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布衣》的叙事和风格

南通亲子鉴定

一部小说巨著。通俗演义故事书。小说涉及宫廷斗争，传奇情缘，横跨朝野之间一部布衣传奇，一男二女的爱情故事，多次遭遇险情。主人公可以立于朝堂而却步，可以安享荣华富贵而甘愿固穷清高，可以得到皇帝的赏识或为驸马而为信念抛撇不顾。可以为辅宰的女婿飞黄腾达而鄙睨拒绝。为了正义，为了匡扶社稷，多次挺身而出，置个人荣辱度外，小说完成了这位旬布衣的传奇描写。

小说属于传奇体的小说，也屡屡运用传奇的笔法。开头就是宫内延及庭外的凶手之斗，两拨刺客刺杀一个文静女子实是当今天子的女儿。连带主人公旬谟差点不测。长安城外旬谟又见义勇为，掩护了搭救自己的宁义士，回报救命之恩。小说写宁义士，三入宰相府刺杀杀父仇人，反被仇人屡次追杀，险遭毒手，九死一生。宁义士刑场救旬谟，眼看刽子手的大砍刀举起落下，人头就要落地，疾马而来的宁疾云飞身一枚石头呼啸而来，救下鬼门关上人。小说中宁义士飞檐走壁，杀贪官，除恶霸，百步穿杨功夫，瞬间无影踪，写的叫绝。

作为传奇体小说，不仅仅这些带有噱头的细节场景，也表现在宫廷斗争的诸多情节中。比如写扳倒大奸鱼朝恩这样的乱臣贼子，元载为首的一拨臣子，与李栖筠为代表的这样的清廉正直的官员，三股势力，朝堂之上一来一往，庭下暗里剑拔弩张，计计连环，扑朔迷离。比如写元载一党的京兆尹黎干，办案过程中搜出了鱼朝恩手下礼部贪官郭德全的一封信，鱼朝恩的干儿子鱼令徽为讨好干爹迫不及待的烧毁档案室，企图毁信灭迹。不料鱼朝恩非常生气的狠揍这个干儿子，因为这本身是一封伪造信件，是元载对鱼朝恩的栽赃而已，本可以对照笔迹在皇帝李豫那里得以澄清。这么一烧，反倒弄巧成拙，说也说不清了。这封信果然是元载手下幕僚伪造，元载向来是“用过的”就废掉不留痕迹，于是派宁疾云去杀掉急于领赏的幕吏，而宁疾云其实是被仇家元载迷惑，为他人作嫁衣裳，自己也成了个“用过就废掉不留的”，被元载的手下黑衣人多次追杀，身受重伤差点丢命。小说廷内庭外，朝野之间，故事连为一体，上下其手，步步紧凑，目不暇接，带有强烈的传奇性。

小说的传奇性还表现在小说的情感戏之中。郭子仪救下昏倒在路上的沈梦芜，安排她住进长安望月楼客栈，其出色的技艺，很快成了长安城的有名艺伎，结果旬谟为元载不弹劾鱼朝恩旧部刘希暹为非作歹之事而烦乱惆怅，到望月楼买醉，恰逢沈梦芜，沈梦芜感戴旬谟的救命之恩，自然心不能已，主动为旬公子献艺歌唱，惊动长安城一条街。小说抓住这个望月楼，写了礼部侍郎杨绾的偶遇沈珍珠女儿，成为宫廷正直官员与权臣元载斗争的一个反复争夺的端绪，元载设计乔骗沈梦芜获取“贵人”的信任，也是他挟持并愚弄今上的法宝。元媛也来到望月楼追寻旬公子而与美女沈梦芜有一番情色的过招，从此一个荀公子，两个大大的美女由此三角牵扯不断，波及整个小说的情节。宁疾云也在这个为沈梦芜沉迷其情色，心不能已，最终在望月楼与前来劫持沈小姐的打手一番激战终而不敌而陷入元载府的囚禁暗室。

小说在传奇的写法上有较大变化。清末武侠传奇，还是传统写法，一个故事展开，但是故事与故事之间勾连穿插。比如《施公案》《彭公案》《三侠五义》之类。也能写出案中案等，算是故事中套着故事。不过总体看那算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结构吧。民国传奇，比如张恨水的通俗演义小说《啼笑因缘》之类，更多运用偶遇和巧合，打破清末公案英雄传奇故事而切入人生日常场面了。《大唐布衣》有惊心动魄的英雄故事（宁疾云杀贪官，旬公子勇闯陕西节度使皇甫温，共举大计。又入神策军府买通将领周浩等。还有考场舞弊案中的冒着掉头的危险为清除弊案而奋臂一呼。最后又为了扳倒权臣元载而在春闱考场血书大曝“冤”情，从而推波助澜，推开了“元载夜醮案”权臣倒掉的大门），也有不少的日常生活叙事，比如元载家庭的夫妻，父女，父妾，种种关系中的家庭矛盾及其周折等来来回回的诸多事件，旬公子与两位女子的爱情纠葛等，宁公子与沈梦芜前前后后的情色迷离及其最后因为明白了其“公主”的身份而放弃。问题是作家没有沿用传统写法，而是用一种现代人生视角来叙述。多侧面，多角度，比较立体化的，综合各种信息流，主观上也不想重复那种旧传奇的简单写法。希望通过信息集束的方式，通过闾里耳目、道听途说的现代人生方式，借着唐代宫廷官场的斗争史实框架铺叙延展，展示一种类似现代人生方式的传奇故事。也可以说，小说的叙事是那种英雄传奇融合了都市市井传奇的混合式的写法，后者比如现代海派小说张爱玲、无名氏之类的都市男女爱情流离人性变异生活变迁等的现代传奇（吴福辉成为现代都市传奇）故事等。

具体的行文过程中，作者还不断用用交叉叠加叙事的方式，不用回目，事件单元之间，不设句读空格，直接连段进行场景叙述转换，这种叙事的目的显然是把各种人间事端穿插叠加在一起，让读者产生一种急遽的空间转换，有些目不暇接，类似电影蒙太奇手法，别人还没有过（不会是排版印刷失误吧）。当然，这是一种叙事形式方面的尝试，是不是成功，有待阅读者的检验。

其实，叙事不仅仅是人事行为的过程与情节，铺叙与交叉，延展和转换，也是作家的写作价值观对情节故事的叙写机制对故事情节设置方方面面的干预问题。叙述一件事，什么角度，什么个气脉，什么姿态，什么意趣，什么品格品味，甚至用什么样的言语实现一种什么样的话语价值等，就是通过情节故事呈现出来的。这是叙事的本质，也是叙事的本体。说清楚一件事并不难，这就是个故事。但是要想通过这个故事呈现一个什么艺术价值观才是艺术的本真方面。从这个角度更深入的看小说，也能发现可以商榷的所在。比如小说借助唐代中后期的历史史实作为整个叙事的框架，从阅读期待来说，显然这是一部宫廷内斗朝野争端的历史演义，既然如此，作家在创作方面，宫廷礼仪，官衙制度，公务之规，礼仪进退之阶，朝堂空间态势，应当有大约的叙述准备，可是这方面几乎是空白，这是出人意料的。小说里也写到了长安街头，艺伎歌女，茶楼酒肆，市井痕迹，江湖之流，那么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些较为专业的名称指称，让阅读稍稍进入即便是模拟的历史的虚拟的情境也好，这方面也显然准备不足。既如此，那么小说构思就应当把历史泛化和虚化，把地名国名朝堂衙署街道宅邸楼宇也都另外的给予重新的主观性命名，就好比当今的各种网络传奇小说那样的。但是有意思的是，作家又竭力的在人的身份称谓称呼方面回到历史的具体情境中。比如“宰相”“阿耶”“阿郎”“郎君”“娘子”“儿”等等，可是，这种称谓又显得不伦不类，匪夷所思，摸不着头脑……其实这个很好解决，看看唐代传奇小说中怎么使用这类称呼就行了。总不能“娘子”用作一个未出阁的姑娘的称呼。“阿郎”“郎君”这种亲昵用语用作普通人之间的关系称呼。宰相是官位官阶，根本就不是称呼。旬公子作为元载的门人，怎么能以“宰相”称呼主人元载呢。就小说的语言看，言语完全当代化浅白俗套化甚至官方化，那这些称呼何妨就直接切换成爹娘，阿哥阿妹，夫啊妻啊的更切当呢。这都是叙事中的问题，我说了，这都关联到叙事的艺术价值观，艺术姿态品位，艺术情境的呈现。不要忘了，艺术，总是诉诸人的精神知觉灵魂深处的东西，不仅要细节处不能含糊，一个话语词语口吻也不能粗疏。因为艺术的魅惑和真谛也许就是在那“一发而动全身”的细腻处，是整体性的。如果仅仅是写写故事，编织点所谓的“传奇”，那不就成了故事汇，就是凤姐那种低层次的粗疏人所好的东西了。

作者简介

李绍山，邯郸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九月》杂志编辑、邯郸学院全国大学生诗赛评委、临漳曹操杯诗歌大赛评委。致力当代文学、邯郸地方文学研究。迄今发表学术论文近30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