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南通邱新祥 于 2017-4-22 21:27 编辑
中国青年报，报道过首家中央级媒体《中华新闻报》停办进入破产的一些情况。其实，我与一些“难兄苦妹”，早在1996年，就经历了类似风暴。当年，我们从业的报社牌子小，远远不及中央级大报的影响。不过，报纸虽有大小级别之分，其实操作起来，付出的精力，可能也差不到哪里。
我读了这篇报道，有点感触。但觉得正常。我们是一个由市场经济主导的社会。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一些电子报刊的出现，面对一家纸质媒体的消亡，也应平静对待。
当年报社撤销，我来说说“难兄苦妹”的分流实况（旧文） 作者：邱新祥
《南通工人报》停刊是在1996年，距现在13年了。那时，我们一帮人在那里混得正得意时，没有想到这个报社，有一天被上级部门通知撤销。所谓撤销就是彻底关门，对外永远不再开门了。开始，我们同事中有几个缺乏磨练的女同事，认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当证实这个消息是准确的，情绪都变得异常低落。
因为《南通工人报》不是企业（大约2000年始，国内报社体制改革，性质由此发生改变），虽然进来时间长短不一，可我们都是在这家报社工作。来之前，都与老总正儿八经签了聘用合同。主编鲍冬和与陈海德、耿晨。属最先过来的几个人（后都进了报社编制），我与吴银华、戴卫民、于某、孔令英、陆丽等，属后进的一拨人。
但我的情况还有点区别。1994年，我就在这家报社干了半年。后觉得进它的编制较难，加上外面做生意的潮水涌动着，吸引着我一颗不安分的心，便离开报社出去了。在四川、海南跑了一大圈，两年后回到了南通。
报社主编鲍冬和与我，早年就是哥儿们，最早在一个文学创作班上认识。想当年，我俩还他家三楼简陋的阳台上，挤在狭窄的矮桌边，喝着黄酒，就着一盆猪头肉，谈理想、谈文学、谈自己的创作。
回来后，我觉得社会上一些活儿，自己也干了不少。但干来干去，觉得在报社从业，这个工作还不错。平时坐在办公室里，写点小文章，挺适合自己。那时拉广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活儿。不过，我不怕，自己能吃苦，过去跑过推销、做过生意，脸皮厚，不怕磨，自我感觉，已经有了基础。
两种优势摆在这儿，我做起一些事来，尤其每月需要完成的指标任务，对我来说不是负担，干起来比其他同事轻松。
吴银华，原在南京一家报社干记者。老家如东人。回到南通，来到我们这里。他来了，时间不久，便向老总提议，为了扩大《南通工人报》的影响，办报一定要贴近老百姓。后经南通总工会领导批准，每周增加了四个版面，刊名为《百姓周刊》。
这个版块出来了，引起全市读者广泛关注。因为版面内容，与百姓贴得近，文字清新，记录的多是老百姓身边的事。就在我们几个人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时，上面一纸通知，我们只好忍痛割舍，不得不分手，各自寻找出路。
报社撤销，当时我们这些从业人员如何分流的？其实，我们后来的一批人，没有一个人找报社领导吵闹。报社属南通总工会主管，我们也没有找总工会领导诉苦。因为我们是后进报社的，订的也是聘用合同。这意味着，我们本来就不是正式员工。
不过，鲍冬和与我还是哥儿们，他觉得我在他手下比较能干，每个月的指标，轻轻松松都能超额完成，特别是报社成立5周年。我一个人，在短短的一个星期，就提前完成了任务。
开始，鲍冬和把经营一块交给了于某负责，此人，年纪比我大，嘴皮会忽悠，但实际操作能力并不怎样。5周年报庆，原来没有细分行业。大家可以跑任何一个行业。结果，我一个星期跑下来，远远超过其他同事，
老于就开会，再作调整。我受的影响最大。我跑的范围最大，整个市区几乎都跑遍了。
5周年报庆，也就一阵子，干完了这个活儿。平时工作，还得靠自己写作与经营揉和的功夫。吴银华拉我写《百姓周刊》的稿子。我也很愿意。因为自己喜欢这个版面。
主编鲍冬和，曾在报社全体人员会议上，对我个人业绩作了肯定。叫大家向我学习。其实，我也没有什么特别优秀之处。只不过，我这个人不怕吃苦，舍得投入脑细胞。他在会上，拿着手中的小手机，在空中扬着：“到年底，如果邱新祥还能保持超额完成任务，报社奖他一部手机。”
那时，这种手机连机带号，得6000元以上。那时，我们多数人，还在使用BB机，高级一点的用中文BB机。我当然希望自己，早日武装这个高端通信设备。他甚至还私下许诺过我，等有了新的进人指标，把我搞到报社的编制里。
有段时间，他总跑北京国家新闻出版署。听他说，也是为了把我们这个报社，由行业报能转换成社会报，不过跑了多次，一直没有成效。他对我的许诺，兴许还对其他同事作过许诺，但在中宣部与国家新闻出版署对全国报刊整顿的通知下，这一切的一切，都彻底破灭。
鲍冬和、陈海德、耿晨。这些最老的人，已经进了报社编制（鲍冬和人事关系后又转到市总工会，目前负责《南通工人》杂志，并兼北京《工人日报》驻南通记者站的负责人）。前些日子，他的女儿出嫁，在酒席上他告诉我，自己没有几年也快退休了。早点回去，忙忙碌碌大半辈子，也该清净下来，在家享福了。
戴卫民到报社时间不长，但是通过南通总工会前任主席戈雪芬的关系，从本地一家制药总厂调进的。最老的几个人，加上戴卫民，都由总工会出面分流了。陈海德办理了提前退休手续，戴卫民与耿晨，则转到了南通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局。
我们后来的一拨人（除戴卫民），都自己把自己分流了。这里，将我知道的 “难兄苦妹”自己分流自己的情况，大致介绍一下。
吴银华又去了南京一家报社，后回来才进了本地的《江海晚报》。我先到了南通日报，那时，原新闻部主任陈毅贤正在组建广告总公司，需要一批能写稿，又具经营头脑的人才。那时，南通日报也打出了醒目广告，到处招揽这方面的人才。
去报名考试的人，也不少，有四五十人。《南通工人报》被撤销，他当然知道。他对我说了一句：你干过这一行，不需要考直接来吧。
但也仅干了3个月，一次，陈毅贤身边一个副手，未经本人同意，中断我已订好的客户合同，要我让给一个同行。一气之下，我与这个副手闹了一场。再说收入，还不及过去在《南通工人报》的一半。我适应不了这里的用人与报酬机制，很快离开了。
老于领着孔令英，去了《经济早报》，老于全面负责该报在南通的工作，孔令英当了广告部的负责人。也就干了两年吧，与南京总部领导有了矛盾，他们又转向南京的《江南时报》。不过，这家报社要求老于预先得投资。在本地要安排办公地点，添置办公用具，还要负责从业人员的工资。
老于说服了本地一家印刷厂的老板，由他投资，使这个工作运转起来。不过干了3年多，估计还是经营不善，亏本了，最后两人都离开了。
孔令英回来后，自己又到当地一所电大充电。之前，在《江南时报》，由单位出面，也统一考了记者证。一年调整后，自己开办了一个小学生课外培训班。开始没有经验，仅来了附近五六个孩子。孩子少，也得坚持。熬了一年多，总算熬出了头。去年，我与她碰面。她告诉我，现在，孩子不光有附近的，远处的家长也慕名找她。辅导语文、作文，但重点已放在小孩普通话训练方面。
她老家在哈尔滨动力区，普遍话很标准。因为小孩多，一个人吃不消，但家长还是愿意把孩子，留在她的培训班上。暑假、寒假特别忙。应该说，孔令英从报社出来，彻底改行，干得还是比较成功的。
陆丽出来后，先跟着老于干。主要拉广告。由于写作基础欠缺，以拉硬广告为主。这样，制约了个人发展。因为要做个优秀的广告人，除了扎实的文字基础，会策划、会创意，对一些行业要比较熟悉，还必须掌握必要的专业知识。
后来她也开了一个小公司，经营棉纱。五六年前，自己买了部小车。偶尔也能捕捉到一些小广告，拿到报社刊发。有时，还拿到我们这里发稿。一个人悄悄来，悄悄去，好像忙得也蛮开心。
至于我，我在新华网博客园地，为自己介绍得够多了。我这个人，天生就是一个不安分的命。从来不靠权势、不拍马屁，也痛恨社会上一些歪门邪道，对官场一些钻营投机丑态，更为鄙视。凭自己能力干活、靠付出自己汗水与心血，支撑自己的家庭。
我常常在想，现在一些记者、编辑，把这个证那个证的看得很重。但真正干起活儿，并不怎么样。我身边，原来有个毕业于南京大学的小伙子，前年为了考个记者证，被人点拨后，带了“小抄”（现成标准答案）到考场，居然轻松地“抄”过了关。还有一个在南通广播电台的女孩，也是以这种方式，“抄”过了关，拿到了记者证。
不过，小伙子与那个女孩，由于实际能力够不上，据朋友讲，小伙子离开了我们这里，挂靠在《新民晚报》南通编辑部，做点小分类广告。那个女孩脑子算清醒，彻底改了行。离开单位后，代理经营外地的一种新药。
老于那个人，我多少年没有见到他了。我也不愿打听他的消息。因为很多年前，名流家具城的李洪新老板，打电话找我问罪。原来，在老于负责经济早报时，开办初期，由于资金困难，通过孔令英出面，请我找了李老板，在他那里搞了一批办公桌椅。当时，也说好替李老板的家具大卖场，免费刊发几篇展示“形象”的文章，以此抵消这笔费用。
李老板把情况告诉我，我才知道，老于拿了人家桌椅，却没有替他好好刊发文章。据他算下来，还欠4000多元。
我当时就骂自己：混蛋，谁叫你吃饱了撑的，揽了这件事，你，活该！
2009年9月22日星期二 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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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4-22 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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