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赚不到钱，编辑卖不出书，读者还嫌书贵：出版业的问题在哪里

南通亲子鉴定

三月初，某专注于人文社科类丛书的出版品牌公开招募译者，开出的80元/千字翻译稿费被网友指责为“压榨译者”，甚至有热心人士直接给原著作者写了邮件“告状”。对此该出版品牌的编辑在豆瓣“直喊冤枉”，80元/千字实属业内平均水平。于是，一场关于译者稿费是否过低、为何出版业从业人员“人人哭穷”的讨论在豆瓣和微信两个舆论场相继展开。

豆友的广播引发了关于译者稿费是否过低、为何出版业从业人员普遍清贫的讨论。

紧接着，在3月15日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一篇聚焦盗版书销售现状的调查报道一石惊起千层浪，用准确的数据、扎实的求证把困扰众多出版社已久的盗版书问题摆在了台面上：按标价三折或四折就能买到的书籍，十有八九都是盗版书，所有商家，除了出版社自营店之外，几乎全是盗版书商。但有的评论却认为盗版书只侵犯了知识产权，并不属于“假货”，不符合“假一赔十”承诺，无论是出版社还是读者维权都难上加难。可谓“盗版如山倒，维权如抽丝。”

人文社科类图书出版的症结到底出在哪里？为何一旦此类争论出现，“用爱发电”便总是成为最后的解决方案？知识无价，但书籍再高尚归根结底也是一种在市场自由流通的商品，在情怀之外，出版行业能否找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商业逻辑？新京报记者采访了多位出版业责任编辑、营销编辑以及作者、译者，试图进一步厘清这些问题。

采写丨肖舒妍

面对译者和编辑“哭穷”、盗版书商却赚得盆满钵满这样冰火两重天的局面，我们首先要意识到，这两个语境中作为主角的书，本就不完全是同一批。

撇开作者自费出版或是学术基金资助的书籍不谈，一本面对图书市场、面对大众读者的书，也可分为畅销书和长销书——如网络小说、商业成功学或明星作者类书籍，便妥妥属于畅销书，自带“爆款”基因，根本不愁销量、不愁利润，哪怕在盗版冲击之下，出版方和作者也稳赚不赔。而人文社科类的学术书籍则多属于长销书，他们带有一定阅读门槛，本身受众群体有限，很难像畅销书那样一售而空，但他们所蕴含的学术理念或文学品味却不会过时，一代又一代的读者都能从中有所收获，因而能细水长流，甚至不断再版。但如果一本书籍本身内容糟糕或受众范围过小、翻译水平极低，则会沦为滞销书。

不过，长销书和畅销书之间并非泾渭分明，例如早前的《乌合之众》或近日的《棉花帝国》，原本属于较为小众的学术类长销书，却因为某个事件的推动、某位名人的推荐，一时间洛阳纸贵，一跃成为畅销书；而畅销书也可能因为观点过时、明星过气而被迅速取代，昙花一现后成为滞销书。

让自己手中的人文社科类书籍成为畅销书，这可能是每个编辑、译者的梦想。但残酷的事实却是，爆款类学术书可遇而不求，多数人文社科类图书还是销量有限，不求大赚，只求不赔。译者哭穷，编辑“头秃”，精打细算的读者在电商平台上凑够了满减还嫌书贵，转而投入盗版书的怀抱。

在作者、译者与出版方、读者构成的出版业闭环中，每一方能够做出怎样的努力来改善目前的困局呢？

译者：

稿费可以随着物价一起上涨吗？

首先来算一笔账，80元/千字的稿费，翻译一本20万词的英语书籍（由于稿费是按翻译完成后的中文字数计算，假定翻译后字数无大幅变化），所耗时间大约一年，译者最终能得到的稿费是1万6千元，平均每月1333.33元，甚至不够普通城市一个月的房租。

在这种情况下，译者显然无法仅靠翻译书籍维生。出版社编辑吴思博表示，她几乎没有遇到过专事图书翻译的译者，大多数书籍翻译靠高校教授、外语系学生或者纯粹爱好者兼职完成，在部分高校的外文学院，译作可以算入学术成果。但更多时候，翻译这项又苦又穷的工作确实只能“用爱发电”，靠译者的一腔热血维系。

与之对应的是，在四十年前，图书翻译还能给译者带来一份体面甚至富裕的生活。俄语翻译家蓝英年曾告诉新京报记者，1983年他翻译《日瓦戈医生》一书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出的稿费是14元/千字，而其他书籍的稿费也在10元/千字上下。当年的正常工资水平在50元左右，这意味着，译者只需每月翻译5000字，即能维持日常生活，每月翻译1万字，就能步入“大富大贵”。

蓝英年译本《日瓦戈医生》

四十年过去，物价上涨了100倍，稿费却只增加了不到10倍。当然，这种比较如果脱离了时代背景则会显得毫无意义。在80年代、90年代，无论是知识还是书籍，都具有一定的“垄断性”，精通外语、能做翻译的译者人数有限，在市场上流通、可供读者购买的书籍也有限，一本书的销量和译者的收入都能有所保证。因此，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代表作《日瓦戈医生》，在当时绝对是一本畅销书。

如今翻译工作的门槛不断降低，各种语言译者的数量也不断增长，与此同时书籍品类大幅增长、平均销量下滑，在目前微薄的人文社科类书籍利润之下，出版方确实无法负担译者稿费的增长。译者的收入只能随着通货膨胀一缩再缩，图书翻译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严肃性也随之淡化。

目前，不少出版社和译者签订的都是一次性支付基本稿费的合同。曾有译者向新京报记者表示，他在交稿之后，甚至没有得到出版社出版书籍的通知，等他自费购买样书之后，才发现自己的译文被出版社单方面修改得面目全非、错漏百出。交稿之后，对于自己苦心培育出的“孩子”，他便不拥有任何决定权和发言权。

此外，一般合同会注明译文版权期限，时间基本和原作相同，等版权到期，如果出版方续约，则需再次支付译者一笔稿费。但一些出版方会在没有提醒译者的情况下，与其签订不带授权期限的合同，意为“无限期”，在这种“买断合同”之下，译者就彻底失去了对自己译文的所有权，哪怕之后出版社不再出版这本书，他也不能与其他出版方签订这版译文的出版合约，而出版社如果将其译文授权给电子书平台、有声书制作、其他出版社，译者也无法从中获得任何利益。

电子书版权也是稿费结算体系中的一大灰色地带。在理想情况下，体系成熟的电子书制作销售方如亚马逊，会与出版社签订与纸质书销售相似的分成合同，将售书所得按一定比例交予出版社，而出版社又会根据约定将一定版权收入分给作者以及译者。但现实情况是，微信读书等电子书平台通常以较为低廉的打包一口价向出版方购买电子书版权，而这笔打包费用几乎没有一分钱能到作者手中，更别谈译者。

一位曾出版4部图书作品的青年作者告诉新京报记者，写作多年来她只收到过一笔来自豆瓣阅读的电子书版权费，合计500元。她周围的朋友，一位曾出版6本图书的青年作家从来没有收到过电子书版税，而另一位曾出版过5部图书作品的青年作者则表示自己也只收到过一两百块钱的电子书版税。

《但是还有书籍》剧照。

“译者不是为了名利来翻，但也不要把译者清高化。我觉得一个好的译作值得一个体面的报酬。我是凭兴趣做的，但不能因为我有兴趣，就把我当作廉价劳动力，尽管我确实不靠这个活着。”西班牙语译者范晔在2014年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曾这样表示。

尽管稿费的上升空间不大，但对于翻译质量过硬的译者，还存在另一条途径提高自己的收入、保障自己的权益。

在基本稿费之外，译者有权要求出版社设置一定比例的版权分成稿费，这样译者即可享有和原作者部分相同的权利，在出版社加印或者出版修订本时他将得到告知、再次收到稿费，并有权对译文进行补充修改。

对于人文社科类长期销售的书籍而言，时常会出现首次印量较小、之后多次再版的情况，再版的稿费无疑能一定程度提高译者的收入，而这也是提高译文质量、鼓励译者积极性、保障译者知识产权的一种措施。当译者的收入与书籍销量挂钩，译者也更有动力配合出版社，参与书籍上市之后的系列宣传、推广。

出版方：

怎样让好书找到属于它的读者？

归根结底，译者的收入还是与一本书的市场预期以及实际销量挂钩。尽管业界的标准稿费在70元/千字-90元/千字之间，但也有出版方在引进国外知名作家作品时开出200元/千字-300元/千字的稿费，因为这类书籍无论是自身质量还是受众群体都有所保证，出版方对于自己的营销能力也充满信心，唯一需要确认的，便是译者的翻译水平。

换句话说，只要书卖得好，出版社就能赚到钱，出版社赚到钱，译者就有望增加收入。

但是，首先这本书要卖得出去。首次印刷的册数全部卖完，才能达到分摊至每本书的30%成本率。首次印刷的册数取决于编辑对于图书市场的判断，多至数万册，少至几千册。但残酷的是，正如知名出版人彭伦所判断的，书籍的销量可能并不取决于它的内容质量、翻译水平，营销包装手段、作者知名度往往更为关键。

也正因此，在一些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民营出版品牌，营销编辑的地位与收入都远高于一本书的策划编辑和责任编辑。即便在同一家出版品牌，畅销书编辑的收入也可能是冷门学术书编辑的数倍，因为年终奖金直接与书籍码洋成正比。

《重版出来！》剧照。

酒香也怕巷子深，图书编辑吴思博对此深有体会。她从2016年起接手“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的编辑，这套丛书的原著由北京大学法国文化中心挑选，并同时由他们甄选译者团队，在她看来质量绝对过硬。她曾带着怀胎十月的心情期待这套丛书的相继出版，但今年其中的三本书正式出版后，看着销量的缓慢增长，她深刻意识到，即便内容足够优质，一本学术书上市以后如果没有做透市场的宣传，也就等于石沉大海，激不起图书市场的一点波澜。哪怕是最需要这套书作为参考资料的法语学者，都可能无从得知这套书出版的消息。

为了让更多读者看到一本书、购买一本书，一些出版社编辑甚至手握几十个平台账号，一旦书籍上架，就用这些账号刷五星打好评，这样新书书讯才能出现在电商平台的首页，得到关注。

“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书影

在实体书店闭店潮之下，电商网站如京东、当当为一本书提供了更多与读者见面的机会，但是这种宣传营销却需要出版社牺牲超过一半的利润换取——一本成本30元的书，如果按定价100元售出，当然暴利，但在电商平台常年会员88折、满100-50的促销折扣之下，这本书的实际售价可能不到50元，凭空消失的50元当然要出版社承担损失，余下的20元利润电商平台还要分一杯羹。

可以不参加电商平台的满减折扣吗？理论上也可以，如果部分图书不需要促销打榜的话。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营销编辑春卷看来，这相当于一种资源置换，参与的图书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新书榜的排名、或者好的推荐位。

一个业内几乎公开的秘密是，为了对抗电商平台近乎腰斩的折扣，出版社首先提高一本书的定价，将成本控制在30%之内，留出更多的折扣空间。也就是说，一本成本30元的书，本来只标价60元，现在却标价100元，以保证折后价在50元左右，尽管这样实际利润也少了10元。

先涨价、再打折的逻辑在电商平台确实行得通，但对于少有折扣的实体书店来说，却是致命的打击。读者在实体书店要花100元才能买到可能实际价值60元的书，而他在电商平台却只需支付50元还享有送货上门，这样一来，没有人会继续在实体书店买书。

可是一旦实体书店倒闭甚至消失，图书的销售渠道便只剩下线上，这又会进一步加强电商平台的垄断地位，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电影的口音：贾樟柯谈贾樟柯》，作者: [美] 白睿文 编，版本: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年3月

为了挣脱电商平台的渠道垄断，春卷绞尽脑汁。她所在的营销团队为今年4月出版的《电影的口音：贾樟柯谈贾樟柯》一书准备了专供实体书店的特装封面版，鼓励读者到实体书店购书；为了获得电商平台的推广资源，又为京东和当当分别准备了两款不同的周边；在这两大平台之外，她与团队也努力寻求其他的线上售书渠道，比如依托出版社自己的直营店铺，或与先知书店等专售人文社科图书的书店合作，尽管他们的售价高于部分电商平台，但也许可以通过店铺高质量选品形成的品牌效应，以及作者签名本等附加值吸引读者。

编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让一本书找到它的读者，让读者“看见”自己心仪的好书。实际上，一本不带“爆款”基因的学术类书籍首次印量可能只有几千册，它不需要自降身价迎合大众，只要卖掉这几千册，就能实现基本的营收平衡，之后的加印销量几乎可算“纯收入”。

可难就难在从泱泱十四亿人中找到这几千、几万名读者。在前出版人王丹阳看来，出版业如果想有未来，编辑们就要做好精准营销、找到自己的垂直读者。尽管京东、当当等电商平台能让一本新书出现在读者面前，却不能让读者真正看到这本书的精彩之处，反倒是得到等知识付费平台，通过拆分、讲解一本书的精华内容，起到了强大的“带货”功能，而这或许也可以给出版社营销编辑的工作带来一些借鉴与启发。

同理，图书编辑在选择一位译者的时候，看重的也不仅仅是他的语言翻译能力。不少人文社科类书籍的译者本身就是相关专业领域的学者专家，他们对书的理解和推荐，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这本书走向更多读者。

读者：买书花钱、费时间、占地方

为什么还要买书？

当图书编辑千方百计让好书找到读者的时候，读者还愿意看书吗？

在某出版品牌营销编辑明朗看来，出版业之所以会长期存在并拥有未来，是因为文字仍然是人类文明最主要的表达方式。不论音频、视频、游戏如何发展，文字仍然是输出成本最低、想象空间最大、信息获取最便捷的载体。这也正是书籍的不可替代性。

漾财经的调查也从另一角度证明了这一点：许多盗版书店铺，稍加经营一天就能卖出几千册盗版书。而2018年青年学者施展所著的《枢纽》一书上市第二天，各大电商平台上就出现了盗版书的销售链接，根据用户评价来看，盗版书的发货时间只比正版书上市日期晚了三天。如此庞大、高效的盗版产业链，足以说明读者对书籍的热爱、对知识的渴求。

那为什么盗版书走俏，正版书难卖呢？是正版书籍太贵了吗？是，也不是。

一方面，从客观因素出发，随着近年来纸张价格的逐年上涨，书籍的成本价也水涨船高（尽管图书定价涨幅远低于纸价），再考虑到通货膨胀和前文所提的定价虚高，书籍确实显得越发昂贵。今年，新民说再版了《从废园到燕园》一书，456页，定价92元，便有豆瓣读者拿出2009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本、272页、定价38元的初版进行比较，大肆吐槽出版商的“黑心”。

《从废园到燕园》，作者: 唐克扬，版本: 新民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年1月

但事实上，中国大陆的图书价格和美国、欧洲或是香港、台湾等地区相比，不论是人民币换算汇率价格，还是与平均物价水平的比较，都还有大幅上升空间。只是读者们习惯了“向来如此”的低廉价格，作为“价格敏感型用户”，才对图书涨价反应如此巨大。考虑到目前出版行业的微薄利润，和收入水平、人力成本的普遍上涨，书籍确实应该涨价。

另一方面，从主观因素出发，尽管一本到手价五六十元的图书，远比动辄上百元的电影票便宜，也不比二三十元一杯的奶茶更贵，但是电影和奶茶可以带给消费者即时的满足与快乐，图书却还要耗费至少四五个小时全神贯注的精力，对于现代人而言，有什么比时间更宝贵的东西呢？（如果有，可能是空间，在寸土寸金的一线城市，书籍不仅花时间，还占空间。）与此同时，书籍的可替代产品也越来越多，无论是微信公众号文章，还是播客音频，都在大张旗鼓侵占着原本属于书籍的空间，并且，全部免费。相较而言，书籍自然显得昂贵。

确实无法负担正版纸质书的读者该如何是好呢？编辑明朗提出了一个设想：选择电子书。电子书节省了印刷、物流等成本，可以大大降低正版书籍的价格，并最大程度地将读者付出的金钱作为对知识生产的鼓励，移交给作者和译者，同时，电子书不占用任何空间。

当然，这要在电子书版权制度完善并得到严格执行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我们并不知道这个未来还有多远。

在购买盗版书的读者中，一部分是被商家虚假营销的话术所骗，误打误撞买到了盗版，另一部分则是看准了盗版书的低价，有意为之。在他们看来，盗版书的内容和正版书大差不差，自己从中的获益也没有区别，而高价的正版书反而可能限制了知识的传播，成为好学者的一种负担。

这确实是一个悖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王炎在参与播客“随机波动”对知识产权的谈论时提出，知识与一般商品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会因为分享而减少或消失，反而会因为达成共识变得更具价值，所以知识生产者是希望自己的劳动成果尽可能被更多人了解、接受的，而知识产权保护的存在，看似限制了这种传播与分享，但如果没有这种保护，知识生产者不仅无法获利，更可能难以生存，长此以往只会让知识生产彻底消失。

因此，我们为知识付出的金钱，是对思考者、创作者的鼓励，是为我们未来能继续享受知识、分享观点做出的投资。如果我们不能让作者、译者过上一种体面的生活，便要做好准备接受没有书籍、没有知识、没有观点输出的未来。

作为内容创作者，作者、译者以及一本书的出版方正在从他们的角度出发，为打破出版困局做出探索与努力。从整个书籍出版行业来说，对于消费端的读者而言，或许也应该适当调整观念，接受优质的内容生产会涨价并且愿意为它买单。

创作者、出版方与读者三方的相互协作与理解，正是打破困局的关键所在。而出版业的诸多不足与困境正是三者交叉缠绕在一起形成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乐观一些，相信三方共同的目标会在困局中找到一些破局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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