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个半小时！这两个大师的终极思考，没有一处废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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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半小时！这两个大师的终极思考，没有一处废笔

《英雄广场》第三幕带妆彩排剧照
“林兆华戏剧邀请展”第三次请来了波兰导演陆帕的作品。今年的《英雄广场》和去年的《伐木》一样，同样是伯恩哈德的文学基础，同样是近五个小时的剧长。这部立陶宛国家剧院演出的新作，今年7月会亮相阿维尼翁戏剧节。虽然提前两个月来到中国，但对于大部分中国观众来说，《英雄广场》和《伐木》一样，并不构成买票的冲动。即便，剧作者伯恩斯坦是德语世界最重要的作家，而陆帕是欧陆剧场教父级的导演。
看完《英雄广场》后连续三天，对着电脑未能写下一字，试图在大众兴趣和专业解读间寻找平衡，并尝试过写下“花5个小时看一场立陶宛语戏剧是什么感受”的标题，最后痛苦地发现，这似乎正是《英雄广场》里人们所抨击并绝望的世界写照。精英文化正在被庸俗的大众文化取代，文化的大众土壤正在消失。如果用伯恩哈德式的经典句子：“国家注定是一个不断走向崩溃的造物，人民注定是卑劣和弱智……”
陆帕已经第七次改编伯恩哈德的作品，有评论形容，陆帕和伯恩哈德在精神上是一对长久失散后团圆的兄弟。但看起来，陆帕更像是伯恩哈德的知己。他们都意识到了人类精神世界的崩塌，因此选择不取悦观众，而只忠实于自己，去进行艺术思考和表达。
也因此，这注定不是一部大众的戏剧，但也一定会引发一部分人的共鸣。在中国首演后的研讨会似乎就是一种印证。中国的思想精英们以一种难得的纯粹姿态展开讨论，会议记录上思想的火光四溅。对于西方的剧场能够进行这样直抒胸臆的表达，对于别人的剧场美学已然达到这样的高度，这场会议充满了思考和艳羡。
画家兼作家陈丹青并没有表现得像很多人一样激动，只是用他一贯的高冷评价了这个演出：“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仍然需要通过别人的表达，说出我们未被说出的感觉，或者不能说，或者不敢说，或者不会说……我们永远在看别人表达他们的愤怒、绝望，而且在看的人，还是非常少数的。”
这也可以看做是《英雄广场》在中国演出精准的场景描述。
和《伐木》一样，《英雄广场》绝对不会是人人喜欢的戏剧。
从晚上7点半开场到午夜12点散场，演出共分成三幕，并且发生在一天之中。这一天，是犹太籍教授约瑟夫·舒斯特下葬的日子。这位在二战期间流亡国外，战后才得以返回维也纳的犹太学者，因无法忍受身边的种种，从英雄广场旁的家中跳窗自杀。剧中每一幕都是剧中人无所事事时的闲谈，关于对死者的追忆，也关于其他。几乎没有剧情，也没有太多舞台变化，演员们窃声私语的对话，撑起了整个4个半小时的时间。
困倦是大部分人不可抵抗的生理反应，尤其在不明状况并且长达一个半小时的第一幕。舞台上只看见两个女仆散漫并痛苦地追忆刚刚故去的教授，有一句没一句地讲述往事。其间，两人各自熨了三件衬衫、擦了几双鞋子。第二幕和第三幕也大致相似，只是追忆的人群变成了亲人和朋友。人数由两个变成了三个，最后是十个人的一次晚餐。

4个半小时！这两个大师的终极思考，没有一处废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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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广场》第三幕带妆彩排剧照
有不屑甚至不满是难免的，对作品无聊以及冗长的评判，也是合理的存在。但如果能进入其中，明白了一些创作者的心意，又产生了点共鸣，困倦就转而成为亢奋，四个半小时的观剧结束，作品的力量汹涌而来，强烈地摇晃着你的精神，如同身处战场炮火般的震动之中，几天过后，依然轰轰作响。
这是一场两个大师之间的精神切磋。在文学和戏剧双重层面上，《英雄广场》完成了一种两个英雄人物间惺惺相惜的双剑合璧。伯恩哈德和陆帕，是这部大师之作的共同完成者。70多岁的陆帕，在剧场的控制力上已经“随心所欲”，但他最后依然选择了一种困扰观众，却最妥帖并忠于伯恩哈德的方式，来揭开这个世界的真相。从某种程度来说，是伯恩哈德和陆帕共同并清醒地选择了“无聊”，来进行他们对艺术和人生的终极思考。而这种“无聊”的清醒性，正在于4个半小时的看似冗长，其实全无一处多余的废笔。
还是有必要先了解一下《英雄广场》的背景。
《英雄广场》是伯恩哈德生前最后的剧作，写于1988年。英雄广场是维也纳市中心的广场，也是最能勾起奥地利人二战伤痕的地方。剧情发生的50年前，希特勒曾率领德国军队出现在英雄广场上，奥地利民众“必胜”、“致敬”的欢呼声曾经此起彼伏。而全剧就发生在英雄广场边犹太籍教授约瑟夫·舒斯特的公寓里。伯恩哈德在剧本中，通过教授身边人在他下葬的这一天里的追忆，通过这个犹太知识分子家庭的困境，对祖国的现状发起了尖锐的抨击，并希望能引起对战争罪责的反思。
这部剧在公演前就因为剧本遭到围剿，媒体、某些政界人士，以及部分民众甚至要求取消剧作者的公民资格。公演在推迟了三周后，终于在1988年11月在维也纳城堡剧院上演。然而，演出还是掀起了巨大的舆论风暴，伯恩哈德和导演被加诸“自毁家园的辱国者”等罪名，甚至连当时的奥地利总统库特·瓦尔德海姆也不得不公开表示反对态度：“这个戏是对奥地利人民的粗暴的侮辱……”
《英雄广场》上演后几个月，伯恩哈德就因为肺病加重而去世。在陆帕看来，《英雄广场》引起的舆论和讨论批评，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托马斯·伯恩哈德的死亡。“他所谓的同胞批评他的程度，在他出版《英雄广场》以后，这个程度是非常恶劣和非常凶恶的”。
1989年2月，伯恩哈德在去世前立下遗嘱：禁止在奥地利以任何形式发表他的作品。他说：“我的国家不可以再制作我的戏剧、我的文章。为了我的国家，我要不再存在，我要消失，我要删除一切，我要从这个国家的历史中把我自己删除”。1991年，时任总理弗拉尼茨基公开表示，奥地利对纳粹罪行应负有责任。
作为公认的20世纪最伟大的德语作家之一，伯恩哈德生前似乎无时不刻都在用他的作品愤怒地批判着他的国家，并以此实现他对人类和世界的关怀。“麻木、迟钝、愚蠢、虚伪、低劣、腐败、卑鄙”是他常用的字眼。矛头所向从国家首脑到平民百姓，从政府机构到公共厕所。而这些批判，在今天看来，似乎都放之任何一个国家而皆准。也因此，即使对作品无感，舞台上的很多句子，也能不时触到大多数观众的痛点。
看上去，伯恩哈德的《英雄广场》是一部批判政治和民族反思的作品。然而，剧场的感受并非如此。事实上，如果伯恩哈德只是单纯把自己的祖国批判得体无完肤，这部作品也就不具备世界性。伯恩哈德除了对战争、政治和民族的自省，他更痛苦的似乎是人类的精神危机。在剧中他通过各种人物之口，讲述了精英文化被庸俗的大众文化所取代的现实和痛苦，但与此同时，伯恩哈德也对精英文化本身进行着自省和批判。
剧中的舒斯特教授作为犹太文化精英受到双重的精神压迫，但他也对周边的人，包括妻子女儿在内的亲人有着极权般的俯瞰和漠视。他无视妻子的反对坚持搬到英雄广场，而全剧最终，教授妻子在英雄广场呐喊欢呼的幻听巨响中，倒在了餐桌的盘中。

4个半小时！这两个大师的终极思考，没有一处废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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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广场》研讨会现场
《英雄广场》和去年的《伐木》看上去有很多的相似之处，都从葬礼开始，由晚宴结束，都通过人物的谈话表达对政府和现实的斥责、愤怒以及绝望。相比《伐木》更多聚焦于艺术和文化圈的生态，《英雄广场》的批判范畴似乎更为广泛，既有关于政治的，也有关于文化的，社会的。但从本质上来说，《英雄广场》其实是关于人类精神世界的崩塌，以及知识分子在这种崩塌秩序中不同形式的绝望，剧中的人们，决绝的自杀或者妥协的隐退，都不过是绝望的一种。
德国文学评论家、有“文学沙皇”之称的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曾说，“有些人读伯恩哈德觉得难受，我属于读他的作品觉得是享受的那些人之列。”这句话，同样适用于陆帕的这部戏剧作品。
这位评论家还说：“面对伯恩哈德的作品，我感到发怵，甚至害怕评论他的作品，因为找不到一种尺度去衡量。伯恩哈德不是我们中的一个，他太独立特行，是极端的另类。”这句话，更适用于在今天中国的戏剧环境里评价陆帕的导演艺术。演出过后，有专业的导演和演员对此剧不屑，其实大多来自于另一种观念体系。
《英雄广场》延续了陆帕在《伐木》中极为特立独行的导演风格和剧场美学。但比之《伐木》，似乎更为简单纯粹。在《伐木》里出现过的那些视频段落、那些跳进跳出的时空跳跃，在《英雄广场》里都没有了。4个半小时的三幕戏剧，发生在一天的两个空间，舞台几乎是空的，如果用两个字总结，所有人就干了一件事：闲聊。而在这闲聊的同时，有人熨衬衫、有人抽烟，有人坐着，有人吃饭。
陆帕选择让舞台上的时间和生活中的时间等比例存在。演员们在舞台上说话的方式，几乎和生活中一模一样。有很多时刻，演员甚至不说话。而这也是陆帕一直热衷的：“我爱那些没人说话的时刻，我对他们不说话的原因很有兴趣，其实我认为不说话比说话更重要”。这些，正是一部分观众感到无聊的原因。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无聊”都可以称之为艺术。伯恩哈德和陆帕的伟大，在于对这种无聊形式的选择，有着清晰并深刻的思考。陆帕在研讨会谈及为什么喜欢伯恩哈德，并选择了《英雄广场》这个作品时，其实也回答了自己用这样的导演方式处理4个半小时剧长的意义：
“这个剧的三幕发生在一天中，每一个都不一样，但却都是当天三个最空虚的时刻，三个最不发生事情的时间。别的作家，应该根本不会选择在这样的时刻说他的故事。但伯恩哈德说过，‘空的时刻里面，真正的人出现’。一个人如果平常忙着自己的事情，他只说他想要说的东西。空空的时间好像是一个心理的治疗，那时候他会冒出来自己根本不想说的东西。在他们能控制的那个时间，他们藏起来的东西，在空的时刻里面，好像虫子从土里面出来。”
陆帕甚至坦言，“伯恩哈德有一定虐待读者的倾向，让读者去面对那些时刻。这些平常普通人会觉得非常无聊、没有什么内容、不发生什么的时刻。但是有观看能力的人，会在这时候发现被藏起来的事”。
事实上，也并不是每一个观众都觉得这种“无聊”是一种“虐待”，即便身体的疲惫难以抗拒，但对于理解了这样“无聊”的观众而言，陆帕的“大道至简、大象无形”，是他和伯恩哈德真正大师的终极思考与选择。而经历过物理、美术、电影与剧场等领域的学习与训练,陆帕的剧场控制和导演功力，其实体现在每一处细节上，精准、高级、完美。
研讨会上的很多发言证明了这种剧场美学的被理解。德语戏剧专家李健鸣表示，这个剧的审美给他的印象尤其深刻：“我们看到的是三场戏，是三幅油画。第三幕的油画最后动了起来。通过演员的独白、音乐、调度，油画缓慢地动了起来。但是因为这个戏的特点是没有明显的戏剧冲突，它只是有一些对话、内心的独白，而且不是很像对话的对话。所以整个的音乐、调度，全部是按照这个节奏来的。”
文学评论家李静的解读也形象表达了戏剧对文学的妥帖的呈现：“伯恩哈德是一个地道的德国的剧作，有点像一个强劲的打击乐、摇滚乐，一个鼓点的节奏。但是在陆帕先生创作戏剧的过程中，就像把摇滚乐和打击乐转化成了弦乐，从二重奏、三重奏到最后一个弦乐的交响，把一个不和谐的呈现，转化成了另外一种属于波兰的戏剧节奏，一个非常超级自然主义的和谐的状态”。
当然，《英雄广场》的极端个性化，决定了要与之产生共鸣，需要太多的条件。如果对剧中批判的命题没有过思考、如果不是对类似问题有过绝望痛苦的经验，如果对这样的态度和表达全然不认同，如果看戏的时候人生志得意满，抑或还在为生计犯愁，都有可能对这部作品四个半小时逼叨逼的谈话，彻底无感。
但至少，还有濮存昕在演后谈上的一句话，可以作为走进剧场看《英雄广场》的意义：“今晚是不眠之夜，这种戏剧平静的力量，是我们不多见的，我们仿佛看到了我们不曾看到的东西，我们世界上还有这样的风景，文化还有这样的形态，戏剧还有这样的演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