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那么糟了，你还关心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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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分享第三场国际文学圆桌“疫情之下，文学实践还有哪些可能”对话实录。本场圆桌的两位嘉宾：一位是 Jenny Niven，长期活跃于国际文学界，参与过大大小小的文学节，举办国际文学圆桌的想法就源自吴琦和 Jenny 的一通电话；另一位是 Wanjeri Gakuru，自由记者、散文作家和电影制作人，同时是泛非洲作家写作团体 Jalada Africa 的成员，吴琦正是在 Jenny 主理的爱丁堡国际图书节上认识了 Wanjeri。Wanjeri 在疫情期间写作的随笔《（间歇性）结束一切》收录于《单读 25：争夺记忆》。

因为这场圆桌与 Wanjeri 的另一场会议冲突了，所以她只参与了开场十多分钟的讨论，她提出了长线思考的重要性。在吴琦和 Jenny 接下来的对谈中，他们探讨了这些问题：未来文学活动会以什么模式进行？对于一个危机重重的世界而言，文学还重要吗？大城市视野之外的地区能给文化工作者带来怎样的启发？以及，如何应对焦虑这种情绪？

6 月 11 日，单读国际文学圆桌第三场“疫情之下，文学实践还有哪些可能”通过 ZOOM 连线了两位嘉宾。 图中的对谈者分别为 Jenny（左下）、Wanjeri（右下）和 吴琦（左上），右上为手语翻译范娇娇。

出版人的职责之一是让大家进行长线思考

吴琦：非常不巧， Wanjeri 的另外一个会议和这场国际文学圆桌撞期了，所以她大概只有 15 分钟时间跟我们一起讨论。先请她来讲一讲，Jalada Africa 作为一个泛非洲的文学团体，怎么样和包括《单读》在内的世界各地的文学媒体进行合作？以及，在疫情的背景之下，这样的合作有没有新的变化？

Wanjeri：在疫情期间，我出版了一部选集，主题是“怀旧”。它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在 2020 年 12 月出版，第二部分在 2021 年 2 月出版。我们认为“怀旧”是一个很好的主题，因为在疫情期间，很多人开始回顾过去的生活。当开展对话来反思黑人过去的生活时，我们发现，在很长时间里，黑人的生活状况在很多方面是没有改变的，但与此同时又发生了诸多变化。

我们本来就是一个电子出版物，所以一直有在线上工作、合作的习惯。而在疫情期间，全世界都纷纷转移到线上工作，我们就有更多机会向外辐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更多地和像《单读》这样的媒体进行内容交换。吴琦向我介绍的摄影师非常好，我们在选集的第二部分合作了。我们和这位摄影师之间有很多围绕“怀旧”这一主题的共同联系，选集中的视觉部分以其独特的方式切入主题，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另一件在疫情期间进行的工作，是我们获邀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个文学项目主办的工作坊，这也是一个在线上合作的项目。过去一年我们大量地使用了类似于 Zoom 的平台，展开了许多合作，现在这样的媒介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的工作要不断适应新工具，新工具也为我们的工作带来更多可能。

吴琦：疫情下，工作中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和机会分别是什么？

Wanjeri：在疫情开始之前，大家手头上已经有很多正在进行的项目，而疫情的到来会让大家有新的思考，所以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变成如何去寻找平衡，如何让大家意识到疫情之前已经在进行的项目也同样重要，不容被忽视。现在已经是疫情的第二个年头了，我们在做“怀旧”的时候，也是希望大家可以不只关注眼前，要把思维放得更加长远一些。作为出版人和编辑，我们的工作职能之一是让大家不只关注当下，希望大家可以进行——比如对于工作还有科技等方面——更加长线的思考。我们也花了更多时间和耐心来做我们手头的工作，比如这个选集，我们一开始打算用 6 个月的时间完成，但是最终花了 8 个月。当然也有现实原因，比如，我们的团队成员有的在澳大利亚，有的在尼日利亚，我们的作者也遍布世界各地。

Jalada Africa 的出版物

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也不能停止对艺术的探索

吴琦：Jenny 是我们的老朋友，她在北京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她参与过“老书虫国际文学节”，所以她其实懂一些中文。她在国际文学界活跃了很长时间，有非常多成熟、有意思的项目。事实上，单读开始做国际文学圆桌，也源自一次 Jenny 跟我的通话。我俩聊起来，说我们现在非常需要见面，需要聊天，那么我们要更灵活地利用线上的方式。我们来听一听 Jenny 最近的工作生活，以及她的想法，她会在专业意义上给我们带来很多启发。

Jenny：我现在算是自由职业者，同时在做非常多不同的项目。其中一个叫“爱丁堡国际文化峰会基金会”，我是这个基金会的负责人，它是一个在苏格兰国会大厦每两年举办一次的大规模国际性会议，爱丁堡国际文化峰会由英国政府、苏格兰政府和英国使馆文化处共同主办，会邀请不同国家的文化部长以及相应级别的文化官员来共同讨论文化政策以及相关议题，目的是让大家更加重视文化政策，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高级别的文化交流盛会。

刚刚说到的只是我在文化政策方面的一部分工作，除此之外，我对创造性的工作也非常感兴趣，我喜欢直接和作家、艺术家、创作者进行交流，所以我也策划了非常多艺术节。我现在有非常多不同的项目正在进行中，其中一个新项目是诗歌节，它的名称叫 “Push the Boat Out”，这个名称源于一位非常著名的苏格兰诗人，他的名字叫 Edwin Morgan。这位诗人活跃于 50 年代到 80 年代，是一位非常不同寻常的诗人，他当时的创作主题主要是科幻，而且他是一名同性恋诗人，这在那个年代的苏格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所写作的诗歌被称为 concrete poetry，可以翻译成具体诗。这类诗歌的特点是，一方面你可以感受到它的语言，另外一方面它可以给你一种视觉上的感官刺激，你在阅读的时候可以感受到视觉内容跃然纸上，徐徐展开。在一首诗中，他写到，在你生命终结之时，你也不能停止你的想象，你也应当不断地去探索新的事物，不应该被禁锢。这个诗歌节的名称就由他这首诗中的一句而来。

Edwin Morgan

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在疫情下还开展一个新项目的想法过于大胆、疯狂，但我觉得正是受到了诗人这首诗歌里不断进取、不断去探索新事物的精神的激励，我们才要做这样的事情。而且通过做这个项目，也让我跟外在世界有一种更强的连接。我觉得我们即使在最艰难的疫情当下，也不能停止对艺术的探索。

我还有另外一个想分享的项目，就是最近我和一个居住在纽约的诗人李朝阳一起做的一个线上诗歌驻留项目，我们邀请了 25 名中国作者和译者，通过 slack 还有微信来一起头脑风暴，大家交流想法，讨论诗歌和翻译。在三个月的时间内，我们和三名苏格兰诗人开展了工作坊，工作坊的成果是把这些诗人的诗歌译成中文。我觉得这是个特别棒的项目，因为我每天早晨起床的时候，会看到微信上有 300 多条未读消息，而且我需要靠微信翻译来一条一条地看大家的想法，这样一种交流方式让我对中国产生一种非常强烈的连接感。通过这样的合作项目，我们也找到了在当前疫情限制下，大家不能出行的情况下，继续进行文化交流的一种方式。

吴琦：我很喜欢”push the boat out”这个这个概念，因为它是一个很好的隐喻，就是我们现在的状态。接下来我还想请你聊一聊，不管是在爱丁堡，还是在内罗毕，或者其他地方，你还有没有观察到其他有趣的通过文学来一起工作的连接？好的项目或者想法可以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启发和帮助。

Jenny：现在全世界大家都有一个新的概念，就是一种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有的人认为这是未来举办活动的一种新趋势。我个人非常喜欢文学节、艺术节采用这类形式，因为通过现场活动，观众可以更好地融入，而且我也很喜欢通过这种方式让作家和读者聚到一起，但我认为即使疫情过去，我们也回不去从前的状况了，我们可能更多地采用线下活动和线上呈现相结合的方式。从气候变化的角度来说，过去的活动举办方式可能不是那么可持续，所以面向未来，可能我们见到的更多的是这种线上线下结合的模式。

虽然刚刚说到了线上线下结合的模式，但是我认为现场活动有一种特定的情境。当你去到了一个剧院或其他场所参加活动时，坐在你旁边的很可能是一个陌生人，你们作为两个互不相识的陌生人，听同一个人念同一首诗，观看同一个作品的时候，可能会有同样的反应，也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反应。现场的活动的妙处就在于你可以实时观察了解到你旁边那个人的反应如何。现在我还没有在线上找到一个能复刻这种体验的方式。

文学可以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吴琦：最近出版了《单读 26：全球真实故事集》之后，我就带着它去中国其他城市做分享，真实地见到了很多读者，和他们交谈，那个感受就像你说的。我不知道在英国或者爱丁堡现在的疫情情况下，是不是允许开始做这样的 book tour 或者是 talk？而且，你觉得在整个疫情过去之后，大家还会有这样的热情去书店、图书馆和作家见面，去听他们聊天吗？

吴琦带着《单读》与各地读者见面

有观众问，因为我们现在都需要新闻、需要事实、需要非虚构等，会不会担心文学创作会被人们忽略，或者觉得不再重要？

Jenny：在疫情期间，英国的整个书籍销量，包括诗歌的销量都在不断增长。但是我个人，还有我身边很多的朋友都会发现，确实很难集中精力去读小说。包括上周我过生日的时候，大家给我送礼物，没有一个人送我小说，好像在当下，大家很难读进去一本小说。我觉得原因可能是，大家在疫情期间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很难集中精力放松下来，进入一个虚构的故事。但小说其实有一种兼容性，我有三个孩子，他们年纪都比较小，都很爱读书，我认为故事、小说这样的虚构作品可以帮助人们培养同理心。因为通过读虚构故事，我们可以学会站在他人的角度看问题。可能在疫情过后，当作者们回顾疫情的时候，他们可以充分利用小说这一载体来描述疫情期间发生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正如刚刚 Wenjeri 说的，一方面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同时我们也需要有更多的思考。

吴琦：刚刚 Wenjeri 说到，我们其实不仅要思考在疫情这段特殊时期怎么工作，其实一年多的时间过去后，我们应该开始思考，在更长的时间里，文学、文学机构、文学奖、文学节、文学杂志怎么样去完成自己未来的工作，尤其是在一个经过了变化的世界之中，像我们这样的文学工作者们，怎么样找到自己的位置。

所以也想继续问 Jenny，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在这样一个冲突越来越多，有很多显著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的世界中，显得没有那么重要的文学的未来会怎么样？或者说，我们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Jenny：即使在疫情之前，人们由于诸多因素，也未必会去参加一些文学活动，有的人可能因为健康问题，有的人可能因为地理距离问题等等。我知道中国幅员非常辽阔，在苏格兰，虽然我们和中国的面积比起来已经不大了，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个所谓的中心地带，格拉斯哥和爱丁堡地区是活动举办得比较多的地方，还有很多人生活在岛上或是海岸线，住得比较远的人也会由于各种原因不去参加这些活动。

疫情以来，我们也产生了新的思考。过去虽然大家对于包容性、多元性可能做出过一些努力，但是面对这样大的议题，包括气候变化、疫情，也让我们重新思考如何让这样的议题触及到更多人。

现在无数的证据和研究都说明，其实政府和社会各界都已经认识到了艺术和文化的价值，而且大家也都知道，创造力对于孩子的成长，对于全社会都是非常有益处的，但是偏偏文学和文化并没有被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艺术家还是会创作，我们还是会举办活动，大家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事情。

所有的研究和证据都没有转化成一些坚定的想法和信念，更没有转化成一些切实的政策。我认为我们应该让一些想法变得更加具体，要让更多人知道，虽然科技可以带来非常多新的创造发明，但是如果缺少新的想法，缺少创造力的话，任何技术也无法走得更加长远。而且我们也要让大家认识到，学习了解艺术，阅读文学，其实不仅仅会把你培养成一名艺术家，也可以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它可以让你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变得更好，可以让你和他人、社会的互动也更好。在我现在所做的文化峰会上，也看到文化创意类别被放在了比较下面的位置，我们要做的是让大家进一步认识到这些议题的重要性。

2019 年的“爱丁堡国际图书节”海报

在文学世界中我们也应该关注社区

Jenny：在现在的中国社会，作家、艺术家、创作者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吗？你怎么看待像你一样的文化工作者的生存现状？

吴琦：中国的情况非常的不同，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所以全社会的注意力其实还是在更能带来收入和经济增长的一些地方。所以虽然文学艺术得益于中国经济的发展而有所发展，但是在大家的排序当中，它一直在一个比较靠后的位置。对于我们文化工作者来讲，就是可以自己去 push the boat out，但我们比较欠缺资源和资金。

另外一方面，因为中国人口众多，有非常丰富的多样性和和愿望，不管是年轻人，还是已经有所发展的作家和艺术家，他们有非常独特的创造力，不断地在生产有意思的话题和好的作品。所以我觉得有一个不对称的情况，一方面，他们欠缺机会，欠缺资源，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人对于文学艺术的兴趣其实一直没有消减，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投身其中，我们这些文学机构，在中间的人，其实是要找到一个又一个具体的环节，把两个东西连接在一起。其实就是我们的主题，“连接”，让那些对文学艺术有兴趣的企业和地方政府能够认识有意思的策展人、艺术家、作者，能够让他们之间互相了解对方在想什么，进而创造更多机会让他们一起来创造。

最近一两年时间，我也花了一些时间去中国除了北京上海以外的一些地方去旅行，不管是因为工作还是自己的兴趣，我看到了很多更小一点的社区当中，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文学艺术，以及文学艺术和当地人生活的连接方式，反而是那样一些新的创意，能够让我们这种生活在中心城市的人去反思我们的工作有哪些盲区，还有哪些 boats 可以去 push。当我们把眼睛放到其他城市或者其他国家的时候，会得到一个非常直接的刺激。

Jenny：说到文学，我觉得整体的语境和情境是非常重要的。在苏格兰的话，生活在西海岸的人和生活在中部大城市的人，他们的生活、地域情况肯定不一样，我觉得文学有一种地域的根源性，不同地方的文学也会不一样。所以我认为在文学世界中我们也应该关注社区，而不是简单、单一地进行全球化讨论。

位于广州的在地艺术社区“上阳台”

吴琦：我们作为书店会和商业品牌进行合作，打造品牌，从商业的角度来切入；另外一种就是走出城市，到一些城镇、乡村中看看那里的人在做什么，从而反思自己的工作。你对于从事文学、文化活动的机构有什么建议？

Jenny：我觉得商业这个思路非常好，但是很难。在苏格兰会有一些商业合作的模式，但更多的是企业赞助的形式，这些企业会给出一笔慈善捐款，而不是和文化机构 进行商业合作，因为这些企业从这样的合作中看不到发展的机会。

确实走出去可以帮助我们增加多元性，因为一旦我们可以从更多的、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事情，我们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在英国，绝大多数的出版活动都在伦敦进行，虽然伦敦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但是出版社对于所出版的内容还是有一些固定的思维范式。比方说在伦敦的一些出版机构，他们可能只选择出版符合他们眼中特定印象的中国作家的作品。他们对苏格兰作家也有同样的想法，如果向他们介绍苏格兰作家作品的话，他们会说，我们今年已经出版过一位苏格兰作家的作品了。所以我觉得走出去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走出去，我们才能拓宽视野，才能获取更多的信息，只有这样才能讲出更好的故事。

日常生活中多退一步，不要永远都冲在前面

吴琦： 你 在北京也生活过，你大概能够理解我们中国人常常陷入一种焦虑当中，经常觉得很紧张，有很大的压力，想要得到更好的生活，要得到更多的机会，所以会给自己很大的心理负担， 常常 导致很多负面情绪。 我不知道在非常有国际声誉的文学节中工作，你们会不会感到焦虑，或者说你觉得焦虑感对于我们在文学、文化领域工作的人来讲，是一个短期的现象，还是一个长期 甚至永恒的问题。

Jenny：其实我身边很多人都有各种程度的压力或者焦虑。去年疫情期间，学校包括幼儿园都停课了，当时我和我的丈夫在家工作，加上三个孩子在家，那是我人生中压力最大的一段时期。精神问题在社会中存在已久，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和疾病有更多的公共讨论，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们可以听取他人的分享，了解他人的故事，这样对缓解压力也有帮助。如果过去一年的疫情教给我们一些东西，其中就可能包括我们应该对自己更好一点，想办法让自己的压力小一些，日常生活中多退一步，不要永远都冲在前面。

下一场单读国际文学圆桌将在7 月 15 日（周四）19 : 00 举行，主题为“写作、公共性与再造附近”，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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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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