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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口诛笔伐的“政治正确”,究竟遮蔽了什么?
政治正确体现了人类被强迫以自反性(reflexive)意识形态来思考事物,而这正是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征兆。3 S' W& ^: q$ k, k3 b) l2 t
最近,很多美国的大学以政治正确为名,禁止在校园内讨论争议性话题和提出带攻击性的观点。而另一方面,芝加哥大学基于大学教育应提倡思想自由的理念而发信给学生表示反对这种政治正确的风气,这封信传达了鼓励学生要理解事物背后的逻辑,而不是一味附和政治正确这种中立态度。而同一时间,特朗普在今年6月12日于佛罗里达州奥兰多一所同性恋酒吧所发生的枪击案之后,重提了他所谓的禁止穆斯林入境的政策。这样的举动当然被很多人视为政治不正确,但同时却有很多人藉恐袭频生的现况对政治正确这个概念口诛笔伐。然而,为何会出现对这论调肯定或否定的如此巨大情绪?在政治正确的压抑之下导致“被压抑之物的回归(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政治不正确变得其魅力倍增。同时间,言论上的禁止并不只让驱力反向于语言上的犯禁,其将转化为物理层面上的暴力。. J$ n; `4 f! C, ~/ i+ b; U5 h
诚然,政治正确和多元文化主义同样是在今天后意识形态的社会的意识形态体现,因为这样的一种要求对任何事物的“命名”作“去意识形态化”的企图恰恰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操作。然而有趣的是,刚刚诞辰160周年的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若仍然活着的话,他会认为,具宗教色彩的政治正确所要求对非我族类的包容和尊重的背后恰恰是,对他者最不尊重甚至是侮辱的无意识体现。同时,若要如芝加哥大学校长所言让学生学会了解事物的背景,我们必须知道政治正确如何掩盖现象的真正背景。 事实上,作为无意识操作的政治正确正迫使活在这个氛围的人无视构成在冷战结束后的种种恐袭发生的唯物条件,那就是具体的政治经济(political economy)的问题——西方的掠夺式经济结构。0 M: ^! |5 E1 c, M* |* }+ V3 }
政治正确的虚假逻辑 1 ?4 M/ c* _9 f0 |: M, S: x
首先,我们必须知道,政治正确体现了人类被强迫以自反性(reflexive)意识形态来思考事物,而这正是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征兆。自反性的特征是,笛卡尔式的主体(Cartesian Subject)总是以回归的方式被召唤出来,迫使人们不得不对一切事物进行怀疑,当中更包括对命名动作本身的怀疑。政治正确本身这个概念就是对某些弱势群体作重新命名,为了以示尊重及避免歧视,并通过使用最“中立”的字眼以防止冒犯任何人。简言之,就是对任何弱势群体的命名进行时刻的怀疑,并通过重新命名达至“中立”。在精神分析的框架下,这种“中立”其实是一种被弗洛伊德称为内在平衡(homeostasis)的状态,好让主体能保持对他者在想象上的安全距离。那么,政治正确暗示了以下一个真相,那就是被召唤的主体通过怀疑以往对他者的命名方式来与他者保持距离。, F* z; A; {& U8 [8 C
可想而知,在自反性的意识形态下,怀疑和内在平衡是一对互相支撑的概念。透过怀疑,主体才能免于直接触碰那个恐惧的未知之物或他者,使他者不会对自身造成太大的伤害。因此,这恰恰和它本来的主旨——不冒犯或歧视他者——颠倒过来。人们通过政治正确,即名义上的不冒犯他者来避免自身被他者所入侵。无怪乎欧洲国家很多时对纳粹主义的言论十分敏感,甚至成为刑责,背后的理由很大程度上是,这样才能使历史的受害者被放于一个和平及安全——非复仇者——的位置。但同时,那种基于政治经济而产生的种族张力却被遮蔽和无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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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口诛笔伐的“政治正确”,究竟遮蔽了什么?
双重否定的操作模式 ——“我这句话没有冒犯你的意思”2 g- t4 V" y7 F! s" x5 L
所以,政治正确本身存在的目的不外乎容许那些透过怀疑以往的命名形式来遮蔽主体和他者之间的张力。这个过程被弗洛伊德称为“双重否定”或否认(Die Verneinung),后来更被著名的法国哲学家伊波列特于拉康(Jacques Lacan)的《讲座一:弗洛伊德论技术的论文》中阐释其运作机制:/ i! O- F7 H0 V# m9 l$ z- P9 A, g
“我突然意识到在日常生活中常发生此情况 ——当我们要说:‘我没想以我正在说的话来侮辱你。’人们应该这句话翻译为‘我想侮辱你’。这样一种意图从不缺少。”
$ g/ A, L9 z- D$ D6 T& ?为什么一个本来只为了和他者保持距离的举动会被精神分析理论翻译为侮辱的意图?原因是人们在这个双重否定的过程中,第二次否定会把我们以往众多的否定的其中一个抽取出,并进行怀疑。而第一个否定本身本来就没有任何侮辱之意的,但若被第二次否定抽取出来,人们才把第一个命名本身判准为侵犯性。这正如黑格尔曾说过,邪恶正是存在于那只把四周看成邪恶的眼睛上。
) i. T# W7 F3 \2 w3 X; r& k* |在一般情况下,过往的众多命名如称呼黑人为“黑鬼”或白人为“鬼佬”甚至称狗为“狗”并没有让命名的人想过有否冒犯之意,而只有当这个命名涉及主体与他者产生的不对称关系时,才有可能让人们把第一个命名抽出来检视。前利物浦球星苏亚雷斯(Luiz Suarez)就曾因为在球场上称呼前曼联球员埃夫拉(Patrice Evra)为“Negro”而被英国足重罚,但苏亚雷斯就此表示对南美人来说“Negro”并没有冒犯之意。在此,苏亚雷斯对黑人的名命只存在于第一个否定的层面,而英国足总对他的论述的否定则存在于第二个否定的层面。只有当政治正确被操作时,“Negro”这个命名才不单单指向了一个族群,它同时指向了这个命名的形式具有歧视的意味。因此之故,是第二个否定带出了真正的歧视意味,正如一个小孩从不能知道触碰性器官是不道德的事,直到家长禁止他把手放在性器官上。歧视和冒犯的起源因此断然不是从第一个否定而来,而是从第二个否定所触发。精神分析在这里把原来颠倒的逻辑展示出来,即是侮辱之意是源起于对侮辱的意识,而非任何对某物的具体命名。那么,依此逻辑,英足总可能比苏亚雷斯更歧视黑人了,因为它正是那个常说“我的球员的说话不准有侮辱你的意思”的律法颁布者,这不就等于那个经常说“我说的话没有侮辱你的意思”的人吗?
9 y- d/ G) y5 f0 Q- x被遮蔽的唯物维度
- X( {' Y! U1 T) @* M# Z正如以上所言,只有当不对称的主体与客体关系出现时,这种自反性的状态才被触发。在政治正确的背后,这些不对称关系当然包括种族(有色人种/白人)或性别(女/男),但重点从来不是这些可见的关系本身,而是构成这些不对称的关系的最唯物条件。简言之,只有从唯物的维度调查才可以理解什么造成今天种种命名者和被命名者之间的不平等。可是,政治正确不单只是歧视的始作俑者,它甚至不容许人们能直面对歧视的根源。就以特朗普在恐袭后提出禁止穆斯林信徒入境为例,一旦这个案例被归纳为政治正确的议题,支持和反对特朗普立场的人就只能以如何名命穆斯林信徒作思考。要么以反对政治正确之名把穆斯林和恐怖分子画上等号;要么以政治正确之名把“我没有冒犯你的意思”传达给公众。
% P* D8 D! m$ G+ \. M然而,恐袭的真正构成条件却在这样的一种二元对立中被刻意遗忘了。试想想今天担当恐袭发动者之名的伊斯兰国(ISIS)的出现和美国发动两次波斯湾战争的关系,所有关于政治正不正确的论述都会变得多余。要知道,美国攻打伊拉克和指称伊拉克拥有大杀伤力武器都不是基于亨廷顿荒谬的文明冲突论,而是为了阻止伊拉克不以美元结算石油。当侯赛因政府被美国消灭后,其部下才成为伊斯兰国的骨干成员。这才导致大量难民偷渡到西方国家,并对社会造成经济压力和文化冲突。同时,美国过度地发行货币和借贷恰恰是其必须以军事力量来维持石油以美元结算的主要原因,但在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下,这些关于美元霸权的论述都只会淹没在该如何命名穆斯林信众的虚假二元对立中,而一切构成这些不平等关系的唯物和政治经济条件则却未被重视。) [+ E8 @, S# d, D* r* @0 A
被压抑之物的回归:西方社会逃不了的桎梏
( v. I2 }. C$ M$ d1 m很明显,西方今天在多元文化主义、恐惧政治、身份政治等意识形态主导下,政治正确所产生的桎梏只会更严重。可笑的是,还有以西方文化守护者和左派哲学家自居的学者认为,只要不介意说出一些种族或性别笑话就可摆脱这种政治正确的迷思。这种思维的问题在于,他们依然过度依附于“命名”(或以更哲学地说——“在场”)来化解问题,而不知道只要能动地在政治经济的维度上工作,问题自然会被解决。这也不能怪这些学者,他们之所以以为能通过一种“触碰他者”的命名来化解虚假的政治正确的想法,是因为他们往往不知道自身身处的社会位置只容许他们通过(学术)命名来解决问题。6 a4 {+ r( H" Y+ j4 U8 j, G4 b: v; C/ i
其实,一旦人民和群众能把握自己的生产条件来解放生产力,所有的种族冲突就会从主要矛盾下放为次要矛盾,因此只有生产和再生产才是解决一切病态逻辑的良药。正如弗洛伊德或拉康对驱力(Trieb)的设想一样,它只存在于不可被命名的真实界(the real),而生产力恰恰是不能被命名的驱力。若它能被引导到建设的位置上,虚假的命名就显得不再重要。因此弗洛伊德才会说:“精神健康的人,总是努力工作及爱人,只要能做到这两件事,其他的事就没有什么困难。”. _& _0 C1 J5 E6 R Y
政治正确这种西方意识形态既是一种对他者虚伪的冒犯动作,同时也是掩盖唯物条件的逻辑,反对或支持它都没有建设性的面向。面对这个死胡同,西方社会看来并没能力打破,而最后只会被政治正确所压抑而引致暴力的大爆发。政治正确所要求的却是把所有僭越他者的言论尽可能降至零,也就同时压抑了一切以言论或命名来冒犯他者的可能。因此,当驱力在命名的层面上被压抑得越厉害时,它的反作用力就越大——精神分析称这为被压抑之物的回归(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这驱使犯禁的欲望越来越大,这就是为什么,一旦有如特朗普这样一种走向这个意识形态反面的言论出现时,便会出现对这论调肯定或否定的巨大情绪,这情形正如在西方神权时代对教义的亵渎一样。政治不正确因此而将变得更有神秘性,也同使其魅力倍增。无怪乎在政治正确的压抑下,反移民的极右团体的暴力在西方社会越趋升级。因此之故,特朗普的言论并不是一种简单煽动群众的论述,它正是政治正确所暗示的真相——“我想侮辱你”。
+ r! e) m& a2 P' o" }; T, d作者:方武,清华大学哲学系博士,香港《01哲学》主编南通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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