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作为一种语言的地域性变体,其形成往往经历过一些复杂的历史过程。人口的扩散、地理的变迁、行政区域的变更和语言发展的不平衡,都可能成为导致方言歧异的因素。人口的扩散( 外来移民的迁入)带来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地域文化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人们的风俗习惯(节日文化、红白喜事、宗教迷信、民间文艺、民间传说、民间工艺、称谓、禁忌,等等)、生产和生活方式(职业、行业、衣食住行)诸多方面。这些差异的存在必然会在方言词语上反映出来。南通市不同方言区的人,其先民来自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习俗和地域文化,这一切构成了南通市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南通地区地处官话与吴语的过渡地带,南腔北调的方言融合是导致南通地区吴、淮文化兼具和相融的重要因素,因此,要了解南通的地域文化必须了解南通地区的方言。 在南通的范围内,历史上曾有名叫扶海洲、胡逗洲、南布洲、东洲、布洲等大大小小的沙洲。这些沙洲从西北向东南渐次并接,与大陆相连,便形成了南通这块平原。 近2000年内,有三次大的并接。第一次约在南北朝后期到隋唐之际,扶海洲等沙洲与大陆涨接为今如东县境;第二次在唐末到五代初,胡逗洲与其西北的陆地连接,为今南通市市区和通州区西部;第三次约在北宋初,东布洲等沙洲与大陆连接,位置在今启东市东部,后又大部份坍没;第四次在十八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江口海域中的惠安沙、连升沙等沙洲形成,陆续与北岸并接,为今海门、启东两市的南半部分。今天的南通市市区原是胡逗洲。胡逗洲最早见于《梁书》关于“侯景之乱”的记载,南北朝时,东魏大将侯景投降了南方梁朝,后来东魏与梁通好,梁欲以交出侯景为条件换回被东魏俘虏的将领,于是,梁太清二年(548),侯景起兵叛梁。侯景的叛军攻陷梁都城建康(今南京),向四周扩展势力。不久,梁朝将领王僧辩、陈霸先联合向侯景发起进攻,梁承圣元年(552)梁军收复建康,侯景兵败向东方逃窜,在沪渎(今上海西部)乘船准备向外海窜逃。座船离岸后,侯景蒙头睡觉,这时他的部下羊鹍命水手把船转向上游,驶向京口(今镇江)。船行到原形逗洲时侯景醒来,他发现航向不对,立即叫船靠岸。他找来岸上的人询问情况,岸上的人告诉他,有南兖州刺史兼北台太尉郭元建驻在广陵(今扬州),侯景想去投奔他,与部下发生了争执。羊鹍等人击杀了侯景。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公元六世纪中期,胡逗洲已得到开发,洲上的居民与西边的广陵信息相通。 唐时的胡逗洲,已是一块位于长江口北侧约有1600平方里左右的大沙洲,沙洲上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流人”,他们多数从事盐业生产,因而洲上设有生产盐的亭场。北宋初乐史所著的《太平寰宇记》中有比较明确的记录。 胡逗洲形成后长江在这里分流,沙洲与大陆间有一宽阔的泓道。其北岸大致在西起如皋江安,东经白蒲到掘港的一线上,南岸大致在平潮经刘桥到石港一线。泓道直到唐末才渐渐淤塞,北宋初它成为一条东通大海的“小江”,还留有一些小湖,西有车马湖,东有高阳荡。 胡逗洲与大陆涨连后,便不再是沙洲了。然而原来沙洲上居民的语言比较独特,即南通话。这种方言流行的区域较小,大致在石港、刘桥一线向南,达南通市区,平潮向东至金沙一带的范围内。这种南通话和海门、启东一带的语言不同,也与如皋、如东一带的方言迥异,俨然一个“方言岛”。这种方言外地人几乎听不懂,那是由于胡逗洲与大陆长期相隔,来自四面八方的居住者各自的方言在沙洲上交混融合,形成了这种独特的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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