有多大的权重？

黑暗的宇宙中悬浮着五颗明亮的恒星，有大有小，但由于距离遥远，看上去像几团冻住的火焰。这些火焰都有尖形的尾巴，朝着一个共同的中心。这个中心就是超级巨大的人马座 A 黑洞。光线也无法从黑洞中逃逸，因此那里除了黑暗一无所有。我启动量子摄像机，捕捉到黑洞界面的量子辐射，电脑很快虚拟出了量子化的黑洞图像。巨大的能量涡流让它看上去像是恶魔满是獠牙的大嘴。而我，就要朝那张嘴飞过去，主动成为它的食物。

这是王威廉《后生命》中描写的一个未来场景。

小宇宙中只剩下漂流瓶和生态球。漂流瓶隐没于黑暗中，在一千米见方的宇宙中，只有生态球里的小太阳发出一点光芒。在这个小小的生命世界里，几个清澈的水球在零重力环境中静静地漂浮着，有一条小鱼从一个水球中蹦出，跃入另一个水球，轻盈地穿游于绿藻之间。在一小块陆地上的草丛中，有一滴露珠从一个草叶上脱离，旋转着飘起，向太空中折射出一缕晶莹的阳光。

这是刘慈欣《三体》中宇宙大死灭之后的一个场景。

—— 原来如此。

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必将如此，也只能如此。所有人都坐在一架平稳飞行但却被偷偷劫持的飞机里，不知道将身归何处， 心归何处，灵归何处。

这架因为消失而存在的飞机，就叫着“未来”。

（本文节选自《野未来》之序：《后科幻写作的可能》，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野未来》

王威廉著

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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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未来》所收录的11个故事由近及远，从GPS技术对生活和回忆的影响，屏幕对人与人真实联结的破坏，到记忆备份对记忆真实性的篡改，信息汪洋对情感和体验的损害，再到人类对黑洞对太空的探索……让我们思考了科技、现实与未来的关系。

作者王威廉，1982年生，先后就读于中山大学物理系、人类学系、中文系，文学博士，著有长篇小说《获救者》、小说集《内脸》《非法入住》《听盐生长的声音》《倒立生活》等，文论随笔集《无法游牧的悲伤》等。部分作品译为英、韩、日、意、匈等文字。曾获首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文学奖、十月文学奖、花城文学奖、茅盾文学新人奖、华语科幻文学大赛金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