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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生活在圈子的世界。 圈子有大小之分,雅俗之别。40年来,我的生活圈、交际圈、娱乐圈有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我称之为“升级”,它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呢? 生活圈大了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每个人都有生活的圈子。1978年之前,我跟谁在一起,常常要听安排。 那时,我是新海公社杨舍13队的社员。生产队一共200多亩地,33户,男女老幼共133人,能挑重担的“男劳力”全队不到20人,我是其中之一。那时,我一天能挣12个工分,折合人民币不到0.4元。 农业集体化,我们的生活圈也基本固定化。每天,全队社员在200多亩耕地上劳作。 乡村虽然消息闭塞,我还是听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1978年10月6日,我通过高考走进了扬州师范学院,生活圈一下子扩大了。我所在的中文系3班,只有我来自海安。乡音不同,爱好有异,但大家相处融洽,经常交流,其乐融融。生活圈子大了,人生态度也有了改变。 在求知欲强,思想活跃的大学生中间生活,我就像初夏的麦子,每天都在走向成熟。 1982年,我被分配到墩头中学,1985年调进南莫中学,1996年进入海中。每一步,既是我工作岗位的变动,也是我生活圈子的扩大、思想水平的提升。特别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我调进县城后,儿子随我就读。从海中考入南航,又获得了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30岁出头,就在武汉某科技集团评上了高级工程师。我们在武汉买了两套房,我的生活圈已经扩大到了外省。 交际圈广了 跟许多人一样,我不喜欢孤独,乐于交际。但是,40年前,我的生活圈太小,经常打交道的,除了左邻右舍,就是亲友或学友。 1978年秋天,我到扬州上学。排了长队买汽车票,车站为了防止有人插队,安排专人维持秩序。到扬州后,想打电话给在老家的妈妈报平安,但全大队只有一部手摇电话安装在杨舍双代店。我先请接线员接通海安再接通杨舍双代店,托顾客带口信到13队,向母亲报了平安。有一句歌词“朋友多了路好走”。扬州海安,常来常往,为了这条线路的通畅,我的交际圈扩大到了汽车站和商店的人员。 在扬州,我的交际圈扩大了,此后,参加工作,交际圈又进一步扩大。进入新世纪后,互联网进入寻常百姓家。2015年,我写的《赏旧照话“四清”》在《海安日报》发表,文中提到程鸿仪在海安开展“四清”运动,远在武汉的陈教授从网上看到后,如遇故人,竟然联系到我,邀我到他家中做客,把他的著作《寻找理性的足迹》赠予我。 有了互联网,天涯成咫尺。更让我想不到的是,我写的《抗战时期的陈泰运与税警团》《海安境内的“野三旅”》《海安奇士韩国磐》等文发表后,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梁茂林专程到海安跟我交流,寻找贵州籍国民党中将陈泰运的史料。野三旅旅长张星炳的女儿远在美国看到我的文章,加了我的微信。特别让我难忘的是韩国磐的女儿、卓有建树的韩旻教授,女婿周海光教授,以及他们的儿子科技部国家科技专家库专家周迪先生,一家三口来海安寻根,他们特意先跟我联系,并赠送我厦门特产和韩国磐著作。 科技进步拉近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随着个人交际圈的变广,我不得不感叹网络的神奇,这40年的变化之大! “娱乐圈”变了 40年前,我最喜爱的娱乐方式是看露天电影。 看露天电影,大多是在小学操场或生产队晒场上。《地道战》《南征北战》等片子反复放映,其余的电影内容我记不清了。不过,等待着放映员到来的焦急心情依然记忆犹新。 看电影,人人参与,大概算不得“娱乐圈”。改革开放后,经济日益繁荣,人们文化娱乐生活越来越丰富。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多层次、多内涵的文化娱乐活动已全面走进海安百姓的生活。节假日,逛公园、去游乐场、进博物馆、出门旅游成为了很多家庭休闲娱乐的项目。各种艺术节、文化节、展览会等不断呈现,广场文化、社区文化、校园文化和企业文化等群体性文体活动也蓬勃开展。 穿衣戴帽,各有所好。同好者相聚,成了我的“娱乐圈”。 严格地讲,40年前,我也娱乐,但没有“娱乐圈“。调进县城后,我从收藏中找乐趣,有了“藏友”的小圈子。1978年,我收藏的书籍资料不超过50册,2018年,我收藏的书籍资料不少于5000册。因为收藏,我与经营旧书的钱玉山尽享交流之乐,并发表了相关文章《旧书情结》,与“忠东集邮文献收藏室”共赏藏品,也发表了相关文章。我还是陆帮存老人的常客,老人集报剪报70年,他的那些资料给了我很大的乐趣。 收藏,旅游,都需要经济支撑,改革开放之初,我囊中羞涩,这种美事想都不敢想。如今,我游览了国内许多著名的风景区,还跟妻子一起办了护照,准备出国看看。而娱乐方式变化,不仅是人们的物质条件在变化,还有着精神世界的巨大变化。 人们常说,生活的圈子,决定一个人成长的高度。想提升自己,就要提升圈子的档次。但是,单凭个人努力,没有社会的进步,能行吗? 要知道,你的圈子你只掌握一半,另一半得感谢伟大的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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