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好莱坞黑历史和它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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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一个商业电影编剧，两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剧本奖，与他合作过的有亨利·方达、奥黛丽·赫本、保罗·纽曼、斯坦利·库布里克，却由于政治倾向被封杀、被关进监狱、失去作品署名权。直至死后多年，才恢复对自己笔下最著名的作品——《罗马假日》的所有权利。
编剧达尔顿·特朗勃（Dalton Trumbo）——《罗马假日》的作者，写出这部剧本时，国会正被麦卡锡主义者控制。特朗勃因为参加美国共产党上了“好莱坞黑名单”，《罗马假日》只能托编剧“伊恩·亨特”之名才得以正常制作上映，凭《勇敢的人》第二次获奥斯卡奖时，整个媒体圈都在猜获奖的“罗伯特·里奇”到底是谁，编剧本人只能在家里看着电视转播。
2015年他的故事被搬上大银幕，以《绝命毒师》中“老白”一角闻名的布莱恩·克兰斯顿主演并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提名。这部传记片《特朗勃》（Trumbo）从电影角度来看或许平铺直叙、中规中矩，这段遭政治搅动的好莱坞往事却值得讲述。

一段好莱坞黑历史和它的骄傲

特朗勃是个理想主义者。作为一个成功的剧作家，他有漂亮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洛杉矶北部山区的大庄园，庄园里养着马，过着富人的日子。加入美国共产党、举办集会、为建筑工人争取平等权利，纯粹出于对人性善良的信仰。
电影《特朗勃》中有一段男主角与女儿的对话，发生在他被指为“危险的激进主义者”，遭路人泼饮料之后。女儿忧心忡忡地问：爸爸，你是共产主义者吗？
特朗勃答道：我是共产主义者，但这并不犯法，或许你也是共产主义者呢。我们来测试一下吧：妈妈做了你最喜欢的午餐——火腿芝士三明治，这时你看见学校里有人没有午饭吃，你会怎么办？
女儿说：“和他们分享。”
“你不会让他们自己去找工作吗？——那你也是小共产党了。”
文人在政治问题上“太傻太天真”，放眼世界也是个常见现象。特朗勃被列上黑名单，随后接受传唤，在听证会不肯认罪提供名单，因“藐视国会罪”被判入狱。直到监狱服刑期间从广播中听到曾经的合作伙伴在听证会上吐出自己的名字，特朗勃才算认清现实。
在政治旋风中，有积极揭发可疑分子的专栏作家（海达·霍珀，海伦·米伦饰演），怕吃眼前亏当了墙头草的电影人，有积极参演“样板戏”的演员、好莱坞反共领袖、“维护美国理念影业同盟”主席约翰·韦恩。
入狱后特朗勃发现，监狱里放的就是约翰·韦恩主演的美国大兵“手撕鬼子”。

一段好莱坞黑历史和它的骄傲

海伦·米伦和布莱恩·克兰斯顿

一段好莱坞黑历史和它的骄傲

“维护美国理念影业同盟”
拯救左翼作家的是B级片制作人。被封杀的编剧们为了糊口，罪案片、僵尸片、大猩猩，只要赚钱什么片子都接，白天黑夜连轴写作，泡在浴缸里也在写，把儿子女儿发展成递送剧本的小地下工作者。
如此纯粹将写作当成一项“手艺活”反而轻松，政治风暴里没人能置身事外，但市场还在，导演总需要好故事，制片人和钱没有仇。
编剧伙伴质疑他疯狂写作B级片意义何在，特朗勃抵抗迫害的方法只有写作，直到1960年奥地利导演奥托·普雷明格公开将他署名为编剧，才算解除了电影行业对他长达十年的封杀，也成为打破“好莱坞黑名单”的第一次尝试。

一段好莱坞黑历史和它的骄傲

一段好莱坞黑历史和它的骄傲

把黑历史讲成一个抵抗体制压迫的英雄故事，是好莱坞的惯用套路。电影《特朗勃》算是每年奥斯卡提名名单上都会出现的一道菜——主旋律片。没错，电影行业曾经被意识形态控制，但我们还是拍出了好电影，有才华的编剧最终还是得到了他们应得的荣誉，证明体制具有自我纠正能力。
与特朗勃命运类似的还有《正午》（1952）、《桂河大桥》（1957）的编剧卡尔·福尔曼，同样在被列入好莱坞黑名单后化名写作，依旧获得奥斯卡奖。
代表电影工业的最高奖项在政治漩涡中保持独立，不问得奖人的身份或政治立场，只凭作品说话，这是好莱坞至今引以为傲的商业利益和艺术标准的双重胜利。
这部电影是一个精雕细琢的“奥斯卡种子”选手，改编自真实故事，追溯一段坚持美国核心价值斗争史，主题上维护了当下好莱坞的主流体系，选的是大牌实力演员，导演起用凭多部HBO政治剧（《选票风波》、《规则改变》、《政局边缘》）获得好评的杰伊·罗奇。
但或许是过于工整，除男主角提名外，《特朗勃》在颁奖礼上并无斩获。奥斯卡没有因为被谁拍马屁就给颁奖，作为行业协会奖，以同行的认可为评奖基准，这一点上奥斯卡表现得高冷又专业。
其实拍烂片不算什么问题，不让拍烂片的后果更糟，分不清什么是好片什么是烂片更可怕。一边有市场导向，一边有同行标准，特朗勃这样的写作者在好莱坞自有其立身之地。
今天看《罗马假日》，很难想象出它的作者蹲了近一年的监狱后，在大银幕上看到自己的作品署上别人名字上映时是什么心情，但人们对它的跨越时间的喜爱证明，对小情小爱的探讨才是不朽的。
在“娱乐至死”之前，先要警惕落入“1984”里创造的洁净社会的幻象，赫胥黎还是奥威尔，在这个选择题里，好莱坞是坚定的奥威尔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