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之道：从中国金融开放到美国税改，全球资本流向何处？

何桂芬

如果说中国的金融开放是大爆炸，那么美国税改是另外一个大爆炸。
中国打扫完房子，筑好维护金融安全的堤坝后，对外资大开金融投资准入之门，以此吸引国际金融资本流入。美国则试图通过降低企业税以吸引国外的产业资本回流，同时通过降低海外囤积的利润回流的税率，鼓励美国企业将海外囤积的2.6万亿美元的利润汇回美国。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国央行向市场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而如今以美联储为首的各国央行又开始逐渐回收流动性，收紧利率政策。有意无意间，各国对国际资本流入的竞争逐渐进入白热化阶段。
12月2日和11月16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通过了各自版本的税改法案，两个版本目前尚存在一些分歧，但减税规模都在1.4万亿美元左右、企业税率都将降低到20%，待分歧消除并形成最终版本后将再次提交两院投票，投票通过后将交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生效。乐观预计，特朗普最快可能在今年年内签署税改法案。
此前的11月10日，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表示，中国将向外国投资者开放中资金融机构的控股权。具体来看，中国决定将单个或多个外国投资者直接或间接投资证券、基金管理、期货公司的投资比例限制放宽至51%，上述措施实施三年后，投资比例不受限制；将取消对中资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单一持股不超过20%、合计持股不超过25%的持股比例限制，实施内外一致的银行业股权投资比例规则；三年后将单个或多个外国投资者投资设立经营人身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的投资比例放宽至51%，五年后投资比例不受限制。
中美殊途同归？
逐利的资本，流向能产生更高利润的地方。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郑超愚告诉澎湃新闻，最终决定国际资本流向的是当前经济复苏进程和长期经济增长前景的国际差异。国际投资收益率是由国际利差和汇率变动共同形成的，而投资收益率背后是经济复苏进程和经济增长前景。
中国和美国分别是目前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体量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这也意味着是能够给资本提供最多投资回报率的地方。
今年三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率为6.8%，同期美国GDP年化环比增长率为3.3%。中美两国的经济增速的差距在缩小。
郑超愚认为，从2014年起，中国与美国的快车道与快车道角色发生变化，并且形成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不断减缓而美国经济增长速度能够恢复到危机前水平这样的共识，相应地，出现了人民币贬值、国内资本外流和美元升值、国际资本回流的现象。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就给美国经济定下了3%的增长目标。甚至在美国经济尚复苏迟缓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卢卡斯等人就提出所谓4％解决方案，宣扬在他们不同于奥巴马政府的政策措施支持下，美国GDP增长速度能够达到4% ，这也反映出相当一部分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对美国经济增长前景的乐观预期。
此次税改政策正是美国经济实现其3%增长目标的应有之义。
与此同时，已经实现30年高速增长的中国对经济增长速度不像前些年那样执着。“保8”早已成为历史。中国实行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期获得更高的经济增长质量，对经济增长速度不再特别看重。
郑超愚认为，美国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与里根时期的供给学派政策类似，即虽无凯恩斯主义政策之名，却行凯思斯主义政策之实：一方面货币政策升息，吸引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入。加息本来是紧缩政策，但由于加息吸引了国际资本的流入，反而产生了扩张的作用。另一方面，财政政策上实行减税，此举得以在长期改善供给效率之前，直接发挥赤字财政的刺激作用。
为了尽快实现资本和投资流入，同时促进商品货物流出、销往国外，除了货币政策和税收政策之外，特朗普政府实际上还实行了带保护主义色彩的投资贸易政策。这一点从特朗普政府近期正式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就可见一斑。
郑超愚认为，为增强国际竞争力，特别是应对美元升值的负面影响，美国政府釆取直接行政干预的贸易保护政策、间接汇率贬值的减税降成本政策和提升生产率的加速技术进步政策，行政、经济与技术措施三箭齐发，长短配合。
而中国方面，降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也在做。如何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融资成本、税费成本、社保缴费成本等都成为了当前相关部门的关注重点。美国税改或能倒逼上述降成本的举措尽快落地。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跨国资本流动还是跨国贸易，双赢或多赢都是其中一个最值得选择的选项。作为全球经济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之间的有效竞争或能提升各自的营商环境、企业的生产效率。在这个时候，重启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的谈判变得尤为重要。中美BIT谈判已经历时9年、近30论谈判，至今无果。而仅从中国宣布金融开放的时间表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对于BIT谈判的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