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青年过年记｜年轻人的“新桃”和父母辈的“旧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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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边是亲情、逼婚和对“年味”的执着，一边是独立、女权和对直男癌的声讨，在临近春节的时候回家，总觉得像是一个游走在两个不同世界的个体，身上或许背负着缝合所谓两个世界的能耐与责任，又或许只是同一个世界被撕开后留下的一小道疤痕。这种显而易见的断裂感在近些年来随着社交网络和自媒体的迅速发展，更是被无限放大，人们虽说已经逐渐意识到网络舆论的作用，但其实各自的生活方式也已经多少被网络所左右。
. z# F+ q: }( M过年事实上让所有过去一年在作为“发声场”的互联网所列举出来的社会矛盾问题一时间集中放大出来。之所以说这些问题只是被“列举”出来，是因为更多的人只想着如何抛出一个足以引起共鸣的话题作为“热点”，也因为这样的一种想法而使得这些话题或问题只能停留在情绪宣泄和意见站队之上。诸如家庭内部的代际沟通问题，婚姻的自主选择与“顾全大局”问题，关公战秦琼一般的“女权癌”与“直男癌”问题，“城市中产”与“小镇男女”的价值观差异等问题，在春节期间被细化并且现实还原为父母与子女的矛盾，“我”与亲戚们的明争暗斗，七大姑八大姨对“我”择偶标准的指指点点……当然需要说明并且稍微庆幸的是，由于自己家庭稍带有点“独特性”，我这个春节所面临的问题并没有网上大伙儿吐槽的那般严重，然而即便如此，在回乡的这短短十来天中，我依然充分感受到了这种由于价值观差异所带来的“断裂感”。
首先是外部环境所致。我的家乡汕头是我国的经济特区之一，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发展状况并不像其他经济特区一般理想。近来的“创文”活动开展得风风火火，市容市貌一时间有所改观，但这座城市依然处在传统与现代的交叉路口，并且依然难以抉择前进方向。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提及汕头或说潮汕地区，人们往往会批评这个地方保守的生活习惯，尤其是针对女性的不公待遇，她们被认为只能呆在家里相夫教子，甚至背负着过量的生育压力；但另一方面，潮汕女性的“贤惠”与“贤妻良母”形象又不停地成为在外赚取名声的招牌——人们往往愿意择善去恶，却有意无意忽视了这两者间存在着以家庭或婚姻关系为纽带的关联。经过这么多年的观察，潮汕地区表现出来的既落后保守又积极进取的矛盾面貌其实更像是一个死结，是一个自始至终给我提供一种无可奈何的“断裂感”的地方。这种断裂感随着在北京的学习生活比对，以及对手机依赖程度的加深，更是越发明显。回到家后，即便没有来自家人的太多的压力，许多细节依然提醒着我：自己的身上已经贴上了一层陌生人的标签。
+ Q% i, x$ i5 t! t) s: R, t8 I面对着上述提到的那种以婚姻以及家庭甚至大家族关系为纽带的矛盾联结，一部分人开始想办法突破这种传统与现代的死结，哪怕他们做出举动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有什么意义。至少在我的老家，“大年大节”的仪式感压力已经开始与“一代人一代事”的心态产生正面交锋。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个地方所具有的那种无处不在的矛盾断裂感再一次在这场正面交锋中被摆在台面上，原先“大年大节”的仪式感显得更加积极进取，而“一代人一代事”反倒是在老一辈人年岁压力下所作出的消极妥协。不过正是不断的妥协使得我们这些背负着两个“世界”、两种价值观的后辈们寻觅到可以喘息的机会。
7 H: d! R$ |, ~作为一个潮汕大家族的一员，尽管自小在城市长大，大学也是在北京度过，但依然要随同父母一起面对多少显得繁重的种种节日与祭日的仪式任务。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在我家的祖屋大厅，五张八仙桌一字排开，桌上堆满逢年过节准备的食物，烧着的香火烟雾缭绕，烛火不停扭着腰燃烧着，烧纸钱的桶里满是灰烬。但随着老一辈人的相继离世或逐渐老去，“改革”的呼声逐渐盖过了大操大办的念头，八仙桌到今年为止只剩下两三张，进出大宅子的远近亲戚们少了一半以上，大家的手脚也变得麻利。整个大年三十的祭祀活动节奏非常快，两个小时过后已经是人去宅空。
祖辈父辈的嘴里开始出现“年轻人们不会弄这些了”的惆怅话语，而作为“年轻人们”，我们却又懒得在有关逢年过节的仪式问题上过多表态，反倒是继续操心着各自手机屏幕里跳出来的贺岁档电影、逼婚问题、买房问题以及“一个亿”的红包。这或许可以理解为汕头的“传统与现代”、“农村与城市”的矛盾联结问题，但其实也只是其中的一种表现而已。回家的这段时间，我遇到的另外一个经典的问题模式是：“出去了还回来吗？”
我的父亲从农村来到城市，并站稳了脚跟，上班买房，娶妻生子，他自认为这已经是他在地理范围所能达到的人生极限了，并且以他为标准要求我要到更大的地方去，因为父亲的存在意义就是作为儿子的超越对象。我总会将他的这种期许同所谓的“弑父”联系起来，但又会尝试着用一种打游戏的心态去付诸实践。在父亲看来，我所要做到的是照着他的路径重新开一个档，我需要复制他的成功路线，只不过我的难度等级更大：他是从农村到城市，而我是从小城市到大城市，或者说是从小地方到大地方——后者的难度不仅在于大城市的门槛问题，也在于大城市或大地方的指向，它们指向着的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地理范畴，不仅仅是一个地点，而是一个涵盖着面子、世俗标准的成功、阶级上升、理想生活乃至自我价值实现的难以捕捉的概念。
6 L$ R& Y1 w6 p2 [) c% |6 _在“出去了还回来吗”这样的问题背后，我倾向于将提问的亲戚长辈们的出发点理解为他们对自身取得的成就与秉持的观念的试探。事实上他们多少会针对每个不同的年轻人设定一个模糊但又死板的答案模板，会暗自揣度哪些人适合“出去了不回来”，哪些人只能灰溜溜地回到“小城市”汕头。他们会根据每个人的答复调整汕头的城市定位，进而达到关心后辈为表、自我认同为里的询问。类似的情况同样出现在婚姻问题和生育问题的盘问之上，甚至出现在月收入和五险一金的有无上。
  H) n+ w3 |: b+ ?) h3 q作为一个为数不多的、目前还在北京读研究生的后辈，我能做的就是和父母先达成共识，表明自己会在可见的将来坚持一条注定冷清的学术道路，优先选择深造；在这样一个大共识的基础上，我们共同应对着逢年过节远近亲戚们的询问所带来的压力。然而能够像我一样获得共识基础的同龄人或许数量并不是很多，并且，即便能够获得大共识，也不免在小问题上和父母意见相左。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那样，这些细小问题或者大局问题的争执会在大过年被放大，原本零敲碎打的日常生活变成了一片片符合平日舆论场上争吵的热点议题，进而在互联网的宣泄中被继续放大。
' ~8 h3 k/ `; i在讨论韩寒的贺岁档电影《乘风破浪》主题歌所引发的“直男癌”大战“田园女权”事件时，我曾经写下一段文字表达了一种担忧，即担心所谓的“直男癌”和“女权”成为了可以蹭的热点，并且就此定型，由此但凡涉及女权、平权的事件都会被割裂为一波波的“热点”，你方蹭罢我接着蹭，而热点背后本应该串联在一起形成有效的公共讨论的事件则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掉。最终，这些本足以推动社会舆论往一个新方向发展的讨论变成了逐利工具和宣泄对象，失去了它本应承担的革新责任。对过年、亲戚以及婚恋问题的吐槽同样有彻底成为情绪宣泄工具和逐利工具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的危险之处在于过年背后是简单却又复杂的家庭问题，一种风气的形成往往会对一定范围的伦理观念产生影响，如果只有戾气和叹气，而缺乏了思考和解决问题的动力，那么可能造成的恶性结果无论对谁来说都是一种卸不下来的负担。
+ S* Y5 n1 J8 L% S2 T, n8 b; \# Y" X而在网上所目睹的“过年回家”，以及自己回汕所亲历的“过年回家”之外，我又突然意识到，在这种可能的失效背后，还有一层价值观的断裂与对立问题，断裂与对立推动着这种失效的发生，而舆论本职的失效又称为价值观进一步断裂与对立的催化剂。人们只知道区分立场，塑造让自己满意的“政治正确”，而忽略了问题的解决不在于强迫对方认同自己的价值判断标准，对立是不可能被迅速消灭的，你不能逼迫自己的父母去认同自己的一切价值观念，你也不可能取消自己的人格独立转而信奉父母定下的条条框框，不仅是在这一个礼拜或者数十天的假期而是长期要做的，是在明确固然存在的价值对立的前提下，不断地妥协并且劝说对方妥协。
说起来当然很轻松，但就像汕头的“创文”行动一样，市容市貌一时易改，心里的文暂时难创。一切妥协与共识都是长期的零敲碎打积累起来的，你不可能让所有长辈都停止无厘头的逼婚、催生，也不可能让他们停止对你的人生规划作出的“忍不住的关怀”。身处在一个充满着矛盾联结的地方，过年时节不仅需要身体在农村与城市之间往返，思考方式也要在“大地方”和“小地方”之间切换。套用近来挺热门的一个词，这其实是生活方式的切换。其实我也挺厌倦在所谓的“大年大节”进行看似无意义却又不得不进行的博弈与算计，并且目的只是为了自己能够“清静”一点，然而有时候退一步想，大概父母也曾经像我一样不停地在让步妥协的博弈中与他们的父母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比如他们在“城市”的生活方式得到了来自“农村”的父母的认同，他们在消极妥协中得到了“一代人一代事”的默许从而释放了些许节日仪式的压力……这大概是一个永远不会停止的过程。
大年初一当天，人们还在为前一天晚会的小品吵得不可开交，微博上刷出北京大学官方微博推送的消息，配的诗文是王安石的《元日》，只不过随着时代变迁，并且因为习俗关系，爆竹声和屠苏酒我都没感受到，也不知年轻人们的“新桃”和父母辈的“旧符”该如何平稳地换。我们的确处在一个不错的时代，但糟糕的是，我们的时代快得有点让人没法好好思考，很多问题成了悬置的摆设，生活不再是生活，倒像是拙劣的装置艺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