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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以写意笔墨入现实图景 (评论: 极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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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0-6 06:1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来自:北京
贾平凹的创作量是大的,虽未至一年一部长篇的程度,却也达到令人有些目眩的四年三部。二〇一三年以降,接连写出《带灯》《老生》,如今又有了《极花》。贾平凹以实绩验证着作家或“坐家”的职业精神,其对现实社会的热爱或焦虑,尽从作品中投射出来:自《秦腔》以来,经《高兴》,至《古炉》,又达《带灯》《老生》《极花》,关注乡土社会的嬗变,城市弱势群体的生活与心理,时时返归民族史中的“惨刻”,又不忘“眼目前”令我们揪心的现实,于是我们从贾氏小说里看到了“维稳”、“非典”、“周老虎”等等,如今,《极花》落到了一个同样难以言说的点上——拐卖妇女。" m9 P" I* [% |- u3 P$ g- a  U* w( u* R

0 }+ _, N" c9 l1 p: j2 N9 U贾平凹对现实的关注一以贯之,但置诸小说的写法,他要的是“变”。《秦腔》和《古炉》,将散点透视的繁复琐细用到了极致,《带灯》中,大大削弱之,增加叙事的全知视角,而《老生》已全然是焦点透视;至于书中角色,传统意义的主人公在前四书中不复存在,而变为串线、串场人物,对故事起到一种勾连的作用,而非绝对的主角。新作《极花》,叙事视角已无散点投射的影子,而是凝聚于一个人的视角,“让那个可怜的叫着胡蝶的被拐卖来的女子在唠叨”,传统的主人公自然亦回归,当然就是胡蝶。更须强调的,乃写意笔墨,贾平凹自己说,“现代的小说,有太多的写法,似乎正时兴一种用笔很狠的、很极端的叙述。这可能更合宜于这个年代的阅读吧,但我却就是不行。我一直以为我的写作与水墨画有关,以水墨写文学,文学是水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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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B) b( I& t/ \6 n; K0 ?何谓文字写作中的写意笔墨?这似有些令人费解,不妨从举例中看看作者自己的解释:“还是那个苏轼吧,他诗词、文赋、书法、绘画无一不能,能无不精,世人都爱他,但又有多少人能理解他?他的一生经历了那么多艰难不幸,而他的所有文字里竟没有一句激愤和尖刻。他是超越了苦难、逃避、辩护,领悟到了自然和生命的真谛而大自在着,但他那些超越后的文字直到今日还被认为是虚无的消极的,最多被说到是坦然和乐观。”关联前面所言,所谓写意笔墨即豁然:不愿将小说写到“狠”、“极端”的程度,苦难固然困难,未必要用“激愤和尖刻”的态度去叙述,可以尝试某种超越,去表现现实与人性的复杂与暧昧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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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U3 g& B& Z7 I有这样一个对写意笔墨的认知,来观照《极花》,即更便于理解贾平凹的意图了。拐卖妇女,这样的题材直接关涉着“狠”、“极端”,想让其不“狠”、不“极端”反而是件难事,如何去处理,我想,贾平凹是寻觅到了一种平视的角度。寻觅,并非虚言,他曾诉说过创作中的煎熬,“这件事如此丰富的情节和如此离奇的结局,使我曾经是那样激愤,又曾经是那样悲哀,但我写下了十页、百页、数百页的文字后,我写不下去了,觉得不自在”,为何会有这种感觉,显然是感到了“狠”、“极端”,那就要找到新的角度切入,所谓平视,即由此而来。2 _4 q& E5 i! k$ W& l

6 f" s6 a7 C5 J8 J$ b4 f* ?. y4 o平视的角度,是不易的。如于购买被拐卖妇女的家庭,按我们平常的眼光,还能有什么好话语,大致离不开贫穷和愚昧交织、生殖与兽性联姻云云。而《极花》中,铺展开这样一个家庭的日常生活,及更大背景下的社会生态。黑亮家所处的山村,贫瘠偏远,女性流失出去,亦无人愿意嫁进来;大社会的发展与城市化进程,后果有许多,有好的,有不好的,落给小山村的自然是后者,无可抵御,亦无可奈何。这不是为小山村购买被拐妇女找什么借口,只是将这样的现实状况揭示出来,小说家不负责解决问题,他的职责是摆出两难处境。黑亮和他的父亲及瞎眼叔叔,并非恶人,反而心地都不错(但要注意,善良的人做起恶来,更令人不寒而栗),他们对待买来的媳妇胡蝶,几乎是倾其所有地供着、养着,只求胡蝶能踏实下心来,跟着过日子。这种行为的“恶”与心底的“善”的交缠,真是无法言说。而村民们视之,已习以为常,乃生活的常态,至于他们心底的想法,且以最后一幕,即警察解救胡蝶之时,村民与警察及记者进行几近殊死的搏斗,其中一个光棍汉猴子喊道:“你解救被拐卖妇女哩,我日你娘,你解救了我们还有没有媳妇!”这一句喊,道出了症结所在,全村的村民都来给黑亮家帮忙,不惜与警察打斗,表面上是为某家,实质上是为自己,一叶知秋,唇亡齿寒。社会最底层的许多问题(包括拐卖妇女)难以解决,根底就在这里,因为并非就事论事,某一问题不是孤立的,而是牵丝扯蔓,能扯出影响整个社会根基的“大背景”来,哪里是某些人(如警察)、某些团体(民间救助)能够解决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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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 J, @7 H% S- e* C还有胡蝶,被拐卖者,故事的核心。她身上发生的故事,不管是现实生活抑或法制案例,已发生过何止千次百次,表象化的惨状或麻木像,应已全无新鲜,但这些女性的心理状态到底怎样,又有多少揭示、袒露?《极花》塑造胡蝶这样一个角色,算是尝试,她的所有痛苦、焦灼、抗争,我们似曾相识(意味着无接受难度),而她的软化、犹疑乃至意欲“投诚”,我们未必不相识,却接受有障碍。贾平凹原本是想让胡蝶控诉,“却怎么写着写着,肚子里的孩子一天复一天地长着,日子垒起来,那孩子却成了兔子,胡蝶一天复一天地受苦,也就成了又一个麻子婶,成了又一个訾米姐。小说的生长如同匠人在庙里用泥巴捏神像,捏成了匠人就得跪下拜,那泥巴成了神”。这表明,胡蝶的心理状态是自己生长出来的,作者亦无法控制,只能顺延,至于旁人如何看,或只能见仁见智了。而胡蝶逃出小山村回到原来生活的环境,被异样的眼光与言语包围着,那又是任谁都不陌生的,在中国,女人是有原罪的,即使是受害者,逃得了实体的牢笼,逃不得如水银泻地般的无形禁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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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的此次以写意笔墨入现实,或存在力有未逮处,可以提出如许商榷。不过,其对中国现实社会的那种由衷的关爱,及对小说艺术的矻矻求索,是无疑问可得到看重的。小说家的社会良知,可能谈得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南通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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