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味•南通』 方言知多少七

阿祭

三、南部三吴语

南通市乃江淮官话与吴语的交汇地。除了南通方言与前面提到的3种江淮官话方言外，还有3种吴语，即通东话、金沙话和海启话。苏北地区有4种吴方言，即靖江话、通东话、金沙话和启海话，其中3种主要分布在南通市境内。

通东方言主要通行于通东地区。通东是一个模糊的地域概念，它习惯上指启东市北部、海门市北部、通州市东部(东北三余地区除外)地区，具体地说包括启东市吕四港镇（包括原茅家港镇、秦潭镇）、天汾镇，海门市东灶港镇（包括原东灶乡、东兴乡）、刘浩镇（原刘浩乡地区）、包场镇、正余镇、余东镇、树勋镇、王浩镇、货隆镇、四甲镇（包括原国强镇）、万年镇（西北部），通州市二甲镇（包括旧袁灶乡、余西乡、余北乡）、金沙镇东南部（原金余乡）和东社镇东南部（原东社乡）、三余镇西南部（原忠义乡）、五甲镇东部（原五甲乡地区）。历史上它曾是通州(南通)的一部分，因地处通州(南通)东乡，故习称通东地区。通州市东北部除通行海启方言外，也有人使用通东方言，尤其是与海门市接壤区。这个地区大多数人兼通两种方言。

金沙方言通行于通州市治地金沙镇大部分地区（东南部原金余乡地区除外）、正场镇大部分地区、东社镇西北(原唐洪乡地区)、五甲镇西北(原庆丰乡地区)和十总镇(原十总乡、二窎乡)，是南通市分布区域最小和使用人数最少的方言。

海启方言主要通行于启东、海门、通州三市南部和南通技术经济开发区及崇川区狼山镇、姚港乡、任港乡沿江一带(沿江海启方言带)，以及通州市东北部三余镇、海宴镇、东余乡、北兴桥镇、恒兴乡及如东县掘东地区(三余湾海启方言飞地) 。海安县东北角斜镇(原角斜镇、沿口镇)和旧场镇一带(旧属东台县)也人说海启方言(角斜――旧场海启方言岛)。

通东方言是通东地区的土著方言。它是在古海门方言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一种吴语。由于它在发展过程中受到通州方言(南通方言)较大的影响，因此，具有许多江淮官话，特别是南通方言的特征。

金沙方言是古海门方言与通州方言融合产生的方言，也可以看作是通东方言与南通方言的过渡方言。其声母具有吴语的特点，而韵母与词汇则更多地具有南通方言的特征。因此，它是一种江淮话化了的吴语，是一种边缘方言。

海启方言或称启海话，又称沙地话。它是崇明移民使用的方言，与崇明方言差异极小。二者可视为同一种方言，它们之间的差异可看作是同一方言的内部差异。

海启方言的使用人口最多，分布地域最广，是南通市最大的方言；金沙方言是南通市使用人口最少，分布地域最小的方言。

3种吴语具有吴语的许多共同特征，但彼此间也有着一定的差异。通东方言与金沙方言比较接近，而与海启方言有着较大的差异。金沙方言与海启方言的差异则更大。

3种吴语都存在着一定的内部差异。相对地来说，海启方言的内部差异比较小；通东方言则明显地存在着东部与西部的差异，这是因为东、西之间受南通方言影响的程度不同的缘故；金沙方言因为分布地域较小，因此，其内部差异也比较小。

3种吴语之间以及这3种吴语与南通的其他4种方言之间都存在着一些过渡方言，或者叫做土语。

那么，地处长江以北一隅的南通地区怎么会出现主要分布在江南地区的吴语的呢？这就必须从南通地区的形成、地理变迁、建制沿革、遗民史等诸方面来考查。

大约公元7世纪初，胡逗洲(壶豆洲)以东和东南长江口黃海上相继出现了南布洲、布洲、东洲等几个较大的沙洲。其中南布洲约当今通州市金沙镇以东至通州市忠义乡一带；布洲则约当今启东市北部吕四港迤南一带；东洲在布洲以南，原地已坍没，约当今海门市东南部和启东市西南部。到了公元9世纪后期，布洲与东洲涨接，始称东布洲。唐末，东布洲为东洲镇遏使姚存制割据。五代属吴，姚氏家族继续统治着长江口上诸岛。由于军事地位的重要，东布洲成了兵家必争之地。后梁开平二年(908年)吴和吴越两国交战，吴越攻占常州东洲镇。不久，吴军救东洲，大破吴越军，收复了东洲。南唐代吴，海门岛成为南唐地。公元956年，后周与南唐交战，周兵大破唐兵于东布洲，这一带成了后周地。显德五年(958年)，周师克淮南，据南唐长江以北地，始置海门县，治东洲镇，改隶通州。从《太平寰宇记》胡逗洲“上多流人，以煮盐为业”和《舆地记胜》谓宋初海门岛仍为人犯煎盐苦役之所的记载推测，东布洲当亦为犯人流放之地。由于东布洲的形成与开发较晚，它一开始即属江南常州管辖，因此，最初的流人当主要来源于古代常州一带。最初的东布洲方言基本上是一种古吴方言，与融合古吴方言和古江淮方言而形成的胡逗洲方言当具有一定的差异。公元10世纪初，胡逗洲(静海岛)与大陆涨接，不久改属海陵郡（治今泰州市）管辖，静海人与江南人的交往日减，而与江北海陵，尤其是与其毗连的如皋县等地的居民交往日渐频繁，最终导致了静海方言由吴语向江淮话的转化。而东布洲（海门岛）直至公元1041-1048年间始与通州东南境涨接，在古代交通相对闭塞的情况下，岛上居民与岛外来往比较地少，因而方言并未受到江淮方言的直接影响，始终保持了吴方言的特色。

公元14世纪中叶，海门曾是一个人口较多的壮县。公元14-15世纪间，由于地球气候一度转暖，海面上升，长江主泓曾一度北移，引起了北岸的大坍削。元至正十年（1350年）左右，海门县开始坍削，县治地迁礼安乡。明洪武八年(13？？年)，大潮泛濫，吕四场被淹，三万余盐丁淹死，盐灶被迫停火，国库收入减少，于是明太祖便将一部分拥戴过张士诚的江南士民强迁至海门吕四，以补盐丁之不足。他们于常熟白茆集结，渡江来到吕四。这就是民间所说的“白茆抽丁”。这些江南移民带来了江南地区的方言，使古老的海门方言有了新的发展。明正德七年(1512年)七月，海潮泛滥，溺死千余人。是年，县治地被迫迁通州馀中场(今海门市四甲镇余中村)。以后连年海潮侵袭、土地坍塌 ，死亡人数以万计。到了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人口只剩下不到5000人。是年八月，县治地不得不西迁至今通州市金沙镇进鲜港村西，借通州部分地与海门坍剩的地，重新建县。以后又连年受灾，至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海门县大半坍入江中，人口仅剩下2200人，不得不裁县归并通州，成为通州的一个乡，称为海门乡。后又改称静海乡。古海门县废置并入通州后，一直为通州和后来的南通县辖地，直至抗日战争时期民主政权始析其地分归启东、海门、南通三县管辖 。因此，古海门方言一直受到通州方言(南通方言)的影响，越往西受到的影响越大，最终导致了方言的分化：随县治地西迁和被迫逃亡至金沙场的海门人，因世代与说通州方言(南通方言)的当地人相处交往，方言受到通州方言(南通方言)较大的影响，最终形成了以金沙镇为分布中心的金沙方言；而居住故土的海门人，因距通州城较远，方言受通州方言(南通方言)的影响相对地比较小，最终发展成为今天的通东方言。

古海门地坍塌最终废县并入通州后，到了公元17世纪末、18世纪初，江流回向南泓，长江北岸开始涨积。公元1706年前后，崇明人陈朝玉(1688－1761)与妻刘氏来到这里垦殖，带动了一大批崇明人迁来江北。他们披荆斩棘，辛勤垦殖，不久沿江新垦地渐成村落。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年划通州、崇明部分沙屿及通州、崇明间新涨沙，设海门直隶厅。境内人口达10483人，其中崇明划入2958人。这些崇明人便是今天海启方言地区最早的先民。以后200多年间，续有崇明人来到海门，崇明话自此称为海门话。而今天的启东市南部大部分地区，曾是崇明属地，1928年始析置启东县，自此，那里的方言称之为启东话。海门话和启东话合称海启话或启海话，俗称沙地话。1901年，清末状元、海门籍实业家张謇(1853－1926)建通海垦牧公司，大批海门人和崇明北沙人来到今通州市东北三余地区和如东县东南参加沿海滩涂的围垦并在那里定居。他们将海门方言带到那里，最后形成了今天的三余湾海启方言飞地。而在今海安县东北角斜镇(原角斜镇、沿口镇)和旧场镇一带(旧属东台县)，亦有一批海门人于20世纪初移民于此，在那里形成了角斜――旧场海门方言岛。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江地带和崇川区狼山镇、姚港乡、任港乡沿江一带也有人说海启方言。东起启东，西至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江地带，形成了广长的沿江海启方言带。海门方言还随着移民传播到东台、大丰、盐都、射阳、灌云、滨海等县、市沿海地区，在那里形成零散的海门方言点或海门方言带。此外，南通沿江一带的沙地人渡江围垦常阴沙并在那里定居。后来常阴沙与江南常熟地涨接，解放后划归常熟，1961年12月析常熟和江阴部分地置沙洲县，常阴沙成为沙洲县地。1986年沙洲县改张家港市，常阴沙人成了张家港人。常阴沙人通用的海门方言，当地称之为常阴沙话，即常阴沙方言。

通东方言、金沙方言和海启方言都属太湖片吴语。其中海启方言属以苏州方言、上海方言和嘉兴方言为代表的苏沪嘉小片，与同一小片的其他方言比较接近；而通东方言和金沙方言，根据《中国语言地图集》的划分，属以常州方言为代表的毗陵方言小片。尽管它们的源头可追溯到1000多年前的常州一带的方言，两种方言相对地来说，较之苏沪嘉小片诸方言更接近毗陵小片一些方言，但是，地处苏北一隅的这两种方言，历经千百年沧桑，已与今天常州一带的方言有了很大的差异。相对地来说，他们的许多语言特征更接近南通方言。因此，有人将它们从毗陵小片中分出建立独立的方言小片，称之为金吕小片，即西起通州市金沙鎮、东至启东市吕四港镇的方言小片(徐铁生：《通东方言与金沙方言归属刍议—兼论两种方言的形成与南通方言的关系》，第二届国际吴方言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吴语研究》，2003)。

方言作为一种语言的地域性变体，其形成往往经历过一些复杂的历史过程。人口的扩散、地理的变迁、行政区域的变更和语言发展的不平衡，都可能成为导致方言歧异的因素。人口的扩散(外来移民的迁入)带来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地域文化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人们的风俗习惯(节日文化、红白喜事、宗教迷信、民间文艺、民间传说、民间工艺、称谓、禁忌，等等)、生产和生活方式(职业、行业、衣食住行)诸多方面。这些差异的存在必然会在方言词语上反映出来。南通市不同方言区的人，其先民来自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习俗和地域文化，这一切构成了南通市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南通地区地处官话与吴语的过渡地带，南腔北调的方言融合是导致南通地区吴、淮文化兼具和相融的重要因素，因此，要了解南通的地域文化必须了解南通地区的方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