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价的光环与高贵的头颅,我选择后者!
作者:邱新祥
在新华网副刊作家博客栏目里,看到几个熟悉的脸蛋。没有想到,这几个熟脸,也在新华网博客园地辛勤劳作。值得称道的是,他们没有把作家这个头衔顶在头上,默默地把文字变成一些方队,成为人类的精神产品。
其实,我也是一个作家。早年入会,头衔有些陈旧。一直藏在抽屉里,不想示众,觉得与国内那些大家,相距太远。更不敢比肩,自知之明,只能到人家腰部甚至腿部。所以写作时,常把自己当个文字搬运工。进入新华网开博,自己写了800多篇(首)博文,内容也算丰富,吸引了国内外一些读者,但也不敢站在前台发言。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与几个写诗歌、散文的青年,被南通市文联主 席冯新民,一并介绍进入了市级作家协会。最初,我写点小诗。当时身在车间,手持撬棒,放牧羊群一样赶着圆木,走向机台,同时,坠入迷茫。
也很想去工会,施展身手,干点自己喜欢的文字工作。但没人抬举我,父亲离世,更没人帮我圆梦。
厂工会,只是一个养人的部门。早在南通第五中学高中部读书时,我就负责学校黑板报的编稿与书写任务。记得,每个星期六更新一次。以我为主,有时也有其他同学帮忙。到那天总要忙到天黑,带着一身粉笔灰,拖着发酸的两腿回家。
到了这个国企后,并没有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个企业,在当时已有相当规模,在本市属创税大户。职工就有400多。工会主 席季本亦也读过“工大”,有些书生气。与我有些心灵语言,但没办法把我引进工会。因为,那时企业一把手权力很大,没有他点头,自己有梦想,也是空想而已。
季本亦书记鼓励我不要泄气,是金子,不会被岁月埋没。这个期间,厂领导我根本攀不上。工余时间,除了枕着撬棒休息,就钻在一些书本里啃字。还好,当地市文联主办的期刊《三角洲》,前前后后发表了我近30首(组)诗歌。对我也是一种精神慰藉。
记得后来该期刊改版,以报告文学、纪实小说、甚至武打言情小说为主,不再接受诗歌作品。但我在吉林、黑龙江长驻时完成的一组诗歌,还破天荒地挤上了版面。
后我不满企业死板的机制,离开了单位,下海练习游泳。有几年,为了生计,游走四方,打拼世界。后家庭又解体,惹得一身麻烦,几乎没有心情拿笔。
1996年,回到家乡,靠写诗歌的功底,我在一家晚报站住脚。编稿子、组版子。最多一天,一个人负责4个整版任务,忙得两脚直冒青烟。还有一回,当地一家电信公司,就在我稿子已经搞定并排了版,突然要求撤稿。我这边,已经为他们预定了版面。怎么办?不能浪费。如果不上稿了,半个版4000元就要泡汤。
被逼无奈,我硬着头皮打电话告知对方,有现成的一篇,可以替换。负责宣传的小张问我:稿子在哪里?现在就传过来,让领导过目。我回答:哪成啊,还是半成品,在我脑袋里,还没有落地呢。
我放下电话,离总部定稿时间只差一个多小时了,过了这个时间,审稿部门也不会再等了。紧接着,我来到电脑房,已来不及动笔,只能口述了。我报着内容,由身边一个打字员快速配合。约一个小时匆匆完稿,摸摸自己上衣,也湿透了。这篇口述稿刊出后,没想到,得到对方领导的好评。
我这个人生性就不愿讨好谁,也不媚钱。有人说我傻蛋一个,跟我同时起步的,人家早发大财了,百万英国的路虎、奥迪A8都有了,连几层的办公楼都购置了。开始,我还骑摩托车,现在常踩自行车出行。至今还是普通人一个,与社会上流人物很少来往。社会在改变,很多人都追着钞票亲热,我却与钞票过不去。不过,我依然不后悔。
曾有一次,我居然还把一个女客户竟得罪了。
那时我身边事儿多。常常稿子发出去,就淡忘了。一天女同事小冯告诉我,说在哪里看到我一篇文章。根据她回忆,我找来当地一张南通广电报(2008年6月13日),在副刊上,发现了我一篇“脱发治疗见闻”。半个月前,我通过电子邮箱发出去的。
事后,男同事老戴一天在过道叫住我,还拉我到他办公室小坐。什么事,值得去他办公室谈啊?原来,这篇文章,我曝光了一个女老板。这个女人还是他的老乡,也是他的好朋友。对我,他有些生气,“她是我好朋友,不错,但也是你的客户!唉,你这个老兄啊!”
这篇文章,是根据我亲身经历写的。我头顶发丝渐少,与女老板相识,她号称,自己开的一个店面,是一个国内加盟店,专门治疗脱发。建议我,也到她店里去治疗。哪怕用部分广告费冲抵。
在我治疗脱发的半个月里,因为我的细心,发现了女老板以治疗脱发为名,实为骗人的一些伎俩。自己憋不住,便将其内幕写出来。目的是要让社会有所警觉,不要再上这种黑心老板的当了。
“她是女人,做这个项目,也难。在我们版面上投放广告,还是你的客户,每回发一个通栏,你都能赚钱。这下好了,你这曝光稿出来了,她肯定不会再理你。我说,老兄啊,她再有问题,你也不该写呀!这样,不是断了你的财路?!”
我有自己想法,挣她的广告费,本人付出了脑力劳动,南京报社提供的版面也是成本。我与她,没有谁欠谁的。她欺骗顾客,连我也欺骗。这样的老板,我捅了她,是断了我的财路,更断了她的财路,更多的人不再上当。
现在想起来,这个其实都不算什么,干了这种事,也没什么成就感。我一生中最有意义,最能代表我个人性格的,是在8年前冒着风险,连续写了几篇在当时不合群的负面文章。
2003年2月11日那天,是个星期二,我以笔名“无畏”,在省《服务导报》(后停办)第7版,发表了一篇“强拆房屋,留下沉重思考”。此篇,根据本地板桥新村老周的痛苦经历完成的。当时,他们家被一家开发商野蛮拆迁,遭遇了一场灾难。
文章结尾处,我还特意写了这么一段:
“对城市改造中发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在落实十六大精神的同时,应该尽快从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着眼,制定相应的比较公平合理的开发商与被拆迁户都能接受的补偿安置标准。要加大力度监管城市拆迁管理工作,严格制约开发商在城市开发过程中的行为,同时要及时惩处一些为开发商提供后台与保护伞,严重侵害人民群众利益,侵犯人民民主权力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的腐败分子。”
那时,适逢旧城改造,开发商风起云涌,连当地法院领导也在大会上,公开表示,“目前法院工作,就要以经济为中心,同时也要为开发商保驾护航。”但我这篇稿子,显然不合时宜,唱的是另一种调子。
后来,又一篇别人不敢碰的事情,让我遇到。我没有害怕,把它偷偷接下。2003年3月23日,《服务导报》又刊登了我一篇稿子。题目为“警惕:改制中的腐败现象”。在第8版的下方,作者署了“郑成文”,其实,也是我的一个笔名。
当时,改制活动正如火如荼,当地一个国企印刷厂,在改制中,因为几个主要领导搞暗箱操作,欺上瞒下,将所谓的改制草草完成。两个主要领导一夜间,便获得巨额财富,引起广大职工强烈不满。
在几个职工送给我一堆繁杂材料里,经过筛选,反复研读,最后拎出重点,花了差不多一夜时间,才整理成篇。次日通过好友,辗转传到南京《服务导报》总部。
文章见报后,投诉的职工拿着我这篇文章,贴在厂大门口,找了上级有关部门继续投诉。结果,该企业两个主要领导都被逮起来,还分别被判了刑。我猜想,我的文章不能起很大作用,但也有一定的辅助能量。
到现在,我是作家,却不敢挂在嘴上。早在1996年,我就获得《南通工人报》的记者证,却不愿示众。(该报由南通总工会主办,后关闭。奇怪的是,当时《南通港口报》却被保留,还从国家新闻出版署拿到了正式刊号)。到了《扬子晚报》地方版编辑部,主要从事写稿兼版面创收工作。
这个期间,国家新闻出版署要求上岗人员,必须统一进行考试,合格者才能拿到新版的从业资格证(记者证)。我也有机会考试拿证,但发现身边熟悉的几个人,一个南京大学张姓毕业生,一个在市电台从业的李姓女人,在考场都“抄”回一个证。
而且没多久,一个跳槽改了行,一个换了与新闻无关的岗位,还有一些持证的人,在外面捞吃蹭喝,却写不出一篇正儿八经的新闻稿,便对这个玩意,失去兴趣。加上自己年纪趋向50,后彻底放弃。
所以一直到现在,我不愿别人称我作家,称我什么记者,我的的确确是一个自由写稿人。对这个沾着泥土的称谓,自己倒比较喜欢。枕在脑袋下面,夜里也睡得甜香。
曾经,一个老市委书记对我帮助本地几个受害者写稿,还努力为他们维权,亲口对我讲了这么一句:小邱啊,你应该到XX日报,那里有一个位置,才适合你。我笑笑,不必了,我的性格,不适合在那里坐位置。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老百姓泪水里,老百姓的欢笑里,有你的位置,就行了,其它,你都可以舍弃!
面对廉价头衔与高贵头颅,我选择后者!
2011年8月22日星期一 南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