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证”“史证”与“形证”

南通亲子鉴定

□李遇春

当代文学史里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研究

蓦然回首，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走过了七十多年的历史里程。七十多年来，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与研究主要有两种性质的研究模式，即作为文学批评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和作为文学史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按照学界习惯上的划分，文学批评、文学史与文学理论这三者之间并非绝缘或割裂的关系，而是一个关于文学研究的有机统一体。三者之间彼此依存，交互作用，不应该厚此薄彼，这三者的融合才是理想的学术境界。

从实践上看，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这两种当代文学研究模式之间长期以来是分裂甚或对立的。把当代文学当作文学史研究的学者瞧不起把当代文学当作文学批评的批评家，认为后者缺乏学术性，游谈无根，主观性淹没了客观性；而把当代文学研究视为文学批评的批评家对前者也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过早地将当代文学历史化会使当代文学研究丧失批判性和前沿性，沦为古代文学研究的衍生物，很难对当下现实问题作出敏锐的回应，这等于是取消了“当代文学”的特殊性。

于是有了折中的提法，认为中国当代文学七十多年的前三十年即“50-70 年代文学”可以而且应该作为文学史来研究，而后四十多年的“新时期文学”“新世纪文学”研究则属于文学批评的范畴。这种折中的提法虽然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从理论上讲，它仍然人为地割裂了作为文学史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作为文学批评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之间的有机关联。

中外文学批评史上的实证主义传统

改革开放以后，当代文学批评有两种趋向，一是直接援引西方文学理论的“文学理论的批评”，寻求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之间的实践嫁接或融合，等而下之者成了二者的生搬硬套；二是“文学史的批评”，面对当代作家作品的时候，不是从外在的西方文艺理论出发，而是从中国当代文学演变的历史视野来观照这些作家作品，辨析这些当代作家作品究竟具有怎样的思想和艺术特点，由此判定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甚或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乃至于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或贡献。显然，这个时候的当代文学批评不再是简单化的理论阐释，而是有了客观的历史品格。此时的当代文学批评尽管依然要做阐释，但不再是主观的阐释，而变成了立足于实证的客观化阐释了。

在中外文学批评史上，倡导实证的文学批评方法由来已久。在西方，实证主义作为一种席卷人文社科研究领域的学术思潮而出现是在19世纪。新实证主义比实证主义走得更远，强调通过数理逻辑分析彻底摧毁形而上学神话，后来陷入唯科学主义的陷阱或逻辑推理的知识迷宫中。

其实，重视实证的社会历史批评一直以来就是中国文学批评中的宝贵传统。孟子提出的“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至今仍然闪烁着科学的光辉。其与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重主观感悟的中国式印象派批评传统之间并非不可共存，相反是有机互补的关系，各自有其适用的条件和对象。今天，我们应该倡导一种把传统与现代的社会历史批评和科学主义批评结合起来的新实证主义批评方法体系，既包括中国传统式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和“文史互证”之类，也包括西方近现代丹纳的实证主义批评，还有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

理想的“实证”境界

通常把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简称为“史证”，把与心理学密切相关的批评方法简称为“心证”，而把与语言形式密切相关的批评方法简称为“形证”。“史证”偏重于外部取证，强调从文学创作的外部环境如自然的、社会的、历史的、经济的、伦理的、宗教的语境来解释文学作品或者作家的意义和价值。“心证”虽然也与以上诸种外部环境因素密切相关，但它偏重于内部取证，一般倾向于挖掘文学作品或者作家的个人性或私人性的材料，包括文字性的日记、传记、书信、创作谈，以及行为性的疾病、癖好、恋爱、婚姻、仕途、交游等特定履历资料。

在本质上，这种集大成的新实证批评模式所追求的正是我国老辈学者所提倡的“文史哲不分家”的学术境界。“形证”属于文学（审美）批评，“心证”属于哲学（心理学）批评，“史证”属于历史批评。但“形证”是文学实证批评的前提和基石，如果离开了“形证”而做“心证”和“史证”，只会导致文学批评本体的失落，把文学批评降为哲学（心理学）和历史研究的奴婢。如果是那样的话，文学的实证批评也就名不副实了，不是实证而是虚证了。

当“史证”“心证”与“形证”这三种实证批评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意味着批评家将从“形证”出发，从具体的文学作品出发，首先慧眼识别出文学作品的特殊形式，然后通过作品的特殊形式去反观作家的思维方式，去解析作家的精神和心理特征，即把“形证”与“心证”结合起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史证”，探究作品的形式特征或作家的精神、心理或思维特征所形成的外在社会历史语境，由此可以透视出一个时代的特定社会文化精神风尚。这样就做到了我们所向往的“形证”“心证”与“史证”相融合的比较理想的“实证”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