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会不会又是一个中国科幻电影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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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6年，中国电影票房这列狂奔的列车终于慢了下来。2016年，期许中的中国科幻电影旗舰大作仍然没有出现。中国科幻迷等啊等啊，直到各种奇形怪状的贺岁片挂出大幅海报，才恍然发现，我们又等了一年。2017年，会不会又是一个“中国科幻电影元年”？
带着这个问题，《不存在日报》采访了三个人——电影研究者凤凰、科幻文学研究者宇镭、科幻作家韩松。看完本文，你可能会大概知道自己还要等多久，以及等得来等不来、要不要接着等、是不是已经等过了而你不知道等等哲学问题的答案。
本文来自“不存在”微信公众号（id：non-exist-FAA），经授权转载。
Part 1. 对话凤凰
凤凰，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硕士，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师从戴锦华教授，电影研究者，资深科幻、奇幻爱好者。
作为一个浅资历影迷，每次和凤凰同学聊天都让我有悚然之感。对于电影和电影产业，他总有专业而深度的洞见。多年前，我与他认识的契机来自一个奇幻文学主题的豆瓣小组。对于科幻、奇幻文学，凤凰是多年的爱好者。而“2017年还是中国科幻元年”这个观点，也来自于他。
高小山：不久之前，某一次我没参加的饭局上，听说你抛出了一个观点，就是明年（2017年）又是中国科幻电影的元年。
凤凰：这其实是吃饭时开的一个玩笑。因为从2014、2015年，就不断有人说“科幻电影元年”这个概念。一直到现在，中国也没有一部“旗舰级”的科幻电影出现。像《三体》这个项目在今年（2016年）经历了那么多辗转，现在似乎也不是很乐观。而其他的电影项目虽然立项的很多，但目前还没看到一部从体量、制作团队上能让人眼前一亮的。所以“科幻元年”这个说法看来还适用于2017年。 你们圈内人可以认为它有点自嘲的意味。

2017年，会不会又是一个中国科幻电影元年？

这张图说不定明年还能再用一次
高小山：但总和前几年有一些不同吧？比如2016年又有了一个雨果奖。
凤凰：当然。郝景芳获得雨果奖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昨天我在电影院刚刚看到了郝景芳和几位奥运冠军一起，为奥迪拍摄的片前广告。这印证了商业资本已经肯定了雨果奖的价值。
其实《北京折叠》获奖是一个“出口转内销”的过程。郝景芳的作品基于中国社会，在中国创作后获得国际奖项，但最终返回国内，获得更大的象征资本，在国内被运作成一个文化事件，甚至被真正的资本所青睐。而在国外，一个中国作家获得雨果奖中短篇奖，是一个很小的事情，雨果奖本身也是一个影响力只限于类型文学粉丝，主流影响非常有限的奖项。

2017年，会不会又是一个中国科幻电影元年？

科幻雨果奖在世界主流文学界也只是一场小众的狂欢（来源：thehugoawards.org）
高小山：也加上这两年小狗门闹得那么凶，让这个奖受到了不少质疑。雨果奖在整个国际文坛上的影响力，如果对位的话，在整个电影界相当于什么？我们的金鸡百花奖么？
凤凰：哈哈，也许和金马奖差不多。如果从权力结构的角度来看，估计雨果奖还比不上。
高小山：我的同事兔子瞧和糖匪去了Worldcon 74。听他们的描述，其实科幻文学在英语文学界里仍然是一个非常类型、非常亚文化的分支。但科幻电影可不是这个状况。这是为什么？
凤凰：其实科幻电影在更早的时候属于B级片、cult片领域。它在美国跃升为主流文化，经历了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其中有非常多的历史因素作用，绝不仅是文学界和电影产业的力量。比如库布里克与阿瑟·克拉克合作的《2001太空漫游》，出现在美苏的太空竞赛的时代背景下，拍摄一年后就发生了阿波罗登月。一部科幻电影在美苏争霸的世界结构里，起到了远超一部电影的作用。
“高概念电影”在1970年代的兴起，拯救了低迷的美国电影工业，同时也将好莱坞在世界上的地位进一步巩固。而科幻电影也正是在这个时代逐渐走入主流，从B级片、cult片与惊悚片的范畴中逐渐A级化。
《星球大战》和《回到未来》都是重要的系列作品。从此，全世界只有好莱坞这样和华尔街金融资本合作的发达工业体系，可以支撑如此大制作的电影。而欧洲电影的生存空间就只剩下艺术电影和本土趣味的小成本商业片。偶尔，我们能看到押井守与波兰合作的《阿瓦隆》这种大片，为了拍它的战争场景波兰甚至调用了军队。可见其他国家想拍一个与好莱坞等体量的科幻电影，是一件多么浩大的工程。

2017年，会不会又是一个中国科幻电影元年？

《星球大战5：帝国反击战》剧照

2017年，会不会又是一个中国科幻电影元年？

押井守在波兰拍摄的赛博朋克主题科幻片《阿瓦隆》剧照
从中国电影市场1994年到2000年的每年“10部引进大片”开始，中国观众接触到了美国好莱坞电影。90年代，虽然商业院线的票房极其冷清，但大量的录像带、VCD、影碟租借和录像厅放映系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电影生态。在这个生态里，中国观众大量接触的“美国大片”，就是A级化之后的、美国好莱坞产出的科幻作品。它正好迎合了国人对于美国的认识——高科技、强大、富足，与最火爆、最庞大的电影形态。它实际上就是中国人文化想象中的美国梦。
高小山：所以“科幻电影元年”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一部对标好莱坞电影工业体系的超级科幻巨制么？听起来像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凤凰：也不是不可能完成。张艺谋的《长城》我还没看，但张艺谋、陈凯歌和冯小刚这个级别的导演，都运作过真正的“古装巨片”。这种超级巨大的投资，其实在近几年电影市场火爆的情况下，都很少复现。《英雄》的海外票房纪录直到现在仍未被打破。大体量的科幻制作，需要跨国资本撬动中国电影产业，同时也要不仅中国，而是全球票房才能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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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电影《英雄》剧照
而中国电影工业刚刚扩展到一个能消化超级大片的规模，2016年的增长又相对2015年停滞了，很多年初“保五争六”的乐观预期已经落空。这种预冷不仅对科幻电影，对于整个电影工业都是一个信号。很多大型的制作就不会出现，资方会选择更保险的、中小型的项目投资。
而中国的引进片政策，到2018年还会有一个巨大的变化。现有的34部分账片+30部批片的体制一定会发生变化。至于是更开放，还是会换一种国产片保护政策，现在都还不好说。这是一个国家层面的问题，远不是电影产业自身可以决定的，科幻片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到2018年的元旦以前，我们传统认为的“中国科幻电影元年”也就只有这一年的窗口期了。2018年会是什么样子，我们都不知道。至于这个元年，如果不是2017年的话，可能在这十几年内不会到来，也不是没有可能。
中国电影产业的变化速度太快了。前一个现象还没看清，后一个现象已经发生。我们就是处于这样一个飞速变化的代际里面。
高小山：如果不按照大工业体系的路数来呢？从我个人的观影经验来看，有时候大制作反而是科幻主题表达的桎梏。像《彗星来的那一夜》、《月球》、《雷管》这类科幻电影，反而在核心科幻迷的圈内比《独立日》这种所谓“科幻大片”的口碑更好一些。中国的“科幻元年”能否另辟蹊径地从中小成本、独立制作的道路上开始？比如First青年影展这种新锐电影集中的地方。
凤凰：我们在科幻领域，很难想象新作者第一篇处女作小说就得雨果奖吧。但你看张大磊的《八月》也是从你说的First青年影展出来的，一下就拿到了可以说是华语电影最高奖项的金马奖。所以你说的这个可能性也存在，但只能说很小很小。
《这个男人来自地球》、《彗星来的那一夜》和《恐怖游轮》这种小成本独立电影，某种程度上更像是剧本实验。对于导演本人来说，是进入更大体量电影制作的敲门砖。它既不在欧洲三大电影节这种艺术片的评价体系里，也不在主流商业电影的体系里。这类电影作品想成功，其实比大型商业片的难度更大。作品必须在许多维度上非常非常优秀，原创性非常高，同时具有作为文化产品和商业产品运作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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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片《雷管》是导演什恩·卡鲁斯首次执导的剧情长片，该片由他自己投资，并身兼编剧、导演、主演数职
低成本电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低成本，指的是拍摄成本低，同样成本能达到的效果还和制作环境的整体水准有关。如果低成本电影造成广泛的影响，也需要很高成本的宣发和文化产业运作。所以，如果真的有导演拍出低成本佳作，被万达、华谊这种大集团看中，运作成一个非常成功的标志性作品的话，同样可以成为“科幻元年”的标志性作品。但它的意义已经不是电影本身所承载的了。
高小山：很多行业内的人会担心，中国的科幻电影一再的缺位和质量不佳，最终会让观众对科幻失去热情和信心。
凤凰：这个倒是不用担心。首先，科幻已经沉淀出了成熟的受众群体。我们的科幻迷已经自己做出了《水滴》和《我的三体》这种非常棒的独立作品。这些爱好者和同人群体的狂热，超出了从业者的想象。同样，中国不同的亚文化群体也已经成熟了。影视、推理、二次元，这些亚文化群体都有很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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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壬制作的科幻短片《水滴》，已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圈内标杆
另外个人判断，民族主义在全球都在兴起，科学作为神圣性话语不被挑战的话，受众对于本土的科幻作品还会报以更大的期待。
高小山：说了这么多行业性的东西，我们还是回到科幻这个比较窄的语境里来。设想一下，标志着“中国科幻电影元年”到来的那部电影，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
凤凰：对中国当下的反思其实有很多，比如《人人都爱查尔斯》和《荒潮》。《三体》的难以运行，和文本本身的格局太过庞大也有一定关系——很多影迷看过作品就会明白，这样的大叙事，国产电影把握起来太过困难。适合电影化的科幻小说一定要有非常容易捕捉的科幻内核，同时文本格局不需要非常大，有中国自身特有的文化环境表达。
当下的中国其实有很多独有的文化生态，微博、天涯社区、SNS文化非常独特，在区域经济不平衡的情况下，电商、网络支付和高铁这种建设又达到了世界最发达的水平。这些元素都可以用科幻的方式进行结构性的夸张和变形，所以中国的科幻故事会非常有特点。
举个例子，《三体》最有魅力的是什么？是红案基地背后的冷战局势，是那些领导人批文所包含的前三十年的历史信息。这些既关于世界史、人类的现代逻辑，又与中国紧密相关乃至影响到今天的东西，能够以陌生的方式勾连起我们生长于斯的情感经验和文化脉络。能抓住这些特点结合科幻内核的作品，可能更容易找到电影市场上成功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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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内核+中国特有文化环境”试举例（来源：微博）
Part 2. 对话宇镭
宇镭，专业科幻研究者，科幻文学硕士，科学技术史博士，现在未来事务管理局任创作研究部编辑。作为国内最早几位专业的科幻文学研究人士，宇镭熟稔科幻文学的历史脉络，有丰富的阅读量与文学理论知识储备。在未来局的“科幻大师工作坊”中，常能给刚入门的创作者一些非常宝贵的创作指导。针对科幻文本本身的影视改编，以及中国科幻电影与本土科幻文学创作的联系，我对他做了下面的采访。
高小山：前两天你看了《长城》之后，听说打了个四星（5星满分）？
宇镭：如果抛开导演、演员和各种外界原因，《长城》的故事还是比较简洁有力的，特效和中国元素做得也不错。但从张艺谋作为导演调动的资源成本，以及各种外部条件来看，还是减到三星的，它仍然有些辜负我的期待。我觉得要迎合西方观众没有错，但是他在叙事中是通过做减法，而不是通过创造更有吸引力的东方文明的形式来实现这个目标，这一点做的不够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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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特·达蒙在《长城》里的信仰一跃，有点眼熟
从几十年前开始，中国的科幻奇幻作家们包括刘慈欣等在内，就一直尝试用幻想小说的形式去处理中国的历史文化，有过很多非常有趣有创意的点子，看过了那些再来对比《长城》，自然是有些失望的。
高小山：你个人如何定义“中国科幻电影元年”这个事情？
宇镭：有标志性的、划时代的作品出现。但这个现实来看并没有发生，不仅在科幻领域，在整个中国电影的环境下都没有。
很多概念是商业炒作的结果。现实条件是要做科幻电影，我们的整体行业运作都不够成熟。我们（未来事务管理局）与艺恩联合发布的《中国科幻电影白皮书》里也有写到，我们把科幻电影很多东西想得比较简单，许多在流程上必需的东西国内其实根本没人会做。对于电影市场也有一个误判，从现在来看2017年的院线票房增长也没有达到之前的预期。

2017年，会不会又是一个中国科幻电影元年？

未来事务管理局×艺恩发布《中国科幻电影白皮书》现场，对话科幻作家和好莱坞专业电影人
高小山：相对于电影，你更多的精力都放在国内科幻小说创作的研究上。2016年整体的作者状况怎么样？现在新作者的水平如何？我们简单做个对照，比如相比2006，十年前出道的那些科幻作家？
宇镭：上半年我一直在高校里忙别的事，新作品读得不多，从最近半年的情况看，因为外界资本的注入，很多全国范围内的大型科幻比赛办起来了，带动了许多人来写，有数量就有质量，很多写得好的作者还和文化公司签了约，科幻的大环境变化是很明显的。
至于作者水平变化这件事，其实不太好说，因为我们社会环境变化太大了，写的东西，评价标准都不同了。VR这种东西，在十年前刚出的《三体》里还是科幻，现在已经不是了。
如果真的直接比较新作者的新作品，整体的创作起点可以说比以前有所提高。一些之前写其他类型的人会尝试写一写科幻作品，也有专业的影视编剧加入科幻创作。现在新作者的创作起点，比以前的同龄人要高许多。特别是在网络时代长大的新一代年轻作者，成长的环境，接触的信息量比十年前都有巨大进步，因为科幻写作对信息的依赖程度比其他文学都要高。

2017年，会不会又是一个中国科幻电影元年？

科幻写作与信息革命的关系无需多言（图中人为威廉·吉布森，来源：io9）
高小山：现在科幻IP改编非常热，甚至你提到的，很多编剧正在尝试科幻创作。我知道有很多作者写作的目的之一就是进行影视剧的改编。你在引导新作者的时候，是不是要有意地让作品更视觉化，走更适合视觉作品的风格？
宇镭：除非作者本身有意愿，否则不会要求或者引导作者在创作中考虑影视改编和视觉效果方面的描述。首先作品必须是一个小说，而不是一个影视剧本。
如果作者本身就很有意愿，创作目的就是拍影视作品的话，我们也会加以一些引导。
高小山：像你现在主要的工作精力放在小说创作的工作坊，做一些新作者的辅导工作。我们现在的新作者现在最需要的方向是什么？
宇镭：首先，每个作者的情况是很不一样的，写作基础，文字功底，对科学科技的理解和科幻故事模式的掌握程度都有很大差别。有的已经是成名作者或编剧，写作的经验非常丰富，转型过来写科幻小说，我就希望他们对科学、前沿科技增加一些了解；而一些科幻迷出身的写作者则需要对讲述故事的能力进行系统的提高。
真要提一个最需要的方向的话，作者们共有的问题就是需要尽早确定自己的创作类型和风格。商业写作需要作者找到自己的风格，让读者能从一堆作品里辨认出来自己的能力。大刘和韩松的小说就算盖上名字我们也不会认错，没有固定风格的人是很容易被读者忘记的。科幻作者们是一群很好奇的人，常喜欢挑战不同的新领域，能在这个过程中保持自己的风格是很难的。
Part 3. 对话韩松
韩松，著名科幻作家，“中国科幻四大天王”之一，其他介绍多余。因为……把韩老师的简单履历和重要出版书目列出来，可能比采访本身还长。这是未来局局长小姬在一次电话采访韩松老师时，关于“科幻电影元年”观点的一个提问。韩老师的回答……我不说了你们自己看。
小姬：2016年是中国电影元年这个说法，您怎么看？
韩松：我今年（2016年）没看什么科幻电影啊，也没有听说有特别出色的作品出现。所以我不太知道。
我觉得《珊瑚岛上的死光》拍的非常好，那一年（1980）才应该是中国科幻电影元年啊。

2017年，会不会又是一个中国科幻电影元年？

2017年，会不会又是一个中国科幻电影元年？

《珊瑚岛上的死光》在1980年被拍成电影，由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
小姬：……您是第一个这么说的。为什么那一年是科幻电影元年？
韩松：一个标志性的作品，各方面符合我们想象中的科幻的概念。在我看来，这部作品在当年就具备了这些。奇观、科幻的核心元素、想象力和情节冲突，按照现在的标准来界定，它是一个非常标准的科幻电影。所以，那一年就可以称之为中国科幻电影元年了。
尾巴：守先待后
新年第一期《不存在日报》，是这样一篇深度分析，却又五味杂陈的文章，我也是没有想到。
三位受访者从不同角度切入，给中国科幻电影描绘了一幅复杂的图景。希望与可能性有，挑战与紧迫感则比以往更加强大。
正如同去年（啊，已经是去年了）11月，未来事务管理局与艺恩共同发布的《中国科幻影视行业白皮书》所分析，一部优秀科幻电影的成型，融合了文本创作、剧本改编、资本运作、拍摄、表演、特技与特效、后期制作与宣传发行等等复杂环节。看到科幻“IP热潮”，就认为只欠东风，是一种行业观察与分析的缺位，一种盲目乐观。
只是等待，“元年”只会继续遥远。不管是在未来的遥远，还是过去的遥远。1980年，已经是36，啊不，37年前了。所有中国科幻的相关从业者，吾辈理应奋起。
最后，2017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