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与聪明人待在一起很重要

南通亲子鉴定

加雷特·琼斯的这本书向我们有力地介绍了一个简单的真相：伴随在聪明人身边，比你想象的更重要。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已经记录并研究了智商对个体影响的多个方面，而近来的研究进一步表明，比起个体智商，一个国家的智商更为重要。正如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副教授加雷特·琼斯（Garett Jones）在近作《蜂群思维：国家智商何以比个体智商重要得多》书中说，国民智商的差异可以解释大多数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现象；一个人的智商指数可以大体预测他的脑容量、信息处理能力和薪资水平，而一个国家的整体智商指数与这个国家的整体繁荣息息相关。

通过对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科学等领域的大量数组的研究，琼斯发现，考虑到“正面溢出效应”（"positive spillovers"），国家层面的智力和认知水平比个人层面的更重要。在标准化IQ测试中表现好的个人，一般更有耐心、合作精神和更好的记忆力——这些素质也为复杂的现代经济体系所喜；对某个国家而言，如果邻国也是充满耐心、见多识广而善于合作的，那么这些优点在本国身上会表现得更明显，换言之，工蜂会在每个国家都创建起渗透着自身优点的“蜂群思维”，一旦建立了这种优化的“蜂窝”，则个体都会置于这种优化的影响中。

当然，通过更好的培训和教育，我们可以提升自己的智商，培养更高效的团队和更有合理的机构体制。在解释了智商高低何以造成国家之间的不同后，作者给读者留下了乐观预测：无论我们是通过改变工作、体制还是移民制度，只要人类致力于全球智商的提高，那么这一阶段显著的全球不平等，将只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小段时期。

核心故事：花瓶的比喻

琼斯这本新书的主要贡献，是记录了以下经验性规律：

假设现在你可以：A.让你自己的智商提高10个指数点；B.让你国家的国民（不包括你自己）的智商提高10个指数点——选哪一个，可以让你的收入增加更多？根据《蜂群思维》，正确答案应该是B。实际上，这两个选择的结果甚至都不算接近——后一个选择对你的收入的增加是前一个选择的6倍不止。

作者在书中花了很多篇幅来证明，为什么这个经验性规律是正确的。其中他讨论的大多数理由都是政治或者文化层面上的，例如，证据显示IQ值偏高的国家，政府腐败度也会少一些，还有来自实验室的证据表明，高IQ值的人比低IQ值的人更有合作性……这些理由和美国保守派在讨论限制移民政策时的论述差不多。

不过，更具创新性的是，作者还给出了一些微观经济层面上的理由，来解释这个经验性规律：当你和更高IQ值的人合作时，你的创造力和工作生产力会增加。

为此，作者设计了一个例子：“花瓶的比喻”。这也是本书的一个重点。书评Tim Groseclose评价说，琼斯的这个比喻可能没有罗纳德·科斯的“火车与稻田”例子那么具有开创性，但是足以和(i)亚当·斯密的“制针工厂”例子（用以解释了分工促进劳动生产力的理论）和(ii)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关于企业家关于“未用之船”（an unused ship）的例子（用以解释企业家都是“以他们所具有的有关其他人并不知道的那些一瞬即逝之情势的特殊知识为基础而在社会中发挥极大作用的”，对比某些特别的知识相对于大众知识的价值）的意义相媲美。


（注：庇古曾提出，火车要在田间经过，使火花飞到稻穗上，而火车的使用者没有给种稻的人予以补偿，所以社会的耗费是没有全部算在火车成本之内，庇古认为政府是应该干预的。科斯则力斥其非。1971年他的两个经济学家好友同游日本时，见到窗外的禾田，就想起庇古与科斯之争。于是就问火车上的管理员，究竟车轨附近的禾田，是否受到火车的损害而地价下降，管理员的回答正相反，车轨旁的禾田地价较高，因为火车将吃稻的飞鸟吓跑了！）

“花瓶比喻”从一个简化的假设开始：假设制作一个花瓶必须2人配合，一个人将花瓶塑造成形，另一个将之打包好。现在假设A组的两个工人A1 和A2 都是熟练工人，让他们担任流程的任一环节都可以保证不打破花瓶；B组的工人B1和B2两个工人则没那么熟练，在制作花瓶的任一环节里，他们每个人有50%的可能会打破花瓶。


现在假设你是工人A1，如果你和A2组成团队，那么你们每次劳动都可以得到一个花瓶；如果你和B1或者B2组成团队，那么每次只有50%的可能会成功制造一个花瓶。因此，和A组队，你的生产力比和B组更高。B工人的情况也是一样，B组和A组工人结成团队时，生产效率比和B组内部的工人效率高。

那么如果你是花瓶公司的经理，你想要生产尽可能多的花瓶，你是选择(i)让A1和A2组队，B1和B2组队，还是 (ii) 让A1和B组的其中一人组队、A2和B组的任意一人组队？

来做做这个算术，会发现很明显是第一种策略更有利：A组的员工的花瓶生产成功率是100%，B组员工的生产成功率是25%，因此，在第一种策略里公司每一次劳动可以得到1.25个花瓶；在第二种策略里，每次劳动都是50%的成功率，公司每次只能预期得到1个花瓶。

作者用这个例子解释了为什么劳动之间的效率通常是互相影响的，尤其是，如果你的同事更高效，你自己的效率也会更高。

这个“花瓶比喻”引伸出的另一层结论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公司的经理（或者某经济区的中心计划者），那么你的最佳策略是把最优秀的员工聚拢在一个项目里，而不是把他们分散在差一些的员工里。

悲观的启示：让聪明人只和聪明人在一起

由这个最佳策略可以延伸思考到欧美国家的移民政策，它所暗示的结论正好应和了美国保守派唐纳德·川普和安·库尔特限制移民政策的观点。只不过长期以来，唐纳德·川普和安·库尔特在大都是搬出政治和文化上的理由做后盾，比如认为更多的移民会导致犯罪，增加美国采取更左翼政策的可能性……“花瓶比喻”则提供了经济学上的支撑：当美国允许更多低技能的移民进入国家时，会降低国民的生产效率。

不过“花瓶比喻”更深刻的影响不仅在于考虑欧美国家的利益。主张限制移民的人通常只是从自己国家的角度立论，他们很少讨论开放的移民政策对于潜在移民的好处，是否大于对美国本土居民的伤害，也就是净效应（net effect）。

琼斯则是从全球之视野来考虑的，而结论是：开放的移民政策的净效应是负的。例如，假设你是联合国秘书长，你对全世界的经济总量（而不是一国的经济）抱有关切的话，花瓶比喻其实就是在暗示你：应该要把这世界上最聪明的人集中在少数的国家里。你会支持比如让美国限制从整体智商值更低的国家开放移民，从而保证提高全世界的经济总产出。

乐观的预测：全球不平等将只是人类历史中的一小段

尽管“花瓶比喻”推导结论可能会让主张限制移民的保守派高兴，这本书的另一个结论则可以让进步派受益，这个推导跟“弗林效应”（Flynn effect，指智商测试的结果逐年增加的现象）有关。

“弗林效应”由哲学家詹姆斯·弗林（James R. Flynn）发现——在过去半个世纪中，所有发达国家年轻人的智商指数均出现了持续增长，比如从1932年至1978年，美国年轻人的IQ平均指数提高了近20点。这种在短短期限内平均智商指数升高如此多的现象，让大多数IQ研究者相信这种拔升不可能是由人类的基因的改善导致的。尽管一些研究者认为这背后有弄虚作假的因素，比如越来越多人知道了标准IQ测试会考什么，不过弗林认为并不是这样


弗林检查了早期IQ标准测试里受试者的回答，认为人们的确是变得更聪明了。具体地说，是人们在抽象思维能力上变强了。例如，当提问“如果猪会飞，你觉得这会让猪肉变得更好吃还是更难吃？”弗林说，80年前很大一部分的人们甚至没办法进行这样的思考，他们可能会回答：“但是，猪不会飞啊！”，而不是考虑这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

总的来说，琼斯和弗林的想法相契合，弗林还为《蜂群思维》这本书在封底写下了推荐语：“100多年来，我们都忽视了在人们的认知能力进步里，国家之间的差别的重要意义，现在这本书正是对症下药，帮我们打开眼界。”

琼斯认为，如果接下来的80年我们可以再一次经历“弗林效应”，对于人类的发展会大有裨益，尽管他并没有在书中特别详细地阐述这一点，不过可以推导的是，作者会支持一定会支持政府的致力于提高公众智力的项目。书评作者Tim Groseclose还认为，这本书还值得在行文上予以赞扬，尽管它援引不少了复杂的经济和统计学概念，不过写得可读性很强，非专业人士也能愉快地读完，有这种写作本事的作者不多了。

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Tyler Cowen 评论说：加雷特·琼斯的这本书向我们有力地介绍了一个简单的真相：伴随在聪明人身边，比你想象的更重要——我们所处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个真相塑造的，只不过很少人正面谈论过它。