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 “留宿朋友家中坠亡，父母索赔36万”？

南通亲子鉴定

昨日，一则法治新闻引发不少网友关注。据正义网报道，“20岁的小伙张林来北京找工作，借住在朋友易某出租屋。当晚，两人饮酒之后，张林不慎从楼上坠落身亡。事后，张林父母以未能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为由，将易某及出租房屋的物业公司等人告上法庭，并提出36万余元的赔偿请求。”对于张林父母的做法，不少网友斥之为“讹钱”，你怎么看？

            

                        

                                    要点速读               
      在很多人看来，法官的和稀泥逻辑在许多案件中广泛存在，造成了“好人难当”正在成为社会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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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不是所有判决都是和稀泥。“好意施惠”在一些情况下不可以免责，这是有道理的。
  
                         
• 不让“好人难当”很重要，但是其他的法律原则也很重要，不能偏废。司法不能够以舆论为准绳，司法只能坚持以法律为准绳。
                                         
  

               
                           

                        

                网友一边倒骂家属讹钱，背景是“好人难当”正在成为社会共识

“死哪讹哪。”“想让人与人之间更冷漠吗？”“无数让人心寒的事实和判决告诉我们：好人不能做，这也是道德不断刷新底线的重要因素。”“好心的事不能干了哦！给朋友做饭吃，可能会让他噎死；给他酒喝，也可能会喝死；总之，风险无处不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没朋友！”

以上是这条新闻下面的高赞评论。

这样的情形其实不难理解。在大多数人看来，张林不管是物业声称的“故意跳楼”还是喝酒后不慎坠楼身亡，都是已经作为成年人的他自己的问题，怎么能怪到别人身上呢？尤其易某是好意招待他，不仅没得到报答，还惹上这么倒霉的事情，难怪许多人斥责张林家属是“恩将仇报”、“讹钱”。

而网友们之所以那么激动，是因为常识和直觉告诉大家，死者的家属提出的赔偿请求，可能会得到法官的支持。

从法官的视角来看，棘手的问题在于，他需要直面家属，而摆在面前的是一条人命。俗话说，“人死为大”，人一小伙子就这么死在你家里了，你总得负些责任，否则对方家属岂肯善罢甘休？这样的逻辑，在司法的实际运作中，是大量存在的，所以有了大量被视为“和稀泥”的判决。

典型的一个案例是去年底的郑州“劝阻吸烟案”——河南郑州的一位医生在小区电梯里劝阻一位抽烟的老人，引发了争执。事后，老人情绪激动，心脏病发作离世。家属将该医生告上法庭，要求40余万元的赔偿。而法院一审判决该医生补偿老人家属1.5万元。此后舆情汹涌，到二审时，法院才改判医生无须补偿。

去年还有一个与这次“借宿坠楼案”相似的案子，“女子心情不好做客朋友家跳楼，朋友被判赔8万”——25岁的陈先生邀请被领导批评、情绪低落的朋友芳芳来家中做客，芳芳应邀前来，就在陈先生到厨房准备水果时，本来坐在客厅的芳芳突然从客厅窗户坠下五楼身亡。法庭审理后认为，虽然芳芳的死和陈先生无直接关系，但陈先生仍应当承担20%的次要责任，支付死者父母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8万余元。法官的理由是——陈先生明知对方情绪低落，更应承担注意义务。

这个判决被大量法学从业人员批评，认为法官过高要求了陈先生的注意义务，因为陈先生不是心理专家，也不具备心理相关的专业能力，怎么可能注意到芳芳有无自杀倾向？如果法官要求普通人也有这方面的注意义务，那就麻烦了——每个普通人，时时刻刻都要瞪大眼睛看着周围人会不会突然自杀，那我只能选择不当好人，甚至不跟人打交道。

在很多人看来，正因为法官的类似逻辑在许多案件中广泛存在，才造成了“好人难当”正在成为社会共识。人们不敢去扶老人，不敢见义勇为，现在连基本的人际交往也担惊受怕。对此现状，人们是非常忧虑的，难怪这个“借宿坠楼案”会得到高度关注。

然而，回到案件本身，张林父母的索赔要求，真的是毫无道理的吗？

“好意施惠”并不能作为免除法律责任的理由，作为共同饮酒人，死者朋友的责任是需要认真探讨的

在网友看来，本案最让人愤慨之处在于，易某夫妇是好意让死者留宿的，而死者之所以坠亡，完全是自己的原因，在这样的情况下，尤其不该让易某夫妇负上责任。有网友表示，易某夫妇的行为用法律术语来表示叫“好意施惠”，并表示对于“好意施惠”，民法上有明确说明，“无需担责”。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就知道了：行人A在路边招手想搭便车，驾车者B欣然邀请A上车同行，但开到一半的时候，因为车辆故障导致交通事故，A身受重伤，这样的情况下，B是否应该对A进行赔偿？想必答案是明确的，即便两人间不存在合同关系，车辆所有人B也应该对A负有安全保障义务。所以说“好意施惠无须担责”的说法是不能够成立的。

“搭便车”行为对于施惠方来说存在安全义务

事实上，好意施惠行为本身并不具有法律意义，也并不与责任和义务必然的联系在一起。只有当施惠者在施惠过程中未适当履行其应尽的保护义务，致使受惠者遭受损害，从而引起相应的民事责任，好意施惠才在法律领域中产生意义。

换言之，施惠者是有可能对受惠者具有保护义务的，但好意施惠这个行为对于“义务有多大”，“过失有多大”，会产生影响。

通常来说，施惠者对受惠者负有的是一般注意义务，该注意义务“以一般人在通常情况下是否能够注意为标准”。比如上述的例子，B是车辆主人，应该注意到自己的车辆存在什么隐患；又比如因为关系好、喜欢小动物主动帮邻居代管宠物，结果不慎出意外死了。这种情形是一般人都应该能够避免的，因此施惠者即便本意是想做好事，也必须得承担责任。

但如果是一般人做不到的注意义务，施惠者就不应该负有责任了。去年有一个经典案例：一个老人苏老太好心送了几根香蕉给女孩小覃，小覃又将其中一根香蕉转送给了她的小伙伴婷婷，婷婷吃香蕉时不慎吸入气管导致窒息死亡，结果婷婷家人将苏老太和小覃爷爷告上法院，索赔73.8万元。一审法院作出了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二审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很明显，苏老太作为施惠者，是没有办法预见并防止悲剧出现的，她显然不该承担责任。

回到本次的“借宿坠楼案”，应该是哪种情形呢？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舆论之所以一边倒地认为易某夫妇不该负责，最主要的理由在于，死者张林作为成年人，不管是“不慎”还是故意跳楼，基本上是自己造成的，这是与前述搭便车出车祸案例的根本区别——这话没错，此案法官必定会判张林“自身应承担主要责任”。问题在于，一旦认定死者是自己“作死”，很多网友就压根不想讨论易某夫妇和物业是否存在次要责任。但对于法官来说，这个问题是必须考虑的。

在这个案件中，作为好意施惠者，易某存在两重身份是需要考虑到的。

其一，易某是房屋的主人，他是否负有对张林的安全义务呢？我国《侵权责任法》第37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注意，这里未规定私人场所的占有人或管理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按理说易某是不该承担责任的。

但是，这种情形在法理上市存在争议的：有的学者主张，应该将该义务扩大到私人场所；有的提出，随着社会交往方式和人们观念的变化，涉及私人场所安全保障义务的纠纷会越来越多，对此应予以规范，使法官有法可依，也可引导私人场所的主人尽到相关注意义务；有的则主张，从现阶段我国国情看，私人场所暂时不应列入。（杨垠红《论不动产权利人之作为义务》）

从司法实践来看，判处房屋管理人承担责任的案例是存在的。比如某个案例是这样的，四川市民李延西帮邻居魏本东留宿客人，结果客人魏来国意外从二楼坠下死亡，经法院审理，认定魏本东和李延西在安排住宿时均有一定过错，分别承担20%和10%的赔偿责任。与北京“借宿坠楼案”不同之处在于，四川这起案子中的房屋是存在明确安全隐患的（未装栏杆），但值得注意的是，李延西是提前告知了客人这个隐患的，但他依然要承担部分赔偿责任。

而北京的“借宿坠楼案”，可能是存在安全隐患的（窗户设计不合理，窗户底部距离屋内地面仅有30厘米左右），但这应该是房屋建设者或物业的责任，易某夫妇不应该为此承担责任，所以大多数网友会觉得，易某夫妇并非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还是那句话，“张林是自己作死，怪不得他人。”

但是，易某还有另外一重身份，共同饮酒人。在张林坠楼之前，两人共同饮酒，张林是在醉酒后才坠楼的。

共同饮酒人基于感情上的熟悉和彼此的信赖相聚饮酒，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亲密关系。根据邻人规则理论，“一个人作为或者不作为时应当考虑受自己行为直接、紧密影响之人的利益”，同饮者应当相互之间负有适当的注意义务。再者，由饮酒这一先行行为引起后来的醉酒危险状态，共饮人本身就负有一定的作为义务，比如提醒、劝阻照顾、通知家人、护送等，如果共饮人未尽到上述义务，导致其他共饮人遭受损害，则会因不作为而承担侵权责任。（李珍珠、陈艳《共同饮酒人的情谊侵权赔偿责任》）

在“一人醉驾，同饮有责”已经逐渐成为社会共识的背景下，易某作为张林显而易见的共同饮酒人，是否尽到了足够的义务呢？这完全是值得探讨的。尽管窗户的安全隐患不来自于易某夫妇，但毕竟确实是存在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把张林家属的索赔要求简单称之为“讹钱”，笔者认为并不合适。

“好人难当”问题是应该解决，但人们应该意识到，司法过程中的其他重要原则也应该得到尊重

“借宿坠楼案”的舆论现状，反映出网友们渴望“法律应该鼓励人们做出正确的行为”，这个愿望毫无疑问是应该受到尊重，也是法律工作者应当去努力实现的，事实上很多人也正在做。

前面提到的“香蕉致死案”就是个典型代表，判决书中有一句话备受法律工作者的赞赏——“法律应当鼓励民事主体积极地展开社会交往，未成年人间无明显安全隐患的食物分享行为不能认定有过错。”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程新文还就此进行了展开，“这个判决很好地宣传和弘扬了互帮互助、团结友善的良好道德风尚，值得肯定。在处理类似案件时，不能和稀泥，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要理直气壮地弘扬积极的道德观。要通过判决说理，清晰地传达我们这个社会支持什么，反对什么，赞扬什么，唾弃什么，不仅要让民众明是非，而且要知善恶、辨美丑。”

“劝阻吸烟案”的二审判决也体现了这一点，二审判决书提到，“杨某在整个过程中，情绪相对比较冷静、克制；二人只有语言交流，无拉扯行为，无肢体冲突。”这样一个理性而冷静的行为，怎么能因为“双方都无过错”而“各大五十大板”呢？一审判决杨某负有补偿责任，必定会对社会风气构成坏的影响。

也正是基于此，正在制定的民法典拟为公平责任原则适用范围戴上金箍，原先是“可根据实际情况双方分担损失”，现在改为“可依照法律的规定双方分担损失”，如此一来，有望避免公平责任原则的滥用。甚至，有很多学者试图从根本上否定公平责任原则，认为“公平责任并不体现公平或正义价值，它所追求的损失分担乃是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功利主义目标，体现的是效率价值。然而，公平责任在进行损失分担时，所引发的社会成本十分高昂，应当通过商业保险或社会保险的方式进行损失分担。”（余小伟《“公平责任”是否“公平”》）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法律若纯以“弘扬正气”为出发点，也会招来问题。

比如同样是去年引发热议的一个案子：北京孙老太去搀扶在电梯摔倒的李某及孙女，结果人没有帮到，老太自己却受伤胸椎骨折，法院判决李某“承担侵权责任，赔偿原告孙女士医疗费等各项损失共计2.6万余元”，这个判决的本意也是“不让好人吃亏，鼓励见义勇为精神”，结果事件传播过程中却变成了“你以为不扶老太就没事了？老太还可以来扶你”，判决备受争议。

事实上，目前网友舆论对待社会事件的判断，往往出于直觉，很多看法是有偏差的。实际上，正确的判决往往是复杂的，反直觉的，反多数舆论的。法律中有很多原则，普通老百姓不能充分理解，但实际上是很重要的。

典型代表是“无过错责任”。大家可能还记得“占道暴走团”，去年7月8日，山东临沂一“暴走团”占据主路内侧车道行走，一辆出租车从后方撞入人群，致1死2伤。当时很多人痛斥这些大妈影响交通，是自己找撞，认为出租车司机不该负任何责任。网友情绪可以理解，但从法律角度的来看，这类事件必须尊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奉行的“无过错责任”。理由就在于，机动车和行人是不对等的。机动车驾驶员要遵守驾驶方面的各种规定，而且机动车本身就是危险源，所以驾驶员本身就有高度注意的义务。另外，机动车相对行人，碰撞后遭受的损害程度不可等量齐观。在这种情况下，出于对行人生命权的保护，提升驾驶者的责任是合适的做法。

再比如名噪一时的“老虎咬人案”，很多人秉持“赵女士自己作死应该自己担责”的强烈观念，但是法律界人士普遍倾向动物园该承担责任，认为野生动物园观光是一项高风险活动，项目的经营者应该自己消化固有风险， 不能单边主义自己赚钱却把经营风险推给社会买单， 绝对不允许以“无过错” 为抗辩来逃避转嫁这些固有风险。

这里存在一个普通人和专业人士“法感”区别的问题。如前法律人沈彬所说，法律作为定分止争的严密的社会机制，有时会超越普通人的“正义的直觉”；微博知名用户Kevin律师也表示，“法律科学精密复杂，像一台经过校准的天平，有时候从非专业的角度，好像于情于理都说得通，但在法律面前，就未必妥当。”

总而言之，不让“好人难当”很重要，但是其他法律原则也很重要。司法不能够以舆论为准绳，司法只能坚持以法律为准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