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古老淳朴的乡情

奇奇和巴巴

现在的友谊桥、和平桥，旧名东吊桥、西吊桥，原先确是可以吊起放下的。解放前一年，晚上走到河边，桥板已吊起，桥西头岗楼上一个“国军”哨兵问：“什么人？口令？”我们回称“老百姓”，等了一会，放下桥板，得以通行。

一、“芦花钱”和“胖姑儿桥”

东城门里的文庙和泮宫（即学宫），是纪念“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孔夫子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儒学的象征。孔庙门前有泮池和泮桥，状如北京天安门前的金水河和金水桥。再往南几十米，有一高大牌坊，上书“泮（念“判”）宫”二字，附近有桥，曰“泮宫桥”。可惜旧社会说起来尊孔崇文，实际上文教远未普及，平民大多以讹传讹把“泮宫桥”说成“胖姑儿桥”，把“儒学前”的空地说成“芦花钱”。解放初，尚未实行吃饭用粮票那几年，每天上午十点多到下午一两点钟，有十几家小商户在这里支锅箱、设摊位，为东郊进城的农民提供露天快餐，热饭热菜，十分红火。到过年时更是热闹：拉洋画儿的，扯提螺的，打把戏的，耍猴儿的，测字算命的……有点像北京天桥的式样。那一带现在成了文化馆和古玩市场。我想：设若在大成殿和两厢房内陈列一些孔子生平、《论语》选录、孔门弟子等内容，岂非更是传承与创新的一种结合？

二、城隍庙的凶神恶煞

城隍庙原址在钟楼东南约百米处，我儿时常随母亲去外婆家必从城隍庙经过，留下深刻印象：正中是城隍老爷，两侧厢房是阎王殿，全是各种鬼神塑像。母亲一一指点着告诉我：人要积德行善，不可为非作歹，死后都有报应的。坏人死了，要像这些人那样下油锅、上刀山、受炮烙、走奈河桥、下血污池，来世变猪狗牛马。她像祥林嫂一样絮絮叨叨地告诫我。又说，好人死后喝还魂汤，转世投胎还投人生，好事做得多的，还能投到富贵人家……那时我已上了小学，受到科学教育，对此并不相信，但那些和真人等高的活灵活现的牛头马面、凶神恶煞、油锅炮烙之类却永难磨灭。看来，昔日城隍庙里这些因果报应的群像，多少也会有一点劝善惩恶的作用吧，大概也因此在搬迁后的城隍庙里还有所保留，但体量已小得多了。

三、东吊桥的“口令”和“同兴”的彩纸

现在的友谊桥、和平桥，旧名东吊桥、西吊桥，原先确是可以吊起放下的。解放前一年，父母带我去东吊桥东一亲戚家做客，晚上主人盛情留饭，吃到八九点钟才告辞。走到河边，只见桥板已吊起，桥西头岗楼上一个“国军”哨兵问：“什么人？口令？”我们回称“老百姓”，等了一会，放下桥板，得以通行。次年农历正月初四，一个阴雨天，听说“新四军”进城了，我和家人一起站到环城马路边怀着好奇心去观望和欢迎。父亲赶到东城门里百年老店“同兴南北货店”去想买彩色纸写欢迎标语，两手空空回来了，说：“去迟了，彩纸卖空了！”却带回一个消息：前两天几个国民党败兵到东大街富商姚才（音）老板家敲竹杠要“大黄鱼”（金条），姚家不给，当兵的拿来一桶美孚汽油，说不给就放火烧你房子。姚家被迫破财消灾。父亲说，国民党这种土匪兵，不败往哪里跑？

不过，那时新中国尚未成立，有些市民还心存疑虑。那年端午，我在做裁缝的王姓邻居家看到一群中老年妇女，在饭桌上用筷子支撑着畚箕，桌上铺一层米，问：“灰堆婆婆，请问国军几时回来？”扶乩的“神示”是八月中秋——自然是梦呓而已。

四、淳朴温馨的风俗民情

南通老城居民大多勤俭自奉，许多东西，能自制的都爱自制而减少购物花销。初夏自酿“浆糟”，自制豆瓣酱、豆饼酱，腌酱黄瓜、酱茄儿，用盐水或咸泥浆自制咸鸭蛋；深秋自腌青咸菜、寒咸菜，腌菜的原料往往无需购买，而有固定的农户“赠送”——平时每天早晨这户农民撑着粪船挑着粪担子，到居民家倒马桶和“缸生”（上口面积大于桶身只能端不能拎的木制坐便器），取得有机肥，秋冬时以大青菜为回报。至于四时八节应景食品如粽子、馒头、糕、汤圆，更是家家户户自己动手，自给自享。看似缺乏商品意识，却又彰显着温馨浓郁的亲情和淳朴敦厚的乡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