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老镇,有这样两位早世的男人
作者:邱新祥
那天是星期五,我刚进家门,夫人就告诉我,她一个老同事病逝了。因为她已从企业内退,知道这个消息时,这件不幸的事,已经发生一年多了。
这个老同事,叫吴浩德。比她大6岁,没有活到58。最初,老吴在南通柴油机厂车间里,与夫人在一起。后她调到食堂。每次中午买饭菜,他都是早早赶来,胃口特别好,很能吃。拿工资的前半个月,他都专挑好菜大盆买。但后半个月,日子就紧紧巴巴了。
那时,夫人与食堂里的同伴,都很愿意借钱给他。比如借他10元、20元,就与他开玩笑,要他出点小费。比如,给个1元或2元,买点水果或糖块,大家分享一下。他都爽快答应,也乐意接受。钱只要到了手,当天,他碗里肯定会多出几样好菜。吃完,十分满意地抹着嘴巴,背着两只手,不紧不慢地踱回车间。
到了发工资,当天不隔夜,老吴就立刻把借的钱,还给债权人。一天不拉,下次要借钱,再谈条件。老吴这种借钱风格,圈子里没人不佩服。所以,大家都觉得他这个人,在厂里,应该算一个排得上号的好人。
夫人提前退休后,就很少再去单位。懂了老吴去世的消息,当天睡觉前,嘴里还在念叨:哎,老吴,好人哪!
夫人提起的早世的老吴,竟也勾起我对原工作了12年的单位——通遂火柴厂几个离世同事的回忆。几个人当中,记忆最深的,还是那个与我在供销科,风风雨雨同事七八年的徐连生。
我79年进入火柴厂,开始我与徐连生都在一车间。他负责开刨车,身边有几个大妈级的女人做辅工。泡在这种堆子里,荤素段子常挂在嘴边,整天嘻嘻哈哈的。大约3年后,他居然不声不响把自己弄到了供销科。那时,供销科工作,在外人眼里还是个肥差。
我比他晚了半年才到供销科。在供销科,开始都需要长年出差,路途遥远辛苦,但人自由自在。对于徐连生,因为他人神气、嘴巴好,还经常能够捕捉到吃喝的机会,作为一个大男人,日子应该比较滋润。
我到供销科,看上的,倒是这个工作面对的人群,属于三流九教。特别能够锻炼人、激发人的斗志。当然,最大的优势:自己身心,得到了解放,少受了管束。同时,更能利用时间,学习、补充新的知识,为自己积累社会经验,与心仪的文字并肩跑步。
但没有多久,火柴滞销。供销科能力比较强的人,都上了产品推销最前沿。我与徐连生,基本没有休息天,天天就在前方打仗。搞销售,日子并不好过,风里雨里,常年在外奔波。他嘴巴比我会讲,我的一笔烂账,当年就是靠他的嘴皮,给整回来的。
泰兴地区一个体户,欠了我经手的2万元货款,其欠条还在我手中,却硬说货款给了我。你猜他怎么狡辩?他说,货款给我的那天,收条忘了没有收回。那时,2万元可不是小数。能购一辆汽车,能盖3间瓦房。我专程去了不下七八回,却没有要回一分钱。当时,如果手中有把枪,真的,我都想当场毙了这种刁钻无比的生意痞子。
我发誓:这笔账与单位清了,从此将永远远离这类无赖之徒!
当年接近春节前,我还不死心,又去了一回泰兴。面对那个赖皮,我改变了以往的“柔道”方式,与他来了硬的,扔给他一句话:给你20天时间,到时再不规规矩矩把欠账给我清了,对不起,单位就会马上起诉你!谁知,他脸上笑嘻嘻的,还变着声调回我一句:好吧,我等着你们南通法院来传票,正好我也想到濠河边上散散心。
一个星期后,徐连生主动陪我去了泰兴。一上来,他递给欠钱老板一支好烟,连声感叹对方的生意,做了出众,在当地,应该是个有脸有面的大老板。顿了顿,又一副真诚的姿态:“作为厂方,应该为你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今后的工作,还要重点从价格方面扶植你!”
那个欠款的老板,居然让徐连生说得心花怒放。中午10点不到,却不让我们离开。还请我们到了当地一家知名饭馆,拿了最好的白酒招待我们。席间,两个人喝了高潮迭起,还推杯换盏称了“兄弟”。未出饭馆,两脚有点打晃的老板,叫手下的会计,把2万现金交到徐连生手上,并吩咐一句:下次,你来,我欢迎你!
后来,我打算买两条好烟,感谢徐连生对我的帮助。因为,他这个人平时帮人,一般都要买东西谢他。但奇怪,那次从泰兴回来后,我向他提起这件事,没想到,他竟然摇头:“小事一桩,不必挂齿。”
我在想,他是不是以后有什么事,想求我?一晃,两个多月过去。一天,我又被科里派驻东北大连,这一呆就是大半年。
再后来,到了1991年我离彻底离开了企业。那时,单位已经不怎么景气了。等我在外面打拼6年,再回到老家,企业已经半死不活。一次,我在天生港火柴厂的西大门,碰到了徐连生。他说话比较费力,声音也少了中气。
见我不解,他告诉我,自己心脏、两个肺叶都不好。他比我只大了一岁,我看他说话有点喘气,呼吸也费力,站在一边,真为他感到心疼。他说,企业经济严重滑坡,厂房等都抵给银行了,连药费报销都没有着落,自己也快到阴间报到了。我不相信,过去他这么一个开朗活泼,平时没病没灾,体格健壮的男人,怎么一下变到这种地步?
我安慰他:不要紧的,或许熬过这段时间,你就没事了。他苦笑:过一天算一天吧。其实,他老婆还是天生港一家职工医院的护士。他说:“我老婆也这样安慰我,劝我不要多想,但我清楚自己的身体。下次,还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再见上一面呢。”
我从袋里掏出两张大票,递给他,让他自己买点东西。被他挡回:“不必了,过去,我们也算难兄难弟了!听别人说,这些年,你在外面打拼,不容易,也很辛苦。”
那次分手,我们再没有见面。果然,他没有能熬过当年的春节。等我从海南回来知道这个消息,他已经离世一个多月了。那年,他应该是53岁。
我明白,至今,自己还欠他一份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