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与五四运动

一代芳华

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端，也是当时爱国青年图强自救的一次有力尝试。席卷全国的爱国运动当然也影响到了南通，各学校纷纷响应，组织多种多样反对不平等条约的抗议活动，但相较其他地方显得犹豫而温和。

长期以来，国内主流学界对张謇在五四运动中的地位是持否定、批判态度的，因为他对待运动显得不够激进，“对于能破坏而不能建设之革命，早为疑虑”，甚至一度被打上了“反革命”、“反动资本家”等极端化标签。但是随着近年来历史研究的深入，这一结论有所改观。

张謇作为当时中国最有力的资产阶级代表，对于整个巴黎和会的进程极为关心，他多方活动游说，力主废除不平等条约，维护祖国主权。

1918年4月8日张謇致电冯国璋：“……苟为中国人而良心未丧尽者观之，孰不眦裂……万一有是而未定，亟请详审与国之隐情，保全国之命脉……若公然视国如私物，奉以予人，供人宰割。国之人强者不必言，即至弱者，亦口有诛而笔有削。谁秉国钧？谁秉国成？窃为明公惜之！”

1919年2月2日，张謇又致电时任总统徐世昌，揭露日人压制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的发言权，威胁中国代表保密与日之有关密约。希望徐世昌能“以国为命、忠诚勇毅，一扫平常敷衍之策。”同年5月21日致电称：“政府即自杀，人民宁不求生”，认为群众运动是人民求生！并说“倘竟认日人占领青岛，外则成敌阴谋，内则复旧专制”。

1919年4月8日，张謇将自己与熊希龄等人撰写的中英文请愿书转呈梁启超，请呈递”美、英、法、意各政府及巴黎和会”，请废除不平等条约，“谋国家涓埃之补。”

由此可见，张謇其实是认同学生爱国热情的，只是不同意学生罢课而导致误学。他与蔡元培，历史学家、柳诒徴等人所持态度相似。张謇绝不是什么一味顽固保守的妥协派、反动派，只是在救国的具体方法上有所不同。并且，正由于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在幕后给予资金支持，全国性范围的“三罢”运动才能得到维持，因为此时仍有很多底层工人担心罢工会失去赖以养家糊口的饭碗，拿到钱得到保证之后态度才坚决起来。

有趣的是，五四运动后，在南通的各小学的国文课上开始教拼音字母，推行普通话，语体文逐渐取代了文言文，新文化运动在南通萌芽。在张謇于1919年9月建办的伶工学社中，准备了《新青年》《新潮》《建设》等许多杂志和新小说，作为学员的课外读物，以开阔视野，接受新事物。1921年，《新青年》前几年的合订本，也出现在女师附小的教员预备室里。这些，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张謇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