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蜀记》：四川不仅仅有三星堆

南通亲子鉴定

萧易。

黄金面具，青铜人像，丝绸，象牙……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3-8号祭祀坑的发掘，令考古工作火出圈。

三星堆持续“上新”，改变了许多人的传统认知，也让人们不断将目光聚焦在这片广袤的西南平原上。

从考古走入历史，从遗址解读文化。作家萧易历时10年，19次考古寻访，有序梳理了四千余年的四川历史。

剖析历史微观，为凡人立传。将自己“投射”到历史里去，让历史想象建立在考古实物与文献史料比对之上，并试图从微观的剖面解读蜀地历史——它的主角，大多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它的故事，来源于某些被史书遗忘的片段。

于是，那些原本不见于史料记载的人物，也在《寻蜀记——从考古看四川》里变得鲜活了起来。

千根象牙印证了当年的想象

10年来，萧易的足迹几乎遍布巴蜀，这样的寻古寻访发现之旅，追溯了4000余年的文明，汇集成了一部在脚下遗迹与千年文明间切换的蜀地史。

“题材新颖而架构独特，文字灵动而厚重，言语简约而精微。”在知名作家、四川大学锦城学院教授谢天开看来，萧易这种民间立场记述与解读的方式，是于正史的宏大家国叙事之外，凸突着民间叙事的细微的烟火气息。

在《寻蜀记——从考古看四川》里，萧易选择了四川近年来具有代表性的考古发掘以及荒野田畴的遗址，以时间为断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到清代。不仅有耳熟能详的三星堆、金沙遗址，也有诸多难得一见的现场见证，还有大量文物出土和遗址留存。

从三星堆到金沙遗址，一一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不仅有青铜立人、青铜面具、金面具、太阳神鸟，还有密密麻麻的象牙。

三星堆出土了大量的象牙，而同为古蜀文明的金沙遗址，早在2001年的考古发掘中就发现了大量的象牙分布。

金沙遗址(梅苑)中心发掘区的一个象牙堆积坑里，出土了1000多根象牙，最长的一根有185厘米，这在世界范围内的古遗迹也是绝无仅有。

金沙象牙经鉴定为亚洲象的象牙，亚洲象仅雄象产牙，每头雄象两根，金沙1000余根象牙至少取自500多头雄象。今天的亚洲象分布在东南亚、南亚地区，不产象的成都平原，为何出土象牙反而是最多的？萧易翻阅史料发现了一些线索，《吕氏春秋》说，“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大概意思是商朝人驯服大象后骑着大象跟东夷部落作战。

萧易推测，远古时期，象群的分布可能比今天更为广泛，不仅仅是气候温暖的黄河流域，四川盆地也可能出现过象群的足迹。古人由于象群离去，产生想念，这才有了“想象”这个词。萧易认为，文字学上，想象的本意就是对象的想念。金沙人贮藏大量象牙的目的，如今已经无法准确地考证。与雕刻成圆珠的三星堆象牙相比，金沙人至多是把象牙切成一块块的薄片，或者，直接整根贮藏当作祭祀品。或许，在金沙人眼里，充满光泽、完美无瑕的象牙本身便是艺术品吧。

青铜器、象牙、蒲江船棺、江口沉银、汉阙、龙桥群，这些文物一一串连起来，恰恰形成了一部可以触摸、踏访的历史，或让人俯身细察文物，或让人走进遗址，并以此引导读者进入历史文化的现场，进入历史的时间，进入历史的空间，然后一同由此而想象当时可能发生的种种景象。

雕刻在石头上的大宋王朝

但凡考古上有新的发现，萧易总会想办法去现场一探究竟。

作家刘乾坤曾与萧易一起在四川泸县调查明清龙桥群。萧易在荒野中看到了许多宋墓，一个人钻到古墓里不肯出来。刘乾坤在墓外等了半天，才看到他满身泥污地爬出来，兴奋地说，宋墓的墓门的武士，模样与《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非常相似。与枯燥单调的野外考古相比，这样的发现，也算是一种难得的乐趣。

于是，这样的一段经历，也体现在第13章《泸州宋墓》里。

夏天到来的时候，隐藏在泸县罗盘山的一些宋墓就在雨水的冲刷下，渐次露出了真容。令萧易颇有穿越感的是，随着考古挖掘发现的一件件文物，宋人的故事也与小时候读过的《水浒传》互相印证了起来。

《水浒传》第十三回“急先锋东郭争功青面兽北京斗武”，写索超与杨志在京师比武，索超“头戴一顶熟钢狮子盔，脑后斗大来一颗红缨，身披一副铁叶攒成铠甲，腰系一条镀金兽面束带，前后两面青铜护心镜；上笼着一领绯红团花袍，上面垂两条绿绒缕颌带；手里横着一柄金蘸斧”。这样的装束打扮，跟泸县南宋陈鼎墓里发现的石刻武士，颇为相似，后者也是“戴着虎头形头盔，身披铠甲，腰上束带，胸口罩着圆形护心镜，外罩长袍”。更加巧合的是，跟索超一样，石刻武士手上握的也是大斧。宋朝时期的武将装备，不管是北宋还是南宋，其实都没有太大的区别。某种程度上，宋墓里的石刻武士，应该就是依照大宋兵士的模板刻制出来的。

宋人习俗，生前即找来风水先生，营造墓茔，也称“生基”或“寿堂”，并在墓中放置石像。成都金鱼村宋墓曾经发现一尊高约20厘米的青砂石男子坐像，同时还出土了两块买地券，其中一块上书：“大宋淳熙九年，岁次丙寅，十二月丁酉朔，初四日庚子。今有奉道弟子吕忠庆，行年四十六岁，九月十六日生，遂于此成都县延福乡福地，预造百年寿堂。……今将石真替代，保命延长，绿水一瓶，用为信契。立此明文，永保清吉。”1182年，吕忠庆的寿堂业已完工，而直到19年后（嘉定四年），吕忠庆方才入土为安。

萧易发现的另一件石刻武士，更为神奇，武士肩上背着龙头形器物，内有弓箭数支，箭镞朝上。如果是弓箭手的话，箭镞一般是朝下的，方便拔箭就射。南宋的时候，有一种叫“赣筒”的火器，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突火枪”的前身，依靠火药燃烧产生动力，将筒内多支箭一起射出去。此前，一直没有发现图片和实物，模样成谜。按照萧易的推测，或许，这位武士背着的器物，就是史书上的“赣筒”，或许，这位武士就是中国最早的“火箭兵”。

宋墓中的精彩雕刻，是宋人的建筑、生活、军事、绘画的反映，《水浒传》同样也是如此，只是一个以雕刻的形式，另一个以文学的形式。它们背后，都是宋朝。

一座挖了地道也没攻下的钓鱼城

钓鱼城的金戈铁马，早已淹没在历史的烟云里。

行走在重庆合川区到钓鱼城的盘山公路上，萧易的脑海中时时浮现出金庸武侠小说《神雕侠侣》中“大战襄阳”的场景：蒙古南北两路大军夹击襄阳城，御驾亲征的大汗“蒙哥挽雕弓、搭长箭，回身向杨过便是一箭。杨过低头避过，飞步抢上，左手中早已拾了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块，呼的一声掷出，正中蒙哥后心。杨过这一掷劲力何等刚猛，蒙哥筋折骨断，倒撞下马，登时毙命。”

其实，金庸是把钓鱼城战役搬到了襄阳城，历史上的蒙哥死于钓鱼城下，打死蒙哥的自然不是大侠杨过，而是宋将王坚。

1254年，南宋悍将王坚镇守钓鱼城，充分利用了背靠山体的天然优势，在八座城门加筑城楼，并在其中的小东门、出奇门旁各筑城墙延伸至江边，名为“一字城”；山上建造水池，备足水源。易守难攻的钓鱼城，堪称“人物愈繁，兵精粮足，兼或城池之利”的军事重镇。

在欧亚大陆攻无不克的蒙军，围攻了4个月时间，依然没有攻克钓鱼城。久攻不下之际，蒙军先锋汪德臣拍马前往城下劝降，却被飞石击中，死于阵前。恼羞成怒的蒙哥令人筑高台、建桥楼、架木车，亲自上去观看军情。不料，钓鱼城上王坚指挥宋军火炮齐飞、擂石如雨，蒙哥也不知是被飞石击中还是惊吓过度，总之，回到军营后一命呜呼。统帅一去，钓鱼城自然解围。

围攻钓鱼城的时候，蒙军想过很多办法，甚至还可能动用了“地道战”。萧易在钓鱼城附近的盘山公路的一个塌方处，看到了一个地道。地道的石壁上，凿痕历历在目。凿口向着钓鱼城，明显是城外蒙军挖的地道。地道两边高，中间低，宽约1.5米，两人并排也能快速通行。从地道深处被擂石、石磨填塞的情况来看，应该是被钓鱼城内的守军察觉后填埋了。蒙军攻城略地时喜欢采用的地道战术，在钓鱼城这里，自然是行不通的，毕竟，当时的城墙是跟山体结合在一起的。

无奈的是，即便山城防御体系再坚固，也无法抵挡历史的洪流。1276年，元军攻破临安城。3年后，崖山海战，南宋灭亡，同年，钓鱼城守军不战而降。

对话

萧易：张献忠在长沙搜刮了多少金银？

萧易对考古新发现着迷，总会试着亲临现场一探究竟，然后，从史书方志的蛛丝马迹中找到线索，在历史的瀚海中打捞出一枚枚珠玉。

这样的执着，由来已久。2004年在四川大学读大三时，萧易就写了一个关于古蜀的专栏，后来集结成《古蜀国旁白》《纵目神时代》两本书。此外，还出版过《影子之城——梁思成与1939年/1941年的广汉》《知·道——石窟里的中国道教》《空山》等书籍。作为《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发稿量第一的作家，他的兴趣也一直在考古方向。

潇湘晨报：从《寻蜀记》的书名，我们可以看出“寻”字有两大关键，一是历时10年的考古寻访，二是寻找被史书遗忘的片段。这样的寻找，主要是出于什么考虑？

萧易：我们熟悉的考古，往往是通史的书写方式，但史学家落脚到蜀地、成都的章节实在有限，这些只言片语很难为我们勾勒蜀地历史的肖像。

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考古发掘弥补了这个遗憾。一个个考古发掘，如同一个个片段。比如中江塔梁子壁画墓，墓主是远迁而来的荆氏家族；彭州金银器窖藏是中国最大的宋代金银器窖藏，它的背后，隐藏着因战争逃亡的董氏家族。这些富有细节的考古发掘，不仅再现了古人的生活、艺术，也从某种角度上填补了史书的空白。

潇湘晨报：金庸武侠小说《神雕侠侣》花了大量篇幅描绘郭靖与蒙军“大战襄阳”，还塑造了大侠杨过的形象，按照你的考证，金庸是把钓鱼城战役搬到了襄阳城。你探访钓鱼城的时候，对于古战场有没有特别的发现或感触？蒙军是不是用地道战打败了宋军？

萧易：我曾经写过一本文章，叫《方山为城》，最后一句话是，“从某种程度而言，四川盆地的方山城堡，赢得了战争，只是输给了历史。”

蒙军并未以武力取得钓鱼城，钓鱼城的南宋子民，以一种体面的方式告别了曾经的国度。这些山城延续了南宋的国祚，从战争的角度而言，它们是胜利的，只是再坚固的城池，也抵挡不了历史的洪流。

潇湘晨报：张献忠的江口沉银，一直是个颇具神秘色彩的传说。对于湖南读者来说，最感兴趣的莫过于“长沙府天启元年五十两金锭”的发现。按照你的估计，大西军占领长沙时，大概掠走了多少财富，张献忠是不是真的敛财过亿两，到底有多富？

萧易：明崇祯十六年十月，张献忠兵临长沙，三日后即攻陷城池。长沙吉王府“广袤若干里”，属于明代藩王中较为富庶者。我们虽然不能确定张献忠在长沙搜刮了多少金银，但从出土的金锭、银锭来看，王府、官府早已被洗劫一空，恐怕是不争的事实。

《蜀难纪实》估算张献忠遗留在江口的财物：“累亿万，载盈百艘”。《明史》记载有“金宝亿万计”。从江口沉银遗址发现的银锭、金册、镯子、耳环、簪子、戒指等文物来看，史书的记载可能由来非虚。

潇湘晨报：你在《盐亭字库》一章中提及家乡的字库塔，还有奶奶珍惜纸张的教诲，对文字的信仰、敬畏，是不是也影响了你的考古研究与写作？

萧易：城市不同，风俗迥异，但许多文化现象却是一脉相承的，比如中国大地上的字库塔，就是古人敬惜字纸的产物。幼时写了书法，我年迈的奶奶总是嘀咕，写好的纸不能乱丢，仓颉老爷会怪罪的。幼时的我不解其意，而当我站在四川绵阳盐亭县的惜墨如金坊下时，老人的话却突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在很多城市，我们都可以发现文庙、文昌宫、魁星楼等建筑（就算建筑不在，也会留下一两处地名），它们同样也是儒家文化在城市中的投影。

潇湘晨报：你的这本书，主要是从微观的剖面解读蜀地历史。以前有没有专门跟踪过湖南的考古遗址发掘，将来会不会考虑从考古发掘的角度，写一写湖湘历史？

萧易：湖南的考古发掘我涉猎甚少。湖南是考古大省，著名的马王堆汉墓举世瞩目，近年来的衡阳大浦洋塘山墓群、溆浦马田坪墓群也极为引人关注。关于湖南的历史文化，我一直很感兴趣，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来学习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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