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尔西特大逆转：俄国外交如何从反法转向联法

billy2000 · 发表于 2016-6-11 23:06

自18世纪末以来，俄法关系跌宕起伏。对于君主制的俄国来说，在法国革命前的很长时间里，法国是俄国最亲近的伙伴和盟友，是一个对俄国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国家。革命使俄法关系发生了急剧变化。俄国在路易十六被处死后中断了与法国的关系，法国从俄国的盟友变为可诅咒的敌人。18世纪末以来，俄国两次参加欧洲各国君主组成的反对革命法国的联盟。
但两国关系很快又好转了，其背景首先是执政府成立，后来是拿破仑上台。保罗一世曾评价拿破仑说：“他在干事。可以与他共事。”1800年春天，俄国与英国关系破裂，而与法国迅速接近。在面临或是同法国在欧洲进行战争，或是同英国在巴尔干和近东发生冲突的选择面前，保罗一世倾向于后者。他曾在俄国驻柏林公使克留德涅尔1801年1月28日的报告上批示：“至于同法国接近，我想是再好不过了——如果看到它跑到我这边来，而且是作为奥地利的敌人。”保罗一世的想法与后来在提尔西特实现的东西十分相似。
但1801年3月保罗一世被杀，使得俄再次改变了外交政策的方向。此后6年，俄国外交逐步从亲法转向反法。
反法的决策是如何产生的？
外交政策上的大幅变动与政府中不同派别的斗争有关。以外交大臣Н.П.鲁缅采夫、副大臣А.Б.库拉金和海军上将莫尔德维诺夫为首的部分官员持亲法立场。鲁缅采夫及其支持者主张实行“自由之手”政策，即尽量使俄国置身于欧洲冲突之外。他们认为，俄国应该避免同任何国家包括英国、法国、普鲁士或奥地利结盟，俄国的目标是与所有国家扩大商业关系。

Н.П.鲁缅采夫
另一种观点一如既往地认为，唯一正确的政策是与英国结盟反对拿破仑法国。这一派为首的是担任驻伦敦大使多年的С.Р.沃龙佐夫。
还有一派是以寡居的皇太后玛利亚?费奥多罗夫娜为代表，主张与普鲁士结盟。
从1801年至1804年的上半年，亚历山大一世及其青年朋友推行的是“自由之手”政策。但不久他们的热情逐渐转向了英国，结果是俄国参加第三次反法同盟，其主要目标是建立俄英在欧洲的统治地位。但这一政策未能成功，反法同盟在奥斯特里茨遭到拿破仑毁灭性打击。1805—1806年，俄国外交积极参与建立第四次反法同盟。1806年11月16日，俄国加入反法战争。引发此事的原因之一是法军入侵普鲁士，并在一天的两次战役（耶拿和奥尔施泰德）中击败普军。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跑到了柏林，法军直抵俄国边境。拿破仑虽然早就试图与俄国结盟，因为他认为俄国是能保证对英国实施大陆封锁的力量，但是为了能够在自己家门口分配胜利果实，法军尽量东进，迎头碰上正在波兰境内缓慢推进的数十万俄军。
1807年2月初，俄法军队在东普鲁士的普廖西什—艾劳（Прейсиш-Эйлау）交战，结果是双方损失相当。2月中旬，拿破仑向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建议和谈。亚历山大一世决定自己登上军事外交行动的舞台。他3月6日离开彼得堡，在巴登施坦（Бартенштейн）会见了普鲁士国王和据称对国王有很大影响力的王后路易莎。俄国和普鲁士君主对拿破仑的和平建议进行了仔细研究，最后决定予以拒绝。同时，俄普签订了新的协定，双方表示只要法军不退过莱茵河就绝不与拿破仑媾和。亚历山大试图以这一协定重新激活第四次反法同盟，但不论是英国、奥地利还是瑞典都没有做出响应。俄普只能继续在没有其他国家支持的情况下进行与法国的战争。
1807年5月，军事行动重新开始。亚历山大一世检阅了从俄国来的增援部队，似乎相信自己能够击败拿破仑。但在他周围，反对意见很强烈。很多人认为，俄国完全没有做好同拿破仑进行战争的准备，继续军事行动是毫无理性的，在已形成的条件下最好的出路是与法国重订和约。在弗里德兰战役前夕，亚历山大一世的兄弟康斯坦丁大公对他说：“如果你不想同法国媾和，那你就干脆给每个士兵一支上膛的枪，并命令他们对自己的前额开枪；你将得到的结果是最近的战役已经给了你的结果，它将不可避免地为战无不胜的法军完全敞开通向你的帝国的大门。”但亚历山大一世对此不予理会。
1807年6月2日（14日），俄军在弗里德兰战役中遭到惨败，死伤三四万人，占俄军统帅本尼格森所指挥部队的40%左右。俄军一直败退到提尔西特附近，而法军不再追击，让本尼格森渡过了涅曼河。拿破仑此举意在向亚历山大一世表示愿意进行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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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兰战役
俄法结盟何以可能？
亚历山大一世是在6月3日从本尼格森的报告中得知俄军惨败的消息的。本尼格森在报告中还提出，必须立即开始停战谈判。面对军事灾难，亚历山大一世只能同意进行谈判。他派出了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中将前往本尼格森担任谈判代表。此时，他甚至已经考虑到了比签订停战协定更进一步的可能性，因此授权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将军在法方提出要求的情况下，可以就缔结和约的问题进行谈判。他对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说：“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时必须考虑如何保全自己。”
本尼格森在得到沙皇认可后，授权П.И.巴格拉季昂将军向法军指挥部提议签订为期一个月的停战协定。果然，法国人对俄国人提出的停战建议立即表示赞同，并进一步提议开始和平谈判，因为拿破仑早就想同俄国缔结和约了。6月8日深夜，裘洛克（Дюрок）将军来到俄军总司令部向本尼格森表示，拿破仑希望的不仅是进行停战谈判，还要进行和平谈判。裘洛克将军还多次谈到，拿破仑真诚希望与亚历山大皇帝见面，但需要约定。
俄法停战谈判于6月7日开始。俄方谈判代表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中将一开始就声明，俄国任何时候都不会在有损于自己的条件基础上签订停战协定，他要求保持现有边界不变。法方代表贝尔蒂埃（Бертье）元帅表示对此不持反对态度，强调法国对俄国没有任何领土要求，但法方要求把普鲁士的格劳登茨、比劳、科尔堡这三个要塞划给法国。在第一天谈判结束时，贝尔蒂埃元帅正式建议不仅签订停战协定，而且缔结和平条约。
当天晚上，亚历山大一世了解了法国方面的和平条件。他在6月8日给本尼格森的信中表示：“不论是格劳登茨、比劳或科尔堡都不属于我。我不能同意交出这些要塞。”他同意在双方军队待在原先阵地的条件下签订为期一个月的停战协定，明确只有在签订停战协定之后才可能开始和平谈判。
6月9日签订了停战协定。作为战败者，俄国与战胜者法国签订的停战协定是完全符合俄国要求的：以涅曼河为两军分界线；法国同意与普鲁士签订停战协定；俄法双方尽快“就缔结两个伟大强国的最终和平并签约”确定全权代表。
而法国方面又进一步提出建议，即不仅媾和，还要结盟。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向亚历山大一世汇报，贝尔蒂埃让他相信，拿破仑不仅真诚希望和平，还想与俄国缔结同盟。贝尔蒂埃特别强调：“如果两国元首有可能相互解释清楚，那么在最短的时间里就能在最符合两大强国利益的情况下实现和平。”亚历山大一世对法国希望与俄国结盟的问题早有预料。此前他在给俄国谈判代表的补充指示中就已指出：“考虑到拿破仑表达的一些意见，我预计法国代表会提出与俄国这个大国结盟并神圣地履行将要达成的条约的问题。但我现在还看不到以结盟来完成两国接近的必要性，因为这看起来完全不是他们未来的利益所要求的，至少就他们现在的主张来说是这样。”“如果提出结盟的问题，那就这样回答：目前和约已经足够了，如果将来两个国家的利益有这个要求，可以巩固现在刚刚建立起来的联系。”但亚历山大一世最终未能拒绝拿破仑提出的签订同盟条约的要求。
6月10日，拿破仑批准了停战协定。在碰杯声中，拿破仑直接向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将军表示，他希望与亚历山大一世见面。在此之前，亚历山大一世作为权力无限的专制君主虽然统揽外交、确定战略方针，但其实施则由职业外交官负责。现在拿破仑要求进行两国元首的直接接触，亚历山大一世除了接受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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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一世
提尔西特的会见与条约
亚历山大一世做出了决定：与法国缔结和平条约，并探讨结盟的问题。6月11日，他指示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告诉他（拿破仑），这个法俄同盟一直是我们希望的目标，我确信，只有这个同盟能够保证世界的幸福和安宁。一个全新的体系应该取代那个在此以前存在的体系。我期待我们能够同拿破仑皇帝谈判成功，只是我们应该在没有中间人的情况下开始谈判。我们可以在几天内缔造巩固的和平。”
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回到提尔西特后，立即向贝尔蒂埃元帅通报了亚历山大一世的意见。当天，双方代表确定，两位皇帝于次日（13日）在涅曼河上进行会见。
1807年6月13日早上，在宁静的东普鲁士外省小城提尔西特的涅曼河上，亚历山大一世与拿破仑举行了历史性的会见。
两位皇帝第一次会见时，拿破仑建议亚历山大一世住到提尔西特，为此可把一半城市作为中立区。亚历山大一世表示同意。6月14日在木筏上举行了第二次会见，随后直到6月25日，他们每天在提尔西特会见，共进午餐、骑马、喝下午茶。在俄军遭受了弗里德兰失败之后，亚历山大一世找到了一种能使他在谈判中保持平等伙伴地位的短时间妥协的方式。
在谈判过程中，拿破仑为了达到与俄国结盟对付英国这个主要目的，经常在所讨论的问题上向亚历山大做出让步，包括东方问题。他们着重讨论的是领土问题和欧洲势力范围的划分。
在东方问题上保持现状，使俄国感到满意。亚历山大在给库拉金和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的补充指示中表示，出于很多重要的动机，他“不想让土耳其人被彻底挤出欧洲。奥斯曼帝国是如此衰弱和混乱，以至于俄国在这个方向上再也不会有一个危险的邻居了。因此，任何可能导致消灭这个帝国的改变，对于俄国来说都是不利的。”他坚决反对彻底瓜分奥斯曼帝国的土地。
亚历山大要求他的谈判代表提出东南欧的势力范围划分方案：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塞尔维亚归俄国，阿尔巴尼亚、达尔马齐亚、黑山的科托尔地区归法国。两大国应该相互承担义务，不干涉对方控制的领土范围内的事务。
更实质性的是中欧问题。拿破仑想灭了普鲁士，建议瓜分其在俄国与法国之间的土地。他在6月10日就通过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转交给亚历山大一个建议：把波兰东部土地连同东普鲁士一起“送给”俄国，将俄国的西部边界推进到维斯瓦河一线。亚历山大一世没有接受这个礼物，不仅是为了保护威廉三世的利益，更是因为意识到为了保持欧洲均势不能没有作为法国天敌的普鲁士。最后达成的妥协是：被肢解后的普鲁士可以独立存在，交换条件是在俄国西部成立一个法国庇护下的独立的华沙公国。
亚历山大一世与拿破仑谈判的中心是建立俄法同盟的问题。双方就结盟的条件进行了讨论。亚历山大一世对同盟持谨慎态度，曾竭力拖延签订一个可能束缚自己手脚的同盟条约，但最后还是做了妥协。
亚历山大一世与拿破仑讨论的所有问题的结果反映在俄法两国代表于6月25日签订的《俄法和平与友谊条约》和《俄法同盟条约》这两个文件中。
第一个条约确认了欧洲已形成的局面。亚历山大一世承认拿破仑是法国人的皇帝，拿破仑以战争方式得到的西欧所有领土和政治改变得到了确认。此外，划分了欧洲势力范围：西欧被认为是法国的“影响范围”，东欧则在俄国影响之下。有当代历史学家认为这个条约的签订“无疑是拿破仑外交的最大胜利”。从拿破仑的角度来看，应该是这样。但对于亚历山大一世来说，俄国并未因这个条约而遭受任何领土损失，反而得到了别洛斯托克地区；俄国得以保持了普鲁士的独立；俄国对东欧的影响得到了确认。这些事实至少不能被认为是俄国外交的失败。虽然法国仍保留了对东欧事务进行干预的权力：拿破仑被承认是协调俄土之间有争议问题的中间人；成立法国庇护下的华沙公国；秘密条款把伊奥尼亚群岛划归法国。但总的来说，根据提尔西特和约，战败的俄国得到的好处并不少于战胜的法国。
第二个条约则是另当别论的问题。同盟条约中包含对拿破仑的重大让步，但其内容主要是原则立场的表达，而非具体措施的确定。俄国外交尽量争取使用了含糊其辞的表达，使俄法同盟条约的文本存在某些理解上的模糊性，为日后俄国政府能够比较宽泛地解释自己承担的义务留下了余地。
如《俄法同盟条约》第一条规定，俄国不论是在陆上还是在海上，都将与法国采取共同行动反对任何与法国处于战争状态的欧洲强国。条约文本没有直接提到对英国采取军事行动的义务，甚至没有直接提到英国。这使得俄国有可能规避法国的立场并最终不与英国对抗。该条约的第二条规定，应根据每一具体情况达成协定，以确认各方为对付共同敌人应投入的力量以及这些力量应该采取行动的地点。实际情况是，在《俄法同盟条约》存续的1807—1812年间，没有确定任何采取行动的力量和地点，也没有达成任何军事协定。
《俄法同盟条约》的第四条对俄国而言比较严重。据此，亚历山大一世承担义务，向英国建议由自己作为英国与法国之间建立和平的仲裁人。如果英国同意媾和，它应该承认“所有大国的船只在海上享有同样的完全的独立性，并归还其自1805年以来从法国及其盟友那里夺取的一切”，拿破仑则将汉诺威归还英国；英国应在1807年11月1日前接受俄国斡旋。如果它拒绝和平，则俄国将在1807年12月1日后参加对英国的大陆封锁。这一条款损害了俄国贵族和商人的经济利益，因为俄国与英国的贸易联系重于法国。但是条约没有涉及中立的贸易，多少缓和了俄国参加大陆封锁将会带来的影响。尽管签订提尔西特条约之后法国外交竭力试图禁止中立贸易，但未能成功。俄国方面引用提尔西特的协议，强调那里没有提及中立贸易问题。
根据《俄法同盟条约》，法国承担了在俄国与奥斯曼帝国政府之间充当调停人的义务。双方同意就“把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所有省份（除康斯坦丁诺波利和鲁梅里亚省）从其蹂躏下解放出来”达成协议。但拿破仑将法国在此问题上可能做出的让步与俄国对英国的态度联系起来。
6月27日，在提尔西特的谈判结束了。清晨，两位皇帝互相向对方高级官员颁授了勋章，并满意地相约再见。欧洲似乎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局面。

提尔西特大逆转：俄国外交如何从反法转向联法

提尔西特会见
提尔西特大逆转
俄国在提尔西特实现了外交政策的根本转折：从反法转为联法。对于亚历山大一世而言，俄国立场的急剧转变是当时条件下的现实选择，与法国的新关系并非外交新精神的体现而只是暂时的权宜之计。显然，促使亚历山大一世在很短时间里急剧地从与法国对抗转向同法国结盟的主要原因，是弗里德兰战役的结果。亚历山大一世很清楚，在已形成的条件下，最好的策略，甚至最好的战略，就是忍耐。6月10日，亚历山大一世在同参加谈判的俄国全权代表、副外交大臣库拉金谈话时，明确地把已形成的局势，即军事失败的结果，视为与法国合作的主要依据。他对库拉金说：“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何自保是优先需要加以考虑的问题。在这里，除了国家福祉的思想之外，没有任何必须遵循的原则。”他还公正地提到，法国在战胜的情况下并没有要求重议俄国边界，“俄国光荣和幸运地走出了这次战争。俄国与之作战的那个国家在占尽优势的时候寻求我们的好感”。
对于俄国外交来说，提尔西特的成果在于，与强大的拿破仑法国的同盟加强了俄国在欧洲的地位，也满足了俄罗斯帝国利益的要求。在俄国外交史上，提尔西特和约具有特殊的意义，它蕴涵着俄国外交的一大特点，即现实主义，顺势而为，明知其只是权宜之计，但仍与“魔鬼”结盟。提尔西特条约之后，亚历山大一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与拿破仑的同盟只是改变了同他斗争的方式。为了能够获得自由喘息的时间并在这个宝贵的时间里增强我们的手段和力量，俄国需要这个同盟。……因此我们要机密从事，对我们的武装和准备不要声张，对我们心怀不满的那些东西不要公开反对……现在最重要的是，巩固同我们过去的盟友——首先是奥地利——的关系。”
此外，与法国结盟固然有摆脱困境的本能和追求帝国利益的本性等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但在客观上也与俄国在欧洲国际关系中的独特地位紧密联系，而这种地位又与其地缘政治条件直接相关。提尔西特的经验表明，在欧洲列强的博弈中，俄国是不可回避和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而俄国也完全可能以机会主义的态度随机应变，以出人意料的大逆转方式谋求自己的最大利益。100多年后，提尔西特的一幕历史性地重演，《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几乎是1807年提尔西特和约的翻版。
（本文选摘自《俄罗斯文明与外交》，姚海主编，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年5月。经出版社授权，澎湃新闻转载，现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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