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吴宓、陈寅恪与“精神之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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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 h1 X1 n( w3 O近日，葛兆光先生将其纪念晚清民国以来知名学者的二三十篇随笔结集为新书《余音》，涉及沈曾植、王国维、陈寅恪、顾颉刚、吴宓、潘光旦、周一良、杨联陞、黄仁宇等十六位已故学人。本文摘自书中《吾侪所学关天意——读〈吴宓与陈寅恪〉》一篇，由澎湃新闻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授权发布。标题为编者所加。
吴宓先生的女公子吴学昭用父亲的日记、书信，为吴宓与陈寅恪长达半个世纪的交往写了这本《吴宓与陈寅恪》，书不厚，只172页，列为“清华文丛之一”。近水楼台的缘故，我先读了校样。不知为什么，读第一遍时，觉得对吴、陈始终一生的友谊，学者的迂与痴，晚年的悲剧，以及此书所披露的珍贵史料，都大有可说，但读第二遍时，感慨虽多却仿佛无话可说了。“飞扬颇恨人情薄，寥落终怜吾道孤”（《悲感》，载《吴宓诗集》九卷），吴宓诗中这“吾道孤”三字，似乎便已说尽了吴宓、陈寅恪这两位学者的一生际遇、半生凄清。
当然，“吾道孤”的“道”应该进一步分疏。吴宓、陈寅恪虽然不是冲决一切的激烈先进，却也绝非抱残守阙的旧式鸿儒。依吴宓的介绍，陈寅恪并不是时下想象的埋头书斋的考据家，而像洞察幽微、知晓天下事的卧龙式人物，“不但学问渊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3—4页）。据吴宓自述，吴宓也不仅是一个热心各种社会事务的学者，而且是一个极有责任感的文人。“每念国家危亡荼苦情形，神魂俱碎”（18页），何况他们在欧美留学多年，又亲历过20世纪之初的风云变幻，所以，他们心目中的“道”大约不会是旧式文人“致君尧舜上”的入世抱负或“怅然吟式微”的出世理想。
在我看来，这“道”仿佛现在所说安身立命的“终极意义”，换句话说，即人为什么生存、如何生存的“精神血脉”。正是在这一点上，吴、陈等人与时不同，也与人不同。时下讨论“终极意义”的文章很多，常常把这个“the ultimate meaning”（终极意义）当作一个抽象概念，但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生存与否”却并非一个虚玄渺茫的“玄谈”，而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探问人生终极意义并非书斋谈资而是拯世实需，因为价值系统解体所留下来的意义危机，已经导致了当时人实实在在的困惑，文化人突然发现思想已经失去了对心灵的抚慰作用，于是，寻觅“道”之所在，便是各式各样思潮的共同注目处，吴宓、陈寅恪也概莫能外。
在本书第9页至13页上，吴宓记载陈寅恪1919年末在哈佛“纵论中西印文化”的谈话应该特别注意，其中陈氏说到：
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垓，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
显然，这里所说的“精神之学问”便是吴宓、陈寅恪所谓的“道”。在他们看来，中国古代“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现代“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希慕富贵，其不肯用力学问之意”，都是一种希图速见成效的方法，用古代的话说是揠苗助长，用现代的话讲是急用先学。一旦“境遇学理，略有变迁，则其技不复能用，所谓最实用者，乃适成为最不实用”（9页），即使是在危机四伏、亟待复兴的时代，也不可忽视“精神之学问”，因为“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得”（10页）。于是，吴宓以其《学衡》，“欲植立中心，取得一贯之精神及信仰”（62页），陈寅恪以其学术，昭示他们的别一种拯溺觉世之“道”，一则为中国人重建终极意义的根基，一则为自己寻觅安身立命的归宿。
0 A( c3 D4 Q, w' ]1 I不能否认白璧德（Irving Babbitt）、穆尔（Paul Elmer More）的人文主义对他们有影响，吴宓是白璧德、穆尔的学生，始终认定人文主义理想“综合古今东西的文化传统，是超国界的”（21页）。陈寅恪在哈佛期间，也曾由吴宓介绍与白璧德多有交往，而白璧德也对张海、楼光来、汤用彤、陈寅恪及吴宓“期望至殷”（22页）。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思想的根深蒂固处实际更多来自理学中不断追寻心性自觉与精神提升的一路，所谓“中体西用”的“体”似乎便是以此为核心精神。这便是陈寅恪称韩愈为“不世出之人杰”，奠定“谈心说性兼能济世安民”的新儒学基础（《论韩愈》，载《金明馆丛稿初编》288页），称朱熹为中国的阿奎那（Saint　Thomas　Aquinas），赞扬他“其功至不可没”（11页）并极力表彰天水一朝文化的原因所在。
) }& a1 R. r! C; H4 N$ [1 v  W5 E2 c可以与此相对照的是胡适，胡适等人受杜威（John　Dewey）影响固然是不争的事实，但杜威哲学中“保存和不抛弃人类所已取得的价值的真正保守精神”却在他们的挪用中被轻轻淡忘，而“实用主义”一词在普天的实用思潮中，又逐渐消失了哲学意味而成了工具主义或操作技巧，这背后似乎有着很浓重的、与理学判然殊途的“经世致用”实学传统背景，也有着当时危急时代需要迅速变革社会、追求富强的焦虑心情。于是，杜威关于“后果而不是先在条件提供了意义与真实性”的名言，实际在20年代中国起了一个衔接古代实学传统与近代实用思潮的黏合剂作用。同样留学美国，同样引进西潮，两大支流竟各执一端，南辕北辙。
! n& v) s) d7 e3 k+ R后来情势的变迁不必多说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思潮大势，实在与吴宓、陈寅恪们太背“道”而驰，“实用”倚“师夷之长技”思想之传统，挟科学主义之威势，借西学诸子之阐扬，靠救亡背景之胁迫，迅速蔓延为“主义”、为“思潮”。“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们似乎都把注意力放在了具体、有效上，现实的有利无利成了价值的尺度，短视的好取恶舍成了行为的准则，对于永久的、超越的价值的信仰却以“不切世用”而无人问津。于是，吴宓也罢，陈寅恪也罢，只好独坐书斋，以学术研究继续寻觅他们理想中的“道”。昔日孔子所谓“郁郁乎文哉”的追怀早已是一枕幽梦，今时人文主义的理想之“道”也早已荒草丛生，在那杳无人迹的小路上彳亍而行者实在寥寥，吴宓诗云：“世弃方知真理贵，情多独叹此生休。”（《失眠一首》，载《吴宓诗集》卷十一）陈寅恪诗云：“世外文章归自媚，灯前啼笑已成尘”（《红楼梦新谈题词》，4页），似乎早就透出“吾道孤”的悲凉，此生也休，来生也休，真理固贵，但在鲜有人问时便成了暗途之珠，世外文章，世内人作，不能媚俗，便只能归于自媚自娱，在书斋孤灯下，在考论文章中，我们便只见到两个孤独的学者的背影。

葛兆光：吴宓、陈寅恪与“精神之学问”

《余音: 学术史随笔选 1992—2015》，葛兆光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