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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人，都有故乡。
故乡就是养育你的最先最早的那块土地，城镇、乡村，一间老屋、一座学校，一条街巷、一片河川，一帮同学、一家邻居，就这么深深地印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脑海里。以后不管走多远，飞多高，总是情系着那方土地，如风筝般地会时时回望曾经的岁月，只要轻轻收拢，就会回归故乡那亲爱的怀抱，醉卧在美好而深长的记忆之中。
故乡因为有家，有乡愁，有童年的欢乐与惆怅，我们便格外的敬重和珍视，而不能有一丝一毫的不恭和怠慢。故乡虽故，但心里会时时眷顾，于眼里，也时时于梦中。
我的故乡，不是名城古镇，而在一个百年新镇，她的名字叫三余。
历史文化：集体的记忆
小镇，我故乡，在离南黄海边不远，原属通州区，现属通州湾，叫三余镇。通州，刚开始叫南通县，后来成了通州市，再后来作为市辖区，变动很多很快。作为建制镇，小镇也已经有百年的历史。可是，它还是江海平原南通范围内最年轻的镇。因为，这是一块新土。
三余老街
所谓新土，就是在不算远的过去，它还曾经是滩涂，潮涨见到水，潮落露出沙，俗名沙洲。从老人嘴里知道叫“荡田”，祖籍地海门启东的乡民亲切把它叫作“上沙”。最早驻足这片滩涂的除了渔民，应该是大量的盐民。他们顶烈日、迎飓风，干的活儿就是在海岸边从海水里析盐。在与大自然的日夜抗争中，获得微薄的报酬，以养家糊口。不过，如果冬天无盐可烧时，反倒没有收入来源了，所以，再苦再累他们也愿意去干，用命去拼去搏。到现在盐仍在专营，而那个时候盐业就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门类。属于农业产品部类、工业产品部类？我不太清楚，民国时期的张謇先生的实业就是农工商一体。
张謇
上世纪初，有一个人兀然来到了这里，打破了农耕和煮盐的方式和传统，这里从此就再也不平静。掀开这史诗般一页的那个人，就是张謇先生。所以，说到张謇、张状元、张四先生，南通人都很熟悉，言语中透着热络、亲热，小镇上更是。
张氏乃清末恩科状元，头衔可以有很多：伟大的爱国者、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也是一名影响广泛的社会活动家，其诞辰150周年时我参与了纪念活动的组织工作，力主加了一头一尾两个荣誉。
家乡沿海一带早先的盐民，干煮盐这一最苦最累的活。煮盐在烈日下进行，人们把煮盐的工作叫作熄火穷，有盐煮就有饭吃，没盐煮就只能吃草籽了。当地民众也素有种棉、纺纱、织布的副业，织出的土布精良，致密又结实，远销北方，在关外也很闻名。1894年刚荣摘“状元”桂冠的张謇先生深感于朝廷摇摇欲坠，倒不如在家兴业办教，造福乡梓。于是，1895年，这个近代史上重要的年份，也成为他宏大企事业的元年，他开始筹办起大生纱厂。四年后厂成纱出，可谓一炮打响。
大有晋公司
纱厂需要棉花，棉花需要种植，种植需要大量的土地资源。于是，面向南黄海的茫茫滩涂上，在民国二年（1913年），张謇办起大有晋盐垦公司，旨在与大生纱厂形成上下游紧密连结的产业链，公司驻地便是在三余。
张四先生请教荷兰水利专家和当地的民众，如何改水治盐，变沙造田。通州当地学者黄先生告诉我详情：首先要将盐碱地排盐淡化，这不能离开发达的水系，后来三余河道分了四级。窕与窕之间有泯沟，排与排之间有横河。分公司之间有匡河，匡河流入大河，大河入海。窕排中间的田块都是方方整整的，所以，田亩的计算也可不用顷、亩，就用“步”。这一大有晋盐垦区布局，具有典型的意义，体现了张謇盐垦的规划格局，目前保存也最为完整，文博界常有应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之论。冯泽芳先生在考察后写专文中说，“本公司中最可观者，分窕办法是也。”一窕田宽度为18丈（约59.5米），长度为75丈（约250米），计25亩，老百姓习惯把土地的计数单位叫做“步”。小时候我听长辈说过去家里有多少田，都是说的一千“步”、五千“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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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张先生开发此地以后，盐民大多转为农民，相比较于传统盐业，新盐业又省力不少，特别是转为从事农业后劳动强度算是相对轻松的，关键的是这就引来四面八方奋勇而来的移民，人口迅速集聚起来，市井繁华成镇。冯泽芳在民国十年（1921年）二月于上海《申报》著文中说，“三余镇不无市面，有之自大有晋公司开办时始。”家父出生在长江边的海门汤家镇，年轻时不断追寻“出头”之日、独立之路，终于也准备着艰苦创业，选择来到了这里。而家母是举家稍早从启东也是在海边的海复镇迁移而来。于是相识相爱，建立起一个新的家庭，有了我们这一代。父母这辈，都属于筚路蓝缕的移民，先也多是从事农耕劳动。
亨利克·特来克
于因棉而兴的小镇来说，张謇是居功至伟的大人物。当地老一辈的人谁不知晓张謇，谁不亲切地喊他“张四先生”（因为他在家中排行第四）。其实小镇不应忘记的一个外国人，正是他把生命都燃尽在这块土地。他就是年轻的特莱克，张謇农垦领域的洋助手，随父亲从荷兰经上海来到长江北岸的年轻水利学家。
帅气的洋小伙特莱克在三余广袤的盐碱地上，运用先进的理念和成熟的技术，又面对此地的实际，硬是把本不宜植棉的滩涂改造成方方整整的片片农地。盐池荒滩要变成种植良田，关键在治水。他在三余主事水利，建设遥望港，治理河流，可谓竭尽心智。当时海边常有霍乱杆菌污染海鲜产品，而海鱼、海蟹又是老百姓习食常食之物。当地人多有抵抗之力，而外来者却常常水土不服。不料，特莱克先生传染上了此疾，上吐下泻，来不及送到南通城里医院救治，就再也没有回到郁金香花开浓艳的家乡荷兰。那年好像在1919年。
遥望港九孔闸
时隔才几年，张四先生也是因为在长江堤保塌一线上遇上大风暴雨，而得上风寒病，最后不治而终。先人啊先人，江海养育了这片沃土，子民也是在艰苦条件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乃至珍贵的生命，他们是与大自然抗争的英雄。还有一人也不能忘记，曾任民国政府江苏省教育厅厅长的徽州江湾人江谦，一生从事教育事业，他的耕读处就在三余。张謇故里祠堂碑文由其起草，可见其与状元公交谊甚好。
位于三余镇西北的“江谦耕读处”
来三余创业的第一批移民住的是用芦苇搭的环筒舍，煮饭用泥涂灶，与风灾、潮灾、水灾、虫灾、盐碱、强盗种种作斗争。当年冯泽芳在上海《申报》发表文章说，用不到十年，垦田近十万亩，全境尽种棉花。
成长岁月：个人的记忆
话收回来。张謇创办的实业兴盛了家乡，张謇兴办的教育反哺了家乡。三余遂成为南通最年轻但却是很著名的城镇。直到1959——1961三年困难时期我降生，在东西向的一条大河的南岸。父母白手起家，在原来一间消防仓库地基上改建了两间瓦房。并不宽大，更谈不上精致，当时物质条件一定有限，屋里的地自然也是泥土的，屋顶是含盐的咸水和沙土烧制成的薄砖，经常泛白、脱壳，偶有掉落下来。椽子也是细细的，还弯曲不直。西房用作起居，东房睡卧，后来家里一共6口人实在住不下，在西房后面搭了个披披，置灶烧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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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前和房后，是我们姐弟童年的欢乐之地。屋前场心不大不小，父亲用绿篱和杨树把场心与别人家走的路隔开，花开扮红，在缺绿少卉的年代甚是夺目。与弟弟在空地上筑起一个偌大的花圃，种的什么植物此时却记不起来了。弟弟回忆说，场心上靠屋墙中间搭过一个一两平米小苗圃连着鸡窝，还养过兔子，种的有仙人掌。与同学斗膝盖，一次倒地还磕破了头皮，血流不止。在堂屋的西南角，安了一副吊环让我们运动，父亲怕不安全，再三用力拉拽。我与弟弟引体向上，金戈倒挂，也能撑十几个，但倒立做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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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到了傍晚时分，年纪小个儿也小的我头顶桌子硬生生的把它从狭窄的门里十分艰难地移出来，用于露天吃饭。而后，躺在桌凳上乘凉。记得父亲摇着一把大大的芭蕉扇，一边给我们送风去热，一边驱赶蚊子，嘴里不停地给我们讲，讲家史，讲读书，讲未来，具体讲了什么今天大多已经模糊了，但我深知深信，在小镇上算是见多识广的父亲给我指引了人生的前方，告诉我惟有读书好学习好才能一切都好这一浅显却未必都能做得到的道理。
屋后是一条大河，下雨过后水流东去，湍急向前。与弟弟、同学们夏天下河游泳，河边摸螺捞虾，那时候没有娱乐，这就是乡镇小孩子最野气的户外活动。只是从小有一个怕天黑的心理毛病，所以，夜里游水时身边一定要有人，在河边石驳上纳凉也一定会央求姐或弟陪伴。其实弟弟也一样，他回忆说，父亲去世后，后门门枢坏了，晚上用木杠撑着，我特别感觉没安全感，那时都怕夜。所以，长大后还经常做梦，梦见门关不上。
三余小学老校门
缺乏记忆，学前的生活我都忘得一干二净，然而小学才是新开始，认为是最重要的。1968年，七周岁时上了小学一年级，一共六年吧，印象最深的是书包由在工厂做缝纫工的母亲专门“定制”。为自己孩子做书包，当然特别特别的用心，用各色的灯芯绒零头布剪成菱形的一小块一小块，然后在缝纫机上仔细拼合而成。这是母亲给我最好的童年礼物，她把对我的希望缝进了自己做却一点也不逊色于商店里卖的书包里。用了坏，坏了再做一个全新的。
小学六年，初中两年，到了高中第一年，基本上都是在“读书无用论”的时代，但父母时时教育我要读书，读书可以改变命运、改变生活。找不到书，我尽量去找，让伯父从广西柳州远远的买了寄来。好几个同学日后最感激我的是给他们做小“老师”，一起复习时教他们做作业。看来那个时候自己的学习在班上同学中还是算出挑冒尖的。
三余中学七八届高二2团支部毕业留影 中排右三为团支部书记黄正平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一直到了1977年才停止。作为城镇居民，之前表面上还是豪气万丈，但其实父母同我，还有姐姐，最担忧的仍然是下乡插队。我左膝盖受过伤，母亲早早地就把我带去医院拍了X片，做好病历，不管有没有用，想作为日后不下乡的一个理由。没想到，不光不下乡了，到1977年10月高二时高考恢复了。那就拼命学呗，抓紧备考。前一年父亲去世了，我更加觉得一切要靠自己的能力走出小镇。或许是用力过了头，次年春，一场当时看来也不算小的流行病袭倒了我，住院近月，休息逾两个月，本已休学的我坚持参加完了高考，仅得324分，但真的离开了小镇，来到城市，走到了地球的南北西东。
说来要笑掉牙，高中毕业离开三余后，我方知我家其实离海边不远，可我连遥望港也还没去过，更不以为那就是海、海边。
三余中学老校园
上了两年（后来学制才改成三年）的三余中学，后来也陆续了解到它的一些情况，也经历了一些变故。我们这届考后的第二年，学生高考成绩特别突出、优秀，又经过了几届，似乎慢慢地低落了下去。有一阵区上中小学布局调整，不准备在三余镇再办高中，幸亏一些热心人奔走、呼吁，方才保留了这所属于老完中的高中学校。有年我独自回校，开车在校园简单转了一圈，整个老校园已被新建筑覆盖，找寻不到脑海里旧有的一点点记忆。好在有同学发我照片，才把现实景象与脑海里依稀的记忆对合起来。为了通州湾的整体提升，这所中学也迁到了更靠海的海边，并更名为“通州湾中学”，我想，我已难有再去的欲望与冲动。好在，三余小学似乎没搬走，还在原地。“余中”不在了，等下次回老家，我一定抽出点时间去踏访一下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读过并给我启蒙教育的“余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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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毕业后外出读书，假期和节日中会坐汽车或者骑车回家，一来看望母亲，一来度暑寒长假。在如东掘港人民医院临床实习时，我是在两个镇间不止一次骑过车，往往一身汗还有一身灰，抵达后里里外外的衣服都得脱换下来洗。那时交通不便，来回一趟是很折腾人的，工作后有一次我还是从南通骑单车回家的，是骑行最远的一次。
渐渐地回去少了，清明节也因工作忙碌而不能保证。后来母亲来城里带孩子，我们姐弟都是逢年过节争取回去，记得那个时候母亲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能回来就回来，不能回来嘛——也没有关系。”这里我特意加了个“——”的符号。识字不多的母亲，她就是这样一次次表述自己愿望的。我们都知道，她心里是盼望着儿女们回去团聚的。
进入新世纪重视文化了，三余镇的这届党委主要领导张剑冰同志也高度注重挖掘近代文化和当代名人，我正好干着这项工作，所以，因公务回去过两三次。小镇出的名人并不多，或许名人还在成长之中吧。那当然这个“名”是相对于张謇之于常乐，卞之琳之于汤家而言的。从小镇上走出去的人不少，上个月高中同学毕业四十年聚，看看留在三余的同学已经实在太少，而到了大都市上海的也很多。小镇是留不住人的，此乃工业化、城市化的必然趋势。
通州湾（网络图片）
星转斗移，三余的行政隶属一直在持续地变化，全区五大市镇的三余镇，地盘越来越大了起来。先是三余乡并入，后来一步步，终于把过去三余区除忠义乡一小部分村外全部划并成今天的三余镇。老镇上的，乡村的，统统成了三余镇的，覆盖人口有12.7万人。近年，三余行政隶属关系又从通州划到了通州湾，从此开启了新的一页。如果论这个范围内出的人才，那我没有发言权，应该会更多，然而镇毕竟还是镇。
人如亲人，地是熟地。尽管有这些变化，然而，这个镇于我没有变得越来越陌生、疏远，而是有着它永远的位置，不管走到哪里、走得再远，恰如有一根线牵系着这块土地。因为，我在这里生活了17年，那可是我的“血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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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后来，母亲年龄渐大，一个人在镇上有诸多不便，子女们也都不太放心，就主要住到了城里。这样，我回老家就少了，一年两次，有时才一次吧。
小镇大历史，于地方、于个人都是如此。出生后并相伴成长了我整整17年没有离开过的故乡，总有自己永远挥不去的情结，在梦里，在现实世界里，语言文字中都会不时涉及。回不到童年，很少回故乡，但她永恒地就驻留在自己的心里，时时开出经年老枝上的时令花朵来，让人凝视，让人激奋，让人欣慰，让人向往，也让我在心里一遍遍回望、念叨。
这就是故乡情，这就是我离开了又想再回去的真真切切的故乡。
南通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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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20-5-7 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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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写得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