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味•南通』 方言知多少五

阿祭

南通话的形成

南通方言是怎样形成的呢？这就必须从南通土地的成陆、开发、移民历史和建制沿革、地理变迁等方面进行综合考察。

大约从公元5世纪中、后期起，长江口黄海上开始出现一片较大的沙洲，称之为胡逗洲(壶豆洲)。南朝梁简文帝承圣元年(552年)，侯景兵败逃此，为部下所杀。隋时，胡逗洲属海陵(治今泰州市)。唐初，胡逗洲属扬州广陵郡。胡逗洲，唐玄宗开元十年(722年)设置盐官，属扬州广陵郡，隶淮南道。不久，由于军时的需要，狼山成为浙江西道常州节度使管辖下的一个军事据点，胡逗洲 也就成为浙江西道常州的辖地了。日本大友皇子之孙真人元开在其所作《大唐和上东征记》一书中就记述了唐玄宗天宝七年(748年)扬州高僧鉴真第五次东渡日本时“发自崇福寺，至扬州新河乘舟，下至常州界狼山”的事。根据文献记载，唐时的胡逗洲已是一块东西80里、南北35里的大沙洲了(按：唐制1里约合0.56公里)。公元10世纪初,胡逗洲与其东的南布洲连成一片,沙洲的范围向东扩展到了大致今海门市北部包场镇一带。根据文献记载，南朝梁承圣元年(552年)时，洲上即有流人以煮盐为业。宋人史乐的《太平寰宇记》亦有胡逗洲“上多流人，以煮盐为业”的记载。所谓流人，大抵指流放人犯。初期的流人可能多来自扬州属地，后属常州管辖，流人则大概多来自江南常州，即今常州、宜兴、无锡、江阴一带了。因此，唐时的胡逗洲方言当是古代常州一带的方言与早期流人的方言融合形成的一种古吴语。我们说胡逗洲方言是吴语，还可以从与胡逗洲相邻、同为古代犯人流放地的另一个沙洲――东布洲上的方言的演变历史得到启示。东布洲方言虽历经千年，演变发展成为今天启东和海门两市北部和通州市东部通行的通东方言，依然保持着吴语的本色，其为吴语当无庸置疑，那么，胡逗洲方言当是吴语应该也是无疑的了。只是后来由于胡逗洲(静海洲)与大陆较早地涨接，方言受海陵话的影响，逐渐演变为古江淮方言；而东布洲(海门岛)，直至北宋庆历间(1041－1048)始与通州东南境相接，方言始终保持着吴语的特征。南通方言具有许多吴语特征，这是因为其源于古吴语的缘故。当胡逗洲方言(准确地说，其时应称静海方言)向江淮方言过渡时，原有的一些吴语语言特征仍然被保留下来。根《资治通鉴·后梁纪》和明、清通州志书记载：唐末军阀姚存制(一作姚存)据胡逗、东布二洲，为东洲镇遏使。五代初，姚氏附吴，姚存制之子姚廷为东洲静海军使。大约即在此前后，胡逗洲与北岸砂嘴涨接。公元937年南唐代吴，立静海都镇制置院，以姚廷之子姚彦洪为东洲静海都镇遏使。公元956年二月，后周军队入淮南，姚彦洪眼看在这一带已无立足之地，便带着家属及军士等一万多人离开静海投奔吴越去了(《资治通鉴·后周纪》、《十国春秋》)。姚氏为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其军士亦多吴兴子弟，姚氏家族统治静海(胡逗洲)与东洲(东布洲)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军士与家属人数有万人之多，因此，古吴兴方言必定对两地的方言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是，由于吴兴、常州两地毗连，其方言大体相近，因此，静海与东洲两地方言可能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后周显德三年(956年)，周师克淮南，取南唐长江以北地。五年(958年)，升静海都镇为静海军，属扬州，旋改置为通州，析其地为静海、海门二县，隶海陵郡。由于静海与大陆涨接，隶海陵郡管辖，静海人与江南人的交往日减，而与江北海陵，尤其是与其毗连的如皋等地的居民交往日渐频繁，同时也有大量的海陵人来往于两地之间，有的甚至定居在这里。海陵，作为这一带的行政、经济和文化中心，其方言自然也成了这一带的优势方言，因而对静海方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最终导致了静海方言由吴语向江淮话的转化。到了元初，续有北方犯人流放到此。近代，又有许多客商从不同的地方来到通州经商、定居，再加上通州人(南通人)与江南上海等地人民的来往亦日趋频繁，这对通州方言及今天的南通方言都在不同程度上产生过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建国以来，由于普通话的推广，南通方言正在经历着向普通话逐渐靠拢的过程，今天的南通方言已今非昔比了。

与其说南通话是一种“变了形的江淮方言”，倒毋宁说是一种“蜕变了的吴语”，是一种具有吴语底层的江淮方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